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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复杂性的挑战（第1页）

来自复杂性的挑战

除了一个关键的区别之外，泰勒的故事与前几章的故事颇为相似。他面前的道路泥泞不堪，他与那家法律事务所的关系有如坐“过山车”，每隔几个月就会出些意想不到的状况。对于他的上司会手脚麻利地在他成功的时候攫取荣誉，在他失败的时候出言谴责，泰勒心里很清楚，不会哄自己。作为一名成功的销售代理，泰勒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资本，但他并不想卤莽地拿它来冒险。同时，他也不想在这个服务器的问题上洗手不干，放弃了事。不管是出于专业的还是个人的考虑，他对于整个事情非常在意。所以他争取到了一些时间，而现在需要做的是拿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泰勒的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面对的复杂性有许多层次。事实上，正是由于有这么多层次的复杂性，使他的故事倾向于被当做一种特殊情况而排除在外。例如，在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中从来没有什么波特率、带宽，或是千兆字节。为了解决一个伦理问题，他们通常没必要去了解服务器、网络连接和网络结构。总之，技术人员会遇到泰勒这样的问题，但其他人一般不会。

泰勒的故事只是看上去特殊而已，其实，很难说它是不寻常的：在当今世界上，伦理问题往往是与技术复杂性搅和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科学与技术几乎无所不在。例如，自动技术的全能通才现在差不多成了正在消失的一类人——他们能修好风扇皮带，但是却对夜视屏幕的不稳定像素束手无策。医药行业很快地就分化为成百上千类晦涩难懂的次级专业。农业技师、园林设计师、高尔夫球场经理都会参考《草皮保养数学》，这本书都已经出到了第三版，它应用数学原理来提供许多播种、灌溉、杀虫方面的指南。。所以如果什么人想知道某位技术人员、某位大夫、某位高尔夫球场经理在处理工作上的问题时是否负责尽职，他们可能就需要一些特定的、技术化的专门知识。

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是如今问题复杂性的惟一来源。在大多数组织里，聘用和解雇都必须符合复杂的法律要求。例如，丽贝卡·奥尔森不能直接解雇理查德·米勒．她必须首先咨询一名专长于解雇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工法律师。现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实践也极其错综复杂，而且常常像中世纪神学那样难于索解。还比如，现在，金融财务已经成了各种高深的数学应用的一个分支。而且，为了确定公司能够符合法律、金融以及其他方面的要求，管理者还制定了许多复杂的内部政策——就像指导“双赢”计划的政策一样。

今天的组织成了由专家和专业技能构成的网络，而今天的经济则成了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人员所构成的网络。而且即使管理者们下班回家，这些复杂性也不会消失。在过去，如果一个该子在学校遇到了麻烦，家长会去找老师解决。如今，他们会去咨询专门的顾问。据说我们所有的厨房设备很快都会与因特网连接，这意昧着把烤炉里的面包屑摇晃掉有可能会使整个房屋的管理系统崩溃。

我们常常会听到知识爆炸（explesion）的说法，但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知识内爆（implosion）的环境。往日那些简单的事物和简单的行为里，塞满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专长．以及各种各样的复杂性。这些变化使我们获益匪浅——毕竟没有人想要享用史密森尼（smithsonian）。博物馆中所展出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那样的医疗设备，它们大多数是生锈的手术刃和镊子。我们希望那些专家用“聪明的”计算机化的设备来为我们治疗。

然而由于生活和工作不断地分为越来越细致的复杂领域，我们不得不对传统的领导模式重新加以思考。我们尤其需要认识到，高尚的原则、足够的勇气以及好的性格是必要的，但往往还很不够。这不是因为它们很难去代替专门的知识——事实上，它们根本就无法去代替。反而，强烈的信仰可能会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那些对于务实的、负责的行为来说相当关键的特性和细微的差别。它会诱使他们把自己的意见简单地以道德来解释，轻易做出决定．在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贸然行事。

但是讨论到这儿又会引起一些新的争议。随着复杂范畴的不断增加，似乎看起来越来越多的事情，包括许多伦理问题，都应该交由专家们去解决。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有很多经验，他们知道公式和规则，并且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和细微的差别。似乎我们看到眼前的门上贴着这样的标识——“业余人士，请勿入内”。

沉静型领导者并不同意这个结论。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失败主义的论调罢了。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他们之所以深人一些问题，是因为他们把那问题当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所行动是因为他们非常关心，即使身处逆境，他们也会坚持到底。他们从不打算袖手旁观，把问题交给什么专业人士去解决。

但是，尽管沉静型领导者不同意这个结论，他们对其背后所蕴涵的道理还是非常接受的。

当他们碰到事情的复杂性问题时，他们能够发现并且认知。他们很清楚，无论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亚里斯多德的思想，还是拥有多么好的性格，都不能取代对于难懂的条文细节含义的把握。

沉静型领导者一般都很谦虚谨慎：他们知道自己对哪些东西不了解，而且也并不打算用道德上的热情来代替复杂的事实。

泰勒对这一切都非常了解。他觉得他的上司相当软弱，爱玩弄政治，而“双赢计划”不公平地对大客户及其代理意存偏袒，公司高层在玩弄手段，故意在怎样才算遵守规则的问题上发布一些含糊混淆的信息。但他同样知道，发起或者卷入一场反对以上任何问题的对抗都是很难有什么效果的。不过，他没抱怨这些局限性和复杂性，而是想方设法地克服它们，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