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杨伯峻论孔子（第1页）

杨伯峻论孔子

杨伯峻简介：

杨伯峻（1909～1992），原名杨德崇，湖南省长沙市人，著名语言学家。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历任中学教员、冯玉祥将军研究室成员、广东中山大学讲师、湖南《民主报》社社长、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处长、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华书局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等。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译注方面。

孔子名丘，字仲尼，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卽公元前五五一年），一说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史记·孔子世家》），相差仅一年。前人为此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在不必。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卽公元前四七九年。终年实七十二岁。

孔子自己说“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就是说他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因为距离宋国始祖已经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见《左传》桓公元年和二年）。据《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出奔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因此孔子便成为鲁国人。

殷商是奴隶社会，《礼记·表记》说：“殷人尚神”，这些都能从卜辞中得到证明。孔子也说：“殷礼，吾能言之。”（3。9）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衰亡、新兴封建制逐渐兴起的交替时期。孔子本人，便看到这些迹象。譬如微子篇（18。6）耦耕的长沮、桀溺，不但知道孔子，讥讽孔子，而且知道子路是“鲁孔丘之徒”。这种农民，有文化，通风气，有自己的思想，绝对不是农业奴隶。在孔子生前，鲁宣公十五年，卽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卽依各人所拥有的田地亩数抽收赋税，这表明了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奴隶社会的情况。天下的土地全是天子的土地，天子再分封一些给他的宗族、亲戚、功臣和古代延续下来的旧国，或者成为国家，或者成为采邑。土地的收入，大部为被封者所享有，一部分还得向天子纳贡。土地的所有权，在天子权力强大时，还是为天子所有。他可以收回，可以另行给予别人。这种情况固然在封建社会完全确立以后还曾出现，如汉代初年，然而实质上却有不同。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已经消灭了农业奴隶，而且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奴隶社会，从事农业的基本上是奴隶，土地既是“王土”，当然不得自由买卖。鲁国的“初税亩”，至少打破了“莫非王土”的传统，承认土地为某一宗族所有，甚至为某一个人所有。一部《春秋左传》和其它春秋史料，虽然不曾明显地记载着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但出现有下列几种情况。已经有自耕农，长沮、桀溺便是。《左传》记载着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出生后五年或六年），申鲜虞“仆赁于野”，这就是说产生了雇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鲁国的季氏“隐民多取食焉”，隐民就是游民。游民来自各方，也很有可能来自农村。游民必然是自由身份，才能向各大氏族投靠。春秋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有时参与政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着郑国商人弦高的事。他偶然碰着秦国来侵的军队，便假借郑国国君名义去犒劳秦军，示意郑国早有准备。昭公十六年，郑国当政者子产宁肯得罪晋国执政大臣韩起，不肯向无名商人施加小小压力逼他出卖玉环。到春秋晚期，孔子学生子贡一面做官，一面做买卖。越国的大功臣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后，便抛弃官位而去做商人，大发其财。这些现象应该能说明两点：一是社会购买力已有一定发展，而购买力的发展是伴随生产力，尤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没有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是不容有较快较大发展的。于是乎又可以说明，田地可能自由买卖了，兼并现象也发生了，不仅雇农和游民大量出现，而且商人也可以经营皮毛玉贝等货物，经营田地和农产品。

至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传统，更容易地被打破。周天子自平王东迁以后，王仅仅享有虚名，因之一般士大夫，不仅不是“王臣”，而且各有其主。春秋初期，齐国内乱，便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之战。管仲和召忽本是公子纠之臣，鲍叔牙则是小白（齐桓公）之臣。小白得胜，召忽因之而死，管仲却转而辅佐齐桓公。晋献公死后，荀息是忠于献公遗嘱拥护奚齐的，但另外很多人，却分别为公子重耳（晋文公）、公子夷吾（晋惠公）之臣。有的甚至由本国出去做别国的官，《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便述说若干楚国人才为晋国所用的情事。卽以孔子而言，从来不曾做过“王臣”。他从很卑微的小吏，如“委吏”（仓库管理员），如“乘田”（主持畜牧者——俱见《孟子·万章下》），进而受到鲁国权臣季氏的赏识，才进入“大夫”的行列。鲁国不用他，他又臣仕于自己讥评为“无道”的卫灵公。甚至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党羽佛佾盘踞中牟（在今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之间），来叫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去。（17。7）这些事例，说明所谓“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的变迁，被人轻视，甚至完全抛弃了。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公元前五四六年，卽孔子出生后五、六年，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兵大会。自此以后，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少了，而各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权臣间或者强大氏族间的你吞我杀，却多起来了。鲁国呢，三大氏族（季氏、孟氏、仲氏）互相兼并现象不严重，但和鲁国公室冲突日益扩大。甚至迫使鲁昭公寄居齐国和晋国，死在晋国边邑干侯，鲁哀公出亡在越国，死在越国。

