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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投资（第1页）

明智投资

教授们有时候会建议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在银行里存上一笔钱，作为一个“见鬼去吧”（gotohell）的账户。如果他们被逼迫去做一些违法的或不道德的事情，有这笔基金做后盾，他们可以迅速提出辞职。这一建议听起来既聪明又现实。但是，对于那些看到了某个问题并且想要解决它的人来说，这算是个好主意吗?

首先，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炒老板的鱿鱼并让他“见鬼去吧”可能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情，但它往往改变不了任何事情。《X一代》的作者道格拉斯卡·普兰德把这种做法描述为一种“情绪像番茄酱瓶子爆裂一般爆发……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憋在心里．有朝一日突然全部爆发，让老板和朋友大吃一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以为一切都挺不错的呢。”另一种选择是平静无声地离开你的岗位，但这往往同样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由于沉静型领导者们希望能够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他们往往会选择一种更困难的处事方法，这需要真正的道德上的勇气：他们会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处理那些问题。然而，在他们采取有风险的、不确定的行动之前，这些领导者们会做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他们会计算自己究竟掌握了多少“资本”。他们统计的并不是现金，而是一些更复杂、更重要的东西——政治资本。

这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东西，主要是指一个人在工作上的声誉和群众关系。因此它是触摸不到的、捉摸不定的。换句话说，政治资本大部分的内容取决于别人心里的看法。由于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它的数量或是将其放人金库，政治资本可以说是组织生活中的硬通货。当沉静型领导者们对某一棘手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关心他们在这件事上到底冒了多大的风险，大概能得到多少投资回报。

他们采取的方法与传统的模式显然大异其趣，传统模式认为真正的领导者对组织资本并不在意。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主见和信奉的原则出发的。他们想要做的是正确的事，不是因为它会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这种典型观点的言外之意是道德行为理所当然应该是不舒服的，有所牺牲的，有时甚至是相当痛苦的。做正确的事的感觉应该像是去看牙医一样。如果做了善行义举却又毫发无损，或者实际上取得了收益，传统的观点就会对其表示怀疑了。

沉静型领导者们深知领导之道和负责尽职之举的成本可能很高，但他们把这视做生活中的一件憾事。一些世间少有的、英雄主义的领导者为了高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多干几十年工作的话，恐怕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从小处来讲，如果能够降低时间成本和不方便的程度，会有更多的人乐于去做志愿者的工作。由于“苦行者道德”一直都很合某一些人的胃口，出于在生活中伦理行事永远都比“上网冲浪”要更具挑战，这始终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沉静型领导者对做正确的事进行考虑的时候，持的是另一种观点。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浪漫主义者。他们知道看上去简单而常见的问题有时是复杂而有风险的。因此，在他们拿自己的政治资本去冒险以前，他们会仔细斟酌风险和回报。在一个复杂不定的世界里，他们谋求的是以最小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尽可能大的作用。而对他们来说．最好是能够做到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改善世界的面貌，与此同时，让他们的声誉和群众关系有所提高。丽贝卡·奥尔森在逼迫理查德·米勒离职的时候，做到了这一点。为了医院的利益，她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同时也赶走了一个强大的敌手，赢得了委员和员工们的尊敬。

领导者们拒绝浪费他们来之不易的政治资本，希望在用它们进行投资的时候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对拿自己的生计、声誉和前途来冒险不感兴趣，而且也不会把为争取公民权利、人身自由或者国家地位的英勇奋斗与日常组织生活中的伦理难题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想法更像是一个投资者，而不是一个想要成为英雄的人。

这种方法听起来可能显得精于算计和心胸狭隘。它缺少恢弘的气度。甚至不能算是个振奋人心的方式。但在考虑何时和如何去做正确的事的时候，它不失为一条有力而实际的途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将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案例。第一种强调的是勇气和自我牺牲，另一种则注重对成本和收益持谨慎、警觉和小心的态度。其中．第二种方法显得更加寓于启发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