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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论孔子（第2页）

（1）吴承仕的始于景武间鲁共王坏孔壁说。“景武之际，鲁共王坏孔壁而得《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受之，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局，《论语》之学始有专师。”（《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按此说是根据王充《论衡·正说》所谓“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弟子，章是经古文学派，吴承仕也继承经古文学派的观点，而对此事信以为真。鲁共王系景帝之子，但他坏孔壁事的传说，只见于《汉书》，不见于《史记》，还不免被后人怀疑。如康有为便有“刘歆伪《古文论语》托称出孔子壁中”（《论语注序》）之说。

（2）周予同的命名始于《礼记》，名称使用实始于汉后说。“《论语》的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及《孔子家语·弟子解》。《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伪造，不足凭信；《坊记》，沈约以为出于子思子，当具有史料价值。则《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王充《论衡·正说》篇以为孔安国授鲁人扶卿，始名《论语》，其实不可信。不过《论语》名称使用的确定，实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或单称为《语》，或别称为《传》，或别称为《记》，或详称为《论语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273页）我以为此说，第一、分为《论语》的名称与名称使用为二，态度不够明确。第二、只知《孔子家语》“不足凭信，”不知《礼记》的《坊记》出于子思一说，也不是“具有史料价值”。《坊记》出于何时何人，实难断定。第三、说“《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没有可靠的证明。第四、周予同在下文更说：“单称为《语》的，如《盐铁论》引《论语》原文，谓《语》曰：百工居肆。”以作《盐铁论》只说《语》而尚未说《论语》的证据。这实未免失考，厚诬《盐铁论》。《盐铁论·论儒》篇明说：“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还有，《史记·仲尼弟子传》也明说根据《论语》的资料，不是早在西汉时代就有《论语》的书名了么？第五、后来《汉书·艺文志》也有关于《论语》的论述，怎好说两汉还没有“名称使用”呢？晚近多数日本学者也认为《论语》一书最后的整理与定稿，可能是汉以后的事。（详见前引《日本关于〈论语〉撰者与编纂方式的研究与〈论语〉的注释工作》一文。

（3）杨家骆的汉文帝已置《论语》博士，《史记·董仲舒传》标有《论语》一则说。他说：“《史记·董仲舒传》引仲舒文有标《论语》者一则，是《论语》名已渐行之证。”（《古籍新编四书序论》）查《史记·董仲舒传》实没有“标《论语》者一则”。

（4）《论语》战国时期成书说。钱坫认为《论语》成书当在六国之际（《论语后录·后序》。冯友兰认为“《论语》成书时总在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杨伯峻更说：“我们说《论语》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无论如何，《论语》要在《左传》之前”（《论语译注·导言》）。此说不见得是历史事实，既然成书，当然会有书名了。

（5）《论语》成书于孔孟之间说。郑麐认为《论语》“成书年代当在孔子卒后（前四七九）至孟子事迹有年代可征（约前三三五）之前一百四十五年间”。（《古籍新编四书·序论》）

（6）秦时已有《论语》之名说。黄立权从《孔丛子·独治》断定“孔宅壁中《论语》等书是孔鲋所藏。说明秦时《论语》已有此名了”。（见《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7）《论语》书名至迟在秦汉间说。朋星认为：“书名是由后儒取定的，最迟在秦汉之间已被称号使用。”

（8）孔门旧有此名说。陈其干认为：“似孔门旧有此名。……古文出于壁中，已名《论语》，藏之尚在秦世也。《论语》之名不自汉始矣。”

（9）我以为对《论语》一书，引用其条文的已有孟、荀及汉初诸儒，而明标其书名的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礼记·坊记》、《盐铁论·论儒》及《汉书·艺文志》等，说已详于上述（2）。王充说《论语》书名始于孔安国，也许比较可信；但当时有的仍称《论》、或《语》、或《传》、或《记》，尚未完全统一。至于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把《史记》所说“《论语》弟子籍”、“《论语》弟子问”标作《论语弟子籍》、《论语弟子问》，都是《论语》的别名，那就不免错误了。

