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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论孔子（第2页）

另外一次是子夏说的。他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这话子夏是听别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很大可能是听孔子说的，所以算它半次。

若从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来说，不过三、四种。一种是发誓，“天厌之”就是当时赌咒的语言。一种是孔子处于困境或险境中，如在匡被围或者桓魋想谋害他，他无以**，只好听天。因为孔子很自负，不但自认有“德”，而且自认有“文”，所以把自己的生死都归之于天。一种是发怒，对子路的弄虚作假，违犯礼节大为不满，便骂“欺天乎”。在不得意而又被学生引起牢骚时，只得说“知我者其天乎”。古人也说过，疾病则呼天，创痛则呼父母。孔子这样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藉天以**、或发泄感情罢了。至于“获罪于天”的“天”，意思就是行为不合天理。

再讨论“命”，《论语》中孔子讲“命”五次半，讲“天命”三次。也罗列于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14。36）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0。3）

同“富贵在天”一样，子夏还听他说过“死生有命”。关于“天命”的有下列一些语句：

五十而知天命。（2。4）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6。8）

从文句表面看，孤立地看，似乎孔子是宿命论者，或者如《墨子·天志篇》所主张的一样是天有意志能行令论者。其实不如此。古代人之所以成为宿命论者或者天志论者，是因为他们对于宇宙以至社会现象不能很好理解的缘故。孔子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认为对宇宙现象不可能有所知，因此也不谈，所以他讲“命”，都是关于人事。依一般人看，在社会上，应该有个“理”。无论各家各派的“理”怎样，各家各派自然认为他们的“理”是正确的，善的，美的。而且他们还要认为依他的“理”而行，必然会得到“善报”；违背他们的“理”而行，必然会有“凶恶”的结果。然而世间事不完全或者大大地不如他们的意料，这就是常人所说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反而能够荣华富贵以及长寿。伯牛是好人，却害着治不好的病，当孔子时自然无所谓病理学和生理学，无以归之，只得归之于“命”。如果说，孔子是天志论者，认为天便是人间的主宰，自会“赏善而罚**”，那伯牛有疾，孔子不会说“命矣夫”，而会怨天瞎了眼，怎么孔子自己又说“不怨天”呢？（14。35）如果孔子是天命论者，那一切早已由天安排妥当，什么都不必干，听其自然就可以了，孔子又何必栖栖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呢？人世间事，有必然，有偶然。越是文化落后的社会，偶然性越大越多，在不少人看来，不合“理”的事越多。古人自然不懂得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这两者的关系，由一般有知识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可解的谜，孟子因之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这就是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这就是孔、孟的天命观。

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3。12）祭祖先（鬼）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好像神真在那里。所谓“如在”“如神在”，实际上是说并不在。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并且征引古书作证，孔子就婉言拒绝。（7。35）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美他“知大道”（《左传》哀公六年）。假使孔子真认为天地有神灵，祈祷能去灾得福，为什么拒绝祈祷呢？为什么赞美楚昭王“知大道”呢？子路曾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去服事死人？”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答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11。12）足见孔子只讲现实的事，不讲虚无渺茫的事。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13。3）孔子对死和鬼的问题，回避答复，也是这种表现。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讲究祭祀，讲孝道，讲三年之丧呢？我认为，这是孔子利用所谓古礼来为现实服务。殷人最重祭祀，最重鬼神。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却不去公开否定它，而是利用它，用曾参的话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9）很显然，孔子的这些主张不过企图藉此维持剥削者的统治而已。

至于卜筮，孔子曾经引《易经》“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结论是不必占卜了。这正如王充《论衡·卜筮篇》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依刘盼遂《集解》本校正）。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像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数据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18。5）荷筱丈人、（18。7）石门司门者（14。38）和微生亩（14。32）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拔。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被灭，孔子早“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14。21）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16。3）而处于“陪臣执国命”（16。2）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边境，和叶公相见。（13。16，又7。19）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3。24）但在二千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凭借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曰篇可以看出。我认为尧曰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为重要的。（12。7）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为“谲而不正”。（14。15）孔子主张“正名”，（13。3）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2。11）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坏季氏的费城，叔孙氏自己毁坏了他们的郈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18。4）孔子其它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

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些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它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把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2。23）他主张“行夏之时”，（15。11）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利用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20。1）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

至于他的人生观，更是积极的。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7。16）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我把《左传》“礼”字统计一下，一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于讲“礼”的至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3。3）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12。1）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6。22）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17。6）或者说“爱人”就是“仁”，（12。22）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告诉其它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24）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修己以安百姓”。（14。41）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复是，“不知其仁（意卽雍不为仁），焉用佞”。（5。5）又答复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5。8）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6。7）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5。19）但有一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3。22）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4。16）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无曲防，无遏籴”。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是爱惜人的生命的。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的贤良的三兄弟，秦国人叫他们做“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恸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犨有个爱妾，魏犨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犨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都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18。8）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16。9）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14。42）“博施于民而能济众”（6。30）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性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12。1）了。

“四人帮”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12。1）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它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礼”字出现七十四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3）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7。11）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其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有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9。3）以求省俭。他不主张用周代历法，上文已经说过。由此看来，有什么凭据能肯定孔子在复周礼呢？孔子曾经说自己，“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8。8）孟子说孔子为“圣之时”（万章下），我认为适才是真正的孔子！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瑟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氏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且《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卽子张为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侯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绝灭，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卽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卽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卽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起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卽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着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着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愍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弟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卽李克]着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条肉干，（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豭豚”，简直像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第。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