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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第1页）

中国长城

[该篇见于作者第六本《八本八开笔记簿》，约写于1917年3、4月间，未完成。]

万里长城终止于中国的最北端。工程从东南和西南两边发端，伸展到这里之后就开始相联结。这种分段修建的方法在东西两支劳动大军的内部也开始以小的规模实行起来。方法是：二十个左右的民工为一小队，每队承担着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的任务。邻队则修筑同样长度的一段与他们进行连接。但是等到两段城墙连接之后，并非接着这一千米的城墙的末端继续进行施工，而是会把这两队民工派到其他的地段去修建城墙。推行这种方法当然就留下了很多的缺口，它们是逐渐才被填补起来的，有些甚至是在长城早就已经宣告竣工之后才被补全。听说有一些缺口从来就没有被堵上，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它很可能仅仅是围绕长城而产生的众多的传说之一，因为工程范围之大，后人是没有办法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尺度来验证这种说法的，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这样的。

人们肯定从一开始就会这样认为吧，建造长城的时候把它联成一气，或者说是至少在两个主体部分之内联成一气，这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更为有利的。众所周知，之所以建造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民族。但是它建造得并不连贯，又怎么能够起防御作用呢？甚至，这样的长城但没有起到防御作用，仅仅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通常性的危险。这一段段城墙孤零零地伫立于荒无人烟的地方，很容易一再遭到游牧民族的摧毁和侵扰，特别是这些游牧民族只要一看到筑墙就会感到不安，就会像蝗虫一样以让人无法相信的速度辗转迁徙，所以他们有可能对于工程的进展比我们筑墙者自身看得还要更清楚一些。虽然如此，除了现在这个样子，建筑的方法可能也没有别的途径可想。为了理解这一点，必须充分考虑下列各点：长城要起到几百年的防御作用；这是一项细致到极致的工程，所以，对于工作来说，充分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的、持续的责任感是非常必要的。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之中雇佣一些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挣更多的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正式训练的人去领导监督，此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要有十分深切的领会。工效越大，那么要求就越高。事实上这样的人都在应命，虽然数量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但是数目的确很大。

这项建筑并不是草率动工的。在破土前的五十年，在整个需要围长城的中国范围之内，人们就已经把建筑艺术，尤其是砌墙手艺看成是最重要的科学了，其他一切技术，只要是与此相关的，一律都加以赞许。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才可以站稳，就在老师的小园子里，他命令我们用鹅卵石建筑一种墙，现在都还记得当时老师如何撩起长袍，朝我们这堵墙冲来，当然最后一切都被推倒了，因为我们的墙造得实在是太单薄了，他十分严厉的训斥我们，以至于我们嚎哭着四散跑回父母的身边。这件事情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很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非常幸运，当我以二十岁的年龄顺利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的建筑工程才刚刚开始。之所以说是幸运，因为当年有很多人在自己所满意的课程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却苦于长时间无法施展他们的知识，他们头脑里规划有最宏伟的建筑蓝图，却总是一筹莫展，时间长了，知识也就开始大量生疏了。那些好不容易才当了施工领班的人，哪怕是最低级别的，到了工地之上，也觉得是十分值得的。那是一些泥水匠，对于工程他们已经考虑了很多，并且还将要继续不停地考虑下去，是他们命令别人在墙基上放下第一块石头，他们因此就感到自己已经开始和长城融为一体了。当然，这些泥水匠除了渴望着把工作彻底完成之外，也都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长城最后是以何种完美的面貌诞生的。民工是不可能会有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的，他们只知道拿工资，那些高级领班，甚至是中级领班一天天看着工程多方面进展也足令他们精神上为之振奋了。但是对于那些基层的、精神上总是会远远超过他们表面上那些微小的任务的领班人员来说，就不得不事先为他们考虑到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你不能让他们在一个离家远几百里、荒僻无人的山区，长年累月，一块接一块地往墙上砌石头；这种辛劳的、但很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完工的工作会使他们开始绝望，这种绝望首先会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工作效率。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故人们采取了分段建造的办法。五百米长城大概在五年内可以完成，然后那些领班们一般都是已经精疲力竭，百无聊赖，对自己、对长城、对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原有的雄心壮志。所以，当他们还沉浸在庆祝一千米长城成功会和的兴奋之中的时候，就已经被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旅途上他们会看见一段段完工的长城突兀而起，经过上级领队们的大本营，光荣地接受了勋章，看见了从深谷下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热情欢呼，看到树林被砍伐，以用于施工时候的脚手架，看见山头被凿成无数的用来砌墙的石块，看见虔诚的信徒们在圣坛上歌咏，祈祷长城最后的竣工。所有这一切抚慰了他们的烦躁心情。在家乡度过的这一段安闲生活，使他们养精蓄锐，重新积淀，每个建筑者所拥有的威望，他们的报告在邻里间所获得的极大的信任和赞誉，那些质朴、安分的老乡对长城有朝一日能够成功完成的确信不移，所有这一切把他们的心灵之弦又拉紧了。于是，他们仿佛是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就这样告别了家乡，重返岗位，为民众事业努力效劳的欲望又变得无法遏止了。他们清晨很早就出发，几乎半个村子的乡亲都会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他们都认为这是必须的。一路上人们三五成群，用力的挥动着旗帜，他们第一次看见他们国家是多么的辽阔，多么的富饶，多么美丽并且是多么的可爱。每个国民都是手足同胞，就是为了他们，大家在修建一道防御的长城，而同胞们也倾尽所有，用自己的一生来报答。团结!团结!我们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堡垒，热血不再囿于单个人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无比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辽阔的中国澎湃往复。