研究孔子的一切，首先当推《论语》一书，但决不能以此一书为限。崔述认为：“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洙泗考信录》卷二）袁枚也说：“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虽《论语》吾不能无疑焉。……《论语》有《齐论》《鲁论》之分，……以管仲为仁者，非《齐论》而何？……以管仲为无一可者，……非《鲁论》而何？均有伪托，未足可信。……”（《论语解》四篇）赵翼说：“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然安知必无妄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于《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陔余丛考》）我认为，孔子思想言行主要在《论语》，而不可能尽在《论语》。在《论语》一书中，不仅可能有滥收者，而且可能有记错者，更有遗漏而未收入者。王充驳斥关于孔子的一些“传说或言”则是，而其以“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论衡·书虚篇》）为理由则非。以《论语》的载不载为孔子言行的有没有，太不科学了！

除了赵翼一说之外，大多数人认为《论语》一书最可代表孔子的学术思想。有人认为只有《论语》一书没有问题（周予同等说）。有人认为“细读《论语》，孔子之道，尽在其中矣。”（钱穆《论语新解·子罕》）“孔子思想，几可说全部尽在《论语》一书中”。（同上《孔子与论语》）有人认为只有《论语》与《左传》二书可靠（杨伯峻）。有人认为最可代表孔子学行的是《论语》与《春秋》二书，有人认为是《论语》与《礼记》，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公羊传》《礼记》，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孝经》，有人认为是《论语》与《大学》，有人认为是《大易》，有人认为《四书》《五经》都可代表孔子。如此等等。最著名的有朱熹选《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为《四书》，等于把《大学》《中庸》与《孟子》作为《论语》的补充。曹廷杰认为《论》《孟》均不出《大学》之格物诚正十七字和《中庸》之九经二十四字。这也等于肯定《大学》《中庸》《孟子》都同《论语》有密切关系，阮元更选《大戴礼》中的《曾子十篇》为《论语》之外的孔子遗说。近现代有些人还把有问题的《礼运》大同说看做比一部《论语》更加重要。反之，有些人认为《论语》也有不可靠之处，有些人认为《论语》经过多次改编之后，就根本不可靠，必须对它一一考证之后才可依据。有些人否认《春秋》是孔子自作，其他各经更不必说。

《论语》载有孔子本人的言行，只是比较可靠，而决不等于唯一可靠；也只是比较齐全，而决不等于真的齐全。《论语》一书至今已二千多年，前人都无法进行具体考证，今后更无此可能，殆可断言。与《论语》的价值不多同等或比较相近者，有《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谷梁传》、《孟子》、《荀子》、《墨子》、《庄子》（有些寓言）、《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易传》、《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孝经》、《春秋繁露》、《史记》、《盐铁论》、《说苑》、《白虎通》、《论衡》等书的一部分引述。研究孔子而单读《论语》一书，我敢肯定地说，是不够全面的。这类要籍出于周、汉，比较接近孔子时代，多有根据，可以互相发明。冯友兰说：“《孔子集语》把《论语》外的书中有关孔子记载，收在一起，是一种辑佚的书。……这些书可以作为参考，不宜作为依靠。”（《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冯说不足信。《孔子集语》收集《论语》外的书中有关孔子记载，有两个缺点：一是不大辨别真伪，只有大部分是真的；二是不够完备，《礼记》等书也都不在内。有关孔子《论语》的必读书，有分先后主次来说一说：

（一）、《论语》，是孔子门人及后人记载孔子言行，经过张禹、郑玄、何晏多次修改，才成今传《论语》一书。所以最多也只能以《论语》为主而决不能以《论语》为限。

（二）可以当作第二部《论语》来读的战国二大儒《孟子》《荀子》中的孔子论语，都在《论语》成书之前。《春秋》《左传》也有同等重要内容应当包括在内。

（三）可以当作第三部《论语》来读的《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孝经》、《易传》四书，也是孔子门人及后人记载孔子言论，到汉才集合而成的，也有在《论语》成书之前的。