这种动**和变革，我认为是由奴隶社会崩溃而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引起的。根据《左传》，在孔子出生前十年或十一年，卽鲁襄公十年，鲁国三大家族便曾“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这就是把鲁君的“三郊三遂”（《尚书·费誓》）的军赋所出的土地人口全部瓜分为三，三家各有其一，而且把私家军队也并入，各帅一军。但三家所采取的军赋办法不同。季氏采取封建社会的办法，所分得的人口全部解放为自由民。孟氏采取半封建半奴隶的办法，年轻力壮的仍旧是奴隶。叔孙氏则依旧全用奴隶制。过了二十五年，又把公室再瓜分一次，分为四份，季氏得一半，孟氏和叔孙氏各得四分之一，都废除奴隶制。这正是孔子所耳闻目见的国家的大变化。在这种变革动**时代中，自然有许多人提出不同主张。当时还谈不上“百家争鸣”，但主张不同则是自然的。孔子作为救世者，也有他的主张。他因而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还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16）

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26）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必说了。在卫国，被卫灵公供养，住了较长时间，晚年终于回到鲁国。大半辈子精力用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他对后代的最大贡献也就在这里。

孔子的世界观，留在下面再谈。我们先讨论孔子思想体系卽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渊源。我认为从有关孔子的历史资料中选择那些最为可信的，来论定孔子的阶级地位、经历、学术以及所受的影响等等，这就可以确定孔子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渊源。

第一，孔子纵然是殷商的苗裔，但早巳从贵族下降到一般平民。他自己说：“吾少也贱。”足以说明他的身世。他父亲，《史记》称做叔梁纥，这是字和名的合称，春秋以前有这种称法，字在前，名在后。“叔梁”是字，“纥”是名。《左传》称做郰人纥（襄公十年），这是官和名的合称。春秋时代一些国家，习惯把一些地方长官叫“人”，孔子父亲曾经做过郰地的宰（卽长官），所以叫他做郰人纥。郰人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死去，只留得孔子的寡母存在。相传寡母名征在。寡母抚养孔子，孔子也得赡养寡母，因之，他不能不干些杂活。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6）鄙事就是杂活。委吏、乘田或许还是高级的“鄙事”。由此可以说，孔子的祖先出身贵族，到他自己，相隔太久了，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他做委吏也好，做乘田也好，干其它“鄙事”也好，自必有一些共事的同伴。那些人自然都贫贱。难道自少小和他共事的贫贱者，不给孔子一点点影响么？孔子也能够完全摆脱那些人的影响么？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孔子是鲁国人。在孔子生前，鲁国政权已在季、孟、仲孙三家之手，而季氏权柄势力又最大。以季氏而论，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当奴隶制度衰落时，他分得“公室”三分之一，便采用封建的军赋制度；到昭公五年，再“四分公室”，其它二家都学习他的榜样，全都采用封建军赋制度。这是他的进步处。但鲁昭公自二十五年出外居于齐国，到三十二年死在干侯，鲁国几乎七年没有国君，国内照常安定自不必说，因为政权早巳不在鲁昭公手里。但季氏，卽叫季孙意如的，却一点也没有夺取君位的意图，还曾想把鲁昭公迎接回国；鲁昭公死了，又立昭公之弟定公为君。这不能说是倒退的，也不能说是奇怪的，自然有它的原由。第一，正是这个时候，齐国的陈氏（《史记》作田氏）有夺取姜齐政柄的趋向，鲁昭公三年晏婴曾经向晋国的叔向作了这种预言，叔向也向晏婴透露了他对晋国公室削弱卑微的看法。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国家由权臣取代君位的，季氏还没有胆量开这一先例。何况鲁国是弱小国家，齐、秦、晋、楚这些强大之国，能不以此为借口而攻伐季氏么？第二，鲁国是为西周奴隶社会制作礼乐典章法度的周公旦后代的国家，当时还有人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还说：鲁“犹秉周礼”（闵公元年）。周礼的内容究竟怎样，现在流传的周礼不足为凭。但周公姬旦制作它，其本意在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可以肯定的。这种传统在鲁国还有不小力量，季氏也就难以取鲁君之位而代之了。孔子对于季氏对待昭公和哀公的态度，是目见耳闻的，却不曾有一言半语评论它，是孔子没有评论呢？还是没有传下来呢？弄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说明一点，卽孔子作为一个鲁国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受鲁国的特定环境卽鲁国当时的国情的影响。当时的鲁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卽有改革，而改革又不彻底，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上。

第三，孔子自己说“信而好古”。（7。1）他的学子子贡说他老师“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9。22）孔子自己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可见孔子的学习，不但读书，而且还在于观察别人，尤其在“每事问”。（3。15）卽以古代文献而论，孔子是非常认真看待的。他能讲夏代的礼，更能讲述殷代的礼，却因为缺乏文献，无法证实，以至于感叹言之。（3。9）那么，他爱护古代文献和书籍的心情可想而知。由《论语》一书来考察，他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9。15）命令儿子学诗学礼。（16。3）自己又说：“五十以学《易》。”（7。17）《易》本来是用来占筮的书，而孔子不用来占筮，却当作人生哲理书读，因此才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引用《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结论是“不占而已矣”。（13。22）他征引过《尚书》。他也从许多早已亡佚的古书中学习很多东西。举一个例子，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他曾为仁作一定义“克己复礼”。（12。1）然而这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自己的话，在古代一种“志”书中，早有“克己复礼，仁也”的话。那么，孔子答对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不过是孔子的“古为今用”罢了。孔子对他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16。13）这本是孟僖子的话，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说这话时，孔子还不过十七、八岁，自然又是孔子借用孟僖子的话。足见孔子读了当时存在的许多书，吸取了他认为可用的东西，加以利用。古代书籍和古人对孔子都有不小影响。