因此，分段修筑的办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外还有其他的理由。我对这个问题总是这样久久不肯放过，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是整个长城修剪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乍看起来无足轻重。如果我想要把当时的思想和经历介绍出来的话，恰恰我对这一问题不能探究到足够的深度。

首先，我们不得不说，当时长城所成就的业绩，比起巴贝尔塔[古代巴比伦国王内布卡德内查尔所建、后被亚历山大大帝拆除的梯形寺庙。]的建筑来说毫不逊色，显然，这是天意，至少依据人类的计算，它与巴贝尔塔的建筑是完全相反的。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因为在该建筑动工初期，曾经有一位学者写过一本书，对这两项建筑作了详细而准确的比较。他在书中尝试着证明一个事实，巴贝尔塔之所以最后没有修建成功，绝不是因为大家所说的那些原因，或者说至少在这些被世人公认的原因中没有最重要的那几条。他的论证不仅仅是根据文字记载，而且据说他还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而且发现，巴贝尔塔的倒塌是你因为基础不牢，所以它必然失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的时代远远超过古代。今天，基本上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业的泥水匠，在打基础方面是不会出现人和错误的。但是这位学者却根本不向这个方向去论证，相反他断言，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长城才会首次给一座新巴贝尔塔创造一个十分稳固的基础。所以，先修筑长城，然后才建塔。当时这本书人手一册，但是我承认，我到现在也仍然不明白，他是怎样想象到那座塔是如此建造的。长城甚至连一个圆圈都没有形成，而只是四分之一或者说是半个圆圈，难道这就能够作为一座塔的基础了吗？这只能从精神角度去解释了。但是，修建长城又是为了什么呢？它是某种实际存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苦的成果。在那本著作中为什么要写上那座塔的计划——很明显是迷雾一般的计划——和一个个十分具体的建议：即应该如何集中民众的力量参与强大的新的工程？

那时候，人们头脑中充满很多混乱的东西，这本书也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之所以这样，或许正是因为人们想把如此多的可能性都汇聚到一个目标上。说到底人的本质是轻率的，天性就像是尘埃，受不了任何的束缚；要是他将自己束缚起来，不久就会疯狂地猛烈地挣脱束缚，把长城、锁链以及自身都撕扯得粉碎。

不是没有可能，这些对建造长城来说甚至是相悖的考虑，主事者们在决定分段修筑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顾及到。我们——我在这里以很多人的名义讲话——事实上是在研究了最高领导的命令之后才认清了自己本身的，而且发现，如果没有上级的领导，不管是学校教的知识还是人类的理智，对于伟大整体中我们所占有的小小的职务来说是远远不够用的。在上司的办公室里面——它在哪里，谁在那里，我问过的所有人中，过去和现在的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所有的愿望都在转动，而所有人类的目标和成功都在以相反的方向转动。但是透过窗子，神的世界的光辉正降落在上司的手所描绘的那些雄伟的计划之上。

所以，公正的旁观者从来就不认为，如果领导者真的愿意，他们对构成长城连贯修筑的那些困难绝对是可以克服的。因此结论只能是：分段修筑是领导者故意为之。可是，分段修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如果结论是——领导者故意要干某种没有实质价值的事的话——真是很奇妙的逻辑！——这一点都不假，而且他们还从其他一些方面为自己寻找理由。今天谈论这些事或许不会有危险了。当时很多人，甚至最优秀的人都有这种秘密的原则：尽最大努力去理解领导者的指令，但是一旦达到某种限度，就要及时停止，进行思考。这是一条非常明智的原则，在以后的时间中经常重复出现的很多比较中，它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不要仅仅因为有害于你，你就停止进一步的思索，而且谁都不能十分有把握说，将来这些一定会对你有害。在这里根本不能说是有害，也不能判断说无害。事情对于你，就像是春天之于河流。河流在春天里不停地上涨着，变得更加强大，更有力地使两岸的土地变得肥沃，并且获得它原有的本质，以一条真正的河流的面貌继续涌入大海，所以在大海眼里它与别人的身份变得更加平等了，也变得更受大海的欢迎了。——你必须要把领导者的指令思考到这种程度。一但是接下来，河水泛滥，失去了它原有的轮廓和面貌，减慢了它的速度，违背了它自己的本质，在内陆地区形成一个个小的海洋，毁坏成片成片的农田，但是这种扩展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后来会重新涌回岸上，甚而到了接踵而来的炎热季节干涸枯竭，一片惨状。——你千万不能把领导的指令思考到这个地步。