（四）《先秦诸子》中的孔子论语也有同等重要：

（1）《庄子》关于孔子的言论应分为二，一部分是假托孔子的，把孔子道家化的，如“心斋”“坐忘”之类；另一部分，则为事实，如孔子论命及庄子说“《春秋》以道名分”之类。

（2）《韩非子》大体可信以为真，如记载孔子有等级的爱人与忠孝等最是明证。

（3）《吕氏春秋》。

（4）其他。

（五）《史记》中的孔子论语。

周予同等强调必须编著《孔子传》、《孔子年谱》，才能解决孔子思想问题。我以为此一类书直到万年后也难编成，编成也难取信于人。距离孔子较近的司马迁所述尚且未能令人完全信服，清代出了最多的经学家尚且考证不出，今人对上述《第二部·论语》《第三部·论语》及先秦诸子的论述孔子言行都不大注重或多所怀疑，只知《论语》一书为可信（如钱玄同等），真是莫名其妙。不知对所有的文献，都如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仅《尚书》，他书亦然。可信中有可疑，可疑中有可信。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的理解即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才是信史。

图75

《论语》一书的注释著作，既然多到令人无法全读，实在也没有全读的必要。因为大体说来，汉清考据学者注释的是一种，魏晋玄学家与历代佛学家注释的是另一种，而宋明理学家注释的又是一种。他们的注释各带有各时代的浓厚色彩。不仅如此，即在同一时代，而学派不同，对《论语》字句的理解也会不相同。例如汉代经学有今文、古文两派；清代经学先有吴、皖两派，继有经今文古文两派；宋明理学有程朱唯理、陆王唯心两派；直到近代，也还有尊孔、反孔两派。自己接近于哪一派，就会以孔子为傀儡而各为本派的观点作宣传。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听见程朱派学者黄建中说：“朱熹一生研究《论语》，其注释都是自己躬行实践体会出来的，所以他高于其他时代儒者的注释。”殊不知从某一方面来说，《论语》全书都没有“理”字，朱熹这位理学家就硬把“理”字塞入《论语》，而使《论语》理学化，利用注释《论语》来为私货“理学”作大宣传了。这难道真是客观地为《论语》作注释的么？直到七十年代，钱穆的《孔子与论语》仍在大捧道：“两千年来，中国学人对此书之解释发挥，……不下四五百部，其中惟南宋理学大儒朱熹之注，最得《论语》之精义。”同样不足信。魏晋学者的私货是玄学，其注释《论语》也就不免玄学化了。汉儒也有极其烦琐与神怪的失处。许多佛教家或儒佛合一者，又往往用佛学观点解释儒家观点，以致令人看不出儒佛的不同。最不好的一个注释本，我认为首推康有为的《论语注》，他把孔子《论语》拼命美化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权书，最主观任意地抹杀任何证据。他的自由改动古书比秦始皇的焚书并不见得好些。例如，他对孔子说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女子”改为“竖子”而说：“女子本又作竖子，今从之。”表示孔子尊重女权，并非把“女子”等同于“小人”。他又把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两个“不”字删掉而说：“今本有‘不’字衍，据旧本改定。”表示孔子主张君、臣、人民平等，反对君主专制。他所说的“据旧本改定”，全是自欺欺人的。康有为真不失为“托旧改定”，校勘学被他作为傀儡，可以任意无中生有了！《论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康有为注说：“窃比”原文或是“莫比”二字。康有为真不失为乱改古书原文的最大骗子。所以古来的注释，也是可信与不足信都有的。我们对各派都应当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态度。如果定要加以比较，那么清儒用训诂、考据去注释古书，可靠性当然要比用玄学、佛学、理学、心学、“旧本”去注释多一些。但为尊孔、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却是各时代各学派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缺点。只要以孔子为唯一无二的“大圣人”，就无法避免这个大毛病了。

