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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品 不受不贪分（第1页）

二十八品不受不贪分

【原文】

“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

【译文】

［释迦牟尼佛说：］“须菩提!，如果有一位菩萨，用满恒河沙相等数量的世界中的七宝来进行布施。如果另一位菩萨懂得一切事物都没有自己的真实本性，［人们所说的功德，］成就于对佛教真理的认同，那么这位菩萨所得到的功德，将胜于前一位菩萨。”［须菩提问：］“为什么呢?”［佛回答说：］“须菩提，这是因为所有的菩萨都不接受福德。”须菩提问佛说：“世尊，为什么菩萨不接受福德呢?”

【智慧故事】

救苦救难观世音——中国民众的菩萨观

中国是北传佛教发展史上的大本营，所应北传佛教在中国也就搞得最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由是传承至今。细究其原因，则不难发现，北传佛教在大本营中国是以大乘佛教为主的大小乘并举传播。与原始佛教一样，由于大乘佛教一方面有正视众生诸苦的苦辱观，另一方面还具有自身独特的救世观，倡导众生平等和普度众生，因此在中国传播的大乘佛教的菩萨观念也就特别的容易深入人心，并因此而世代流传。

佛教的这种苦辱观是其所特别容易深入人心的教义基础之一，也是其易于在中国世代流传的重要教义基础。这是因为佛教的苦谛义认为，人生即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等如此诸多的苦。一言以蔽之，人生就是苦难，人生即苦海。这种苦难观或者说苦辱观，就特别的容易打动中国民众的心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基督教文化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罪感文化，那么佛教由此则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苦感文化。加之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佛教这种作为一种苦感文化的宗教，在与一个苦难众多的民族诉说苦难时，就会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变得特别容易沟通，理性上也就特别容易趋同。

而大乘佛教的救世观则是其在中国取得重大传教成果的另一重要教义基础。大乘佛教的核心教义就是众生平等和普度众生。众生平等的概念，基本上类同于土生土长的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而所谓的普度众生，也就是要救人救世。在对普度众生这一教义的论述上，释迦牟尼在生前讲经说法时，就以宗教神话故事的形式，在比喻说法过程中，塑造了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诸多救苦救难、救人救世的菩萨形象。尤其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的形象，更是在中国民众之中深得人心。人在苦难中，谁都希望能够得到同情和救助，于是，观音菩萨这位一听到呼救即赶来来救助的菩萨，也就深受中国民众的特别信仰和崇拜。正是这些原因的存在，才使得民众渴望救星的情感趋向和心理愿望，成为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宗教文化传统。

但纵观中国民众菩萨观中的救星观和观音观，有其切合大乘教义的一面，同时也存在有其背离教义的一面。

切合大乘教义的一面是，大乘教义中的核心教义就是众生平等和普度众生。菩萨作为觉悟且又是有情的觉悟者，本来也就应当以普度众生为终身己任。否则，也就做不了菩萨。既然菩萨已经作了菩萨，那么就应当对菩萨之职位尽职尽责。且在普度众生时，还要像释迦牟尼在经文中所讲到的那样无我、忍辱、不受和不贪。

中国民众的菩萨观中，背离大乘教义的一面也同样存在。按照释迦牟尼在本经中所广泛运用的三段论说法即是：所谓菩萨者，即非菩萨，是名菩萨。意思也就是，菩萨也只不过是教人领悟人生真谛，解脱人生烦恼，从而获得自身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智慧和信仰的一种名义，一种方便说法而已。

这也就是自大乘佛教传人中国之后，即便没有谁见过金身、银身、铜身、铁身、石身或泥身菩萨度人，也没有准见过观音度人，但大家还是信仰菩萨。释迦牟尼所不断强调的另外的一点是，所谓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在此，他也就是说，众生自性有佛，自心即佛。只要能够自性不迷，自心开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众生也就都能自觉觉他，自救救他，自度度他，众生也就都是自身的菩萨，他人的菩萨。

但在上述意义中，中国民众的菩萨观，确实是缺乏这种“我也是菩萨”的定位观念，也就是缺乏一种我要自度也要度他的观念。正是这种“我也是菩萨”观念的缺乏，才使得中国民众的菩萨观成为了一种被动的菩萨观，其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等待被度和等待被救观念倾向。这也就是中国民众的菩萨观背离大乘佛教原教旨主义的一面。

你可以是菩萨，我也可以是菩萨，他也可以是菩萨，这种多人称的菩萨观，才是真正切合大乘菩萨道的原旨教义的菩萨观，才是切合现代社会文明的宗教文化心态。

【原文】

“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说不受福德。

【译文】

［佛回答说：］“须菩提，菩萨对他所作下的福德，不应当贪得与拘泥，［因为福德也是虚幻不实的假象，］所以说菩萨不接受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