第四，古人，尤其春秋时人，有各种政治家、思想家，自然有进步的，有改良主义的，也有保守和倒退的。孔子对他们都很熟知，有的作好评，有的作恶评，有的不加评论。由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对他们的看法和取舍，反过来也可从中看出他们对孔子的影响。子产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又是郑国最有名、最有政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孔子对他极为赞扬。郑国有个“乡校”，平日一般士大夫聚集在那里议论朝廷政治，于是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不肯，并且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时孔子至多十一岁，而后来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孔子以“仁”来赞扬子产的极有限的民主作风，足见他对待当时政治的态度。他讥评鲁国早年的执政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智）”。其中有压抑贤良展禽（柳下惠）一事（《左传》文公二年），而又赞许公叔文子大力提拔大夫僎升居卿位。用人唯贤，不准许压抑贤良，这也是孔子品评人物标准之一。又譬如晋国有位叔向（羊舌佾），当时贤良之士都表扬他，喜爱他。他也和吴季札、齐晏婴、郑子产友好，孔子对他没有什么议论，可能因为他政治态度过于倾向保守罢。春秋时代二三百年，著名而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他们的言行，或多或少地影响孔子。这自是孔子思想体系渊源之一。

以上几点说明，孔子的思想渊源是复杂的，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研究孔子，不应当只抓住某一方面，片面地加以夸大，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孔子是殷商苗裔，又是鲁国人，这两个国家比其它各国更为迷信。以宋国而论，宇宙有陨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常见之事，宋襄公是个图霸之君，却还向周内史过问吉凶，使得内史过不敢不诡辞答复。宋景公逝世，有二个养子，宋昭公——养子之一，名“得”，《史记》作“特”——因为作了个好梦，就自信能继承君位。这表示宋国极迷信，认为天象或梦境预示着未来的吉凶。至于鲁国也一样，穆姜搬家，先要用《周易》占筮（《左传》襄公九年）；叔孙穆子刚出生，也用《周易》卜筮（《左传》昭公五年）；成季尚未出生，鲁桓公既用龟甲卜，又用蓍草筮（《左传》闵公二年），而且听信多年以前的童谣，用这童谣来断定鲁国政治前途。这类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荒谬。其它各国无不信天、信命、信鬼神。这是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现象，唯有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而又有勇气的，才不如此。以周太史过而论，他认为“陨星”是“阴阳”之事，而“吉凶由人”，因为不敢得罪宋襄公，才以自己观察所得假“陨星”以答。以子产而论，能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却对伯有作为鬼魂出现这种谣传和惊乱，不敢作勇敢的否定，恐怕一则不愿得罪晋国执政大臣赵景子，二则也不敢过于作违俗之论罢！

孔子是不迷信的。我认为只有庄子懂得孔子，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篇》）庄子所说的“圣人”无疑是孔子，由下文“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可以肯定。“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东西。所谓“存而不论”，用现代话说，就是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实际上也就是不大相信有。

孔子为什么没有迷信思想，这和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很有关系。他说过，“多闻阙疑”，“多见阙殆”。（2。18）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足见他主张多闻、多见和学思结合。“思”什么呢？其中至少包括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卜筮，相信鬼神，孔子却想不出它们存在的道理。所以他不讲“怪、力、乱、神”。（7。21）“力”和“乱”，或者是孔子不愿谈，“怪”和“神”很大可能是孔子根本采取“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臧文仲相信占卜，畜养一个大乌龟，并且给它极为华丽的地方住，孔子便批评他不聪明，或者说是愚蠢。（5。18）一个乌龟壳怎能预先知道一切事情呢？这是孔子所想不通的。由于孔子这种治学态度，所以能够超出当时一般人，包括宋、鲁二国人之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7）不但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卽六合之内，也有存而不论的。

我们现在来谈谈孔子有关天、命、卜筮和鬼神的一些具体说法和看法。我只用《论语》和《左传》的资料。其它古书的数据，很多是靠不住的，需要更多地审查和选择，不能轻易使用。

先讨论“天”。

在《论语》中，除复音词如“天下”、“天子”、“天道”之类外，单言“天”字的，一共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别人说的，孔子自己说了十二次半。在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个意义：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一是义理之天。自然之天仅出现三次，而且二句是重复句：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19）巍巍乎唯天为大。（8。19）

义理之天，仅有一次：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

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较多，依出现先后次序録述它：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6。28）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吾谁欺，欺天乎！（9。12）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