杨伯峻说：“《论语》的词句，也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今人物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由于解释《论语》者‘立意求高’的结果……。”（《论语译注》）但如更认真地说：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为什么要“立意求高”？

这也仍然和上面论述为尊孔、为美化孔子、为孔子辩护、为孔子隐讳有密切关系。例如《论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本来很好懂。可是在尊信孔子者看来，觉得有损孔圣人的伟大，因此，就改读为“伤人乎不”，“不”字作“否”字解，这便解释为孔子先问“伤人没有”，然后“问马”（见金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有的改读为：“伤人乎”？“不”。“问马”。就是说，“马厩起火，问伤了人没有？回答他没有，于是他又问马”。（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350及392页）有的改“不”字为“休”字，说是首先问伤人，而休一下就问马了。（我儿时私塾先生是这样教的）还有其他解释，详见《集释》。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重人不重物，就变成对人与物都重了，又如《论语》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读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愚民政策，就变成民主思想了。

《论语》说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清刘宝楠把“厌”解释为“极”，钱穆也说：“不厌，不饱食也”（《论语新解》）。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奢侈就变成节俭了。崔述对孔子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加以否认而说此章属于篡乱者，不能据为典要。邝玉葵更反而说：“孔子乃尊重女权者，《五经》中随处可见。又以此“女子”是指婢仆，不是指一般妇女（《读论语惟女子与小人章释义》）婢仆就不是“女子”，就不是“人”，这还不是大男子的片面立场么？经过这类否认与反解之后，孔子的男权就变成女权了。钱穆认为《论语》“孔子曰‘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即相权之代表。”“儒家思想重臣不重君，与其谓之导奖君权，无宁谓之提倡臣权。儒家思想之在政治，乃臣学，非君学也。”（《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见《儒家思想新论》）经过这类解释之后，孔子的提倡君权就变成提倡臣权了。钱穆不知道进步时期的严复早已得出与他相反的结论，严复说：“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东方之臣民，世隆则为父子，世污则为主奴，君有权而民无权者也。”（《法意》）这才是孔子主张君权的传统影响与科学解释。

崔述所著的《洙泗考信录》等于一部孔子传记。他是旧疑古派，为新疑古派的顾颉刚等所尊崇。但二者究竟有不同，旧疑古派虽疑古，却不敢疑孔疑经，新疑古派才敢于疑孔疑经。所以崔述的疑古是很有限的，因此，不免主观片面，也仍然是带了尊孔的色彩的。

以上说的多是属于因尊孔子而美化孔子的几个例证。

除了在主观上的美化孔子一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上的考据问题。例如，《论语·述而》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因为旧说《周易》的《易》有易简、变易、不易三种意义，也有两种读音。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的《周易音义》说：“易，盈隻反”。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说“作难易之音”。他们都是把《周易》的“易”读作“易简”的“易”。陆德明在《论语》“学易”两个字下面加注道：“如字，《鲁论》读‘易’为‘亦’，今从古。”冯友兰解释道：“陆德明的《音义》只说明当时‘易’字有两种读音，并不是说在《鲁论语》本子上，‘易’字是“亦’字。如果是那种情况，陆德明就应该说，《鲁论》‘易’作‘亦’，不应加一‘读’字。”冯友兰是参看张心澂《伪书通考》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我同意这种说明。可是有些人都说：《鲁论语》“易”字作“亦”字，应读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从而断定《论语》没有讲到《周易》，孔子没有学过《周易》，证明孔子以前没有《周易》。刘汝霖早就说：“以余考之，《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以‘易’乃‘亦’字之误”。（《周秦诸子考》）不知“《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与“以‘易’乃‘亦’之误”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彖》、《象》、《文言》等皆出于孔子之后”，证明“以‘易’乃‘亦’，之误”，孔子没有五十以学《易》的话。这种考证是不够严肃的。

张心澂、冯友兰等所说，是孔子学《易》的第一个证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说孔子到五十岁，更加喜《易》而读《易》了，而不是说孔子到五十才开始学《易》。这是第二个证明。《论语·子路》说：“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里引的就是《易·恒》九三的爻辞。顾炎武《日知录》也有《孔子论易》条可参看。这是第三个证明。如果把《论语》的话读作“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不但孔子不会到五十岁才学，而且文字也未免欠通。这是第四个证明。

《论语》孔子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而古来学者却各有不同的看法。现试先就古来争论最多的仁与礼二者的关系问题来约略比较一下：孔子之后，战国就出了两个大儒，孟子多谈仁义，荀子多谈礼乐。有的偏重次数方面，如杨伯峻统计：《左传》讲“礼”字462次，讲“仁”字不过33次。《论语》讲“礼”75次，讲“仁”增至109次。所以孔子不以“礼”为核心，亦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试论孔子》）这正和戴震所说“礼失而仁亦未为得”相反。有的偏重实质方面，如陈沣认为“《论语》言礼者四十余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臣、使民、为国、莫不以礼……。《论语》所言皆礼也。”可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了。赵纪彬更肯定地认为：《论语》以“复礼”为“为仁”的内容或方向，是“礼”为第一位，而“仁”为第二位，亦即不是用“仁”来改造“礼”，而是用“礼”来限定“仁”。这在古代，也有王夫之认为仁义必以礼为德之符。先“礼”而后“仁”：“礼复而后仁可为也。”不仅如此，而且说“礼”实即是“仁”：“礼者仁之实也。”

同是论仁的内容，汉儒贾谊、扬雄等同样把它解释为“兼爱”，这就未免墨冠孔戴，援墨入儒了。唐儒韩愈有时把仁解释为博爱。博爱也比较与兼爱相近。宋儒程颢、杨时、吕大临等都把仁解释为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又不免佛冠孔戴、援佛入儒了。

同是论仁的范围，北宋李觏认为礼包括仁、义、知、信；南宋朱熹反而认为仁包括义、礼、知、信。

此处还有一种仁礼配合说，如冯友兰、匡亚明等都主张孔子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仁是道德，礼是制度。

就孔子的中心思想一个问题而论，除了上述一、仁学说，二、礼教说，三、仁礼并重等说以外，尚有四、中庸说，五、仁、礼、中庸并重说，六、忠说，七、孝说，八、仁孝相因说，九、忠恕说，十、仁恕说等等。

在这里应当补充一下的是最近还有两种看法。十一、“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命——礼——仁——中庸。””在人道观上孔子主张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1993年）十二、“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是时中，是深层次的，反映孔子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宇宙观。一是仁义，是从属性的，反映孔子的人生观和历史观。仁产生于亲亲之血缘关系，义产生于尊尊之政治关系。……仁义都有等次，所以必须通过礼表示出来。仁、义、礼不同，但不可分”。“依古人的观念，礼也就是中，依礼而行，即为执中。”（《金景芳自传》1993年）

我以数十年的认真研究，同意礼是孔子中心思想一说，孔子是儒家礼教的祖师。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天下归仁”，即以视、听、言、动皆不违礼，用礼武装全身才是仁。孔子确是说过“仁”是“爱人”，但“仁”必须受“礼”的制约，在人当中，亲人与他人要有差别。孔子的“别爱”（差别爱）与墨子的兼爱（平等爱）二者对立，决不可等同与和混，这是礼与仁的关系。他以孝悌为仁之本，对亲的生死都必须用礼，这是礼与孝的关系。他认为能孝于亲才不致“犯上作乱”，他要求“事君能致其身”。他自己也以“事君尽礼”见讥于时人，以殷的三忠为“三仁”，这是礼与忠的关系。总之一句话，没有礼就不会有仁、忠、孝等等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