当年，在建筑长城期间，这个比方可能是是分外恰当的，但是对于我现在的学术报告来说，它只具有有限的价值。我的考查仅仅是具有历史性的；从早已消逝了的雷雨的云层里已经发不出任何的闪电了，所以我可以寻找一种分段修筑的说明。这个说明必须要比当时人们借以满足的那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思考能力的界限是十分狭小的，但是这里需要驰骋的领域却是无止境的。

修建万里长城是为了防御谁呢？防御北方民族。我从小开始就生长在中国的东南方，那里不存在能够威胁我们的北方民族。我们只能在古书里面读到他们，他们天生所具有的残忍使我们坐在平和的树荫下喟然长叹。我们在艺术家们描绘地十分真实的图画上，看见了一张张狰狞的面孔，以及张得大大的嘴巴，超级长的獠牙，眯缝斜视的眼睛好像是已经目中了猎获物，马上要抢过来让嘴巴撕裂、咬啮似的。如果孩子撒泼，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恐怖的图画，于是他们就会吓得边哭边躲到你怀里。但是，除此之外，关于这些北方的民族，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如果留在自己村子里，我们一辈子也见不着他们，即使他们骑着烈马一直在追赶我们，——但是国土太大了，还没有等到追上我们，我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告别双亲，离开啜泣着的妻子、待学的孩儿，去到那么遥远的城市去受训，甚至我们的思想还会飞到北方的长城？为什么呢？去问一下首领吧。他们特别了解我们，他们，心头翻江倒海，思虑重重，他们懂得我们，懂得我们那种卑微的营生，看见我们大家一起坐在低矮的茅屋里，看见父亲傍晚时分的祈祷，可能高兴，可能不高兴。如果能够允许我对领导阶层发表这样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不得不说，领导阶层很早之前就存在了，他们聚集到一起，不是像那些高级官吏，因为一场美好晨梦的激发而突然之间心血**，匆匆召开一次会议，然后又草草作出决议，当晚就命人击鼓将居民从**催促起来，去执行那些相关的决议，哪怕仅仅是为了搞一次张灯结彩的庆功会，以欢庆一位昨天对主子们表示了极大恩惠的神明，而在明天，等到彩灯一消失，就马上会把他们赶到黑暗的角落中去。与此不同，领导阶层的确是古已有之，而建造长城的决策在那个时候就定下来了。那些无比天真的北方民族，他们还一直认为这是为了他们而造的呢，那位值得尊敬的、十分无辜的皇帝也认为那是他下令造的。关于修建长城之事，我们所知道的并非如此，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缄默。

在当时建筑长城期间和从此以后直至今天，我基本上完全专注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可以说有一些问题，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搞不透彻——并且还发现，在中国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组织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一些却又特别含混。研究它们的原因，特别是后一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对我产生过特别大的吸引力，今天依旧如此，而实质上长城的修建也是跟这些问题有很大关系的。

最为模糊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当然，在京城里面，也就是说在朝廷范围内对这个问题是相当了解的，虽然也是现象多于真实。在高等学校里面教国家法和历史的老师也认为他们在课堂上讲的这些事情是确信无疑的，并一直毫不怀疑地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学校的级别越是接近基层，这里面的人们就越不容易怀疑自己掌握的知识的真实度。这已经成了理所当然之事，办文明的教育把多少个时代以来深深印在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不断地起伏波动，虽然这些信条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是在这种烟雾弥漫之中，它们也将会是永远含混不清的。

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那些有关帝国的问题应该拿去问一问老百姓，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帝国的最后支柱。当然在这里我只能仍然继续谈我的家乡。除了神祇和那一年到头非常富有变化并且很好看的祭神仪式之外，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皇帝。但是却不是当前的皇帝，或者倒不如这样说，假如我们认识这位皇帝，或者说对他有所了解的话。本来我们就已经想到他了。我们唯一的好奇之处是，我们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件事上打听到某种需要的情况，但是说来也怪，基本上不可能打听到很多事情，向走过无数地方的香客打听不到，向远近的村庄打听不到，向那些不仅仅航行在我们的小溪之上，而且连航行在各条圣河上的艄公们也打听不到。很明显，听到的不少，但是一件也不能落实。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广阔，任何童话都无法想象出她的广大。苍穹根本就无法遮盖她——而京城仅仅是一个点，皇宮则仅仅是点中之点。在这样的国度，皇帝当然权力很大，大得可以凌驾于万物之上。但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人，他和我们一样会躺在一张卧榻上，当然，卧榻是十分宽大的，但是也非常有可能是很窄很短的。和我们一样，有时他也会伸展四肢，要是他很累，他也会张开他那线条柔和的嘴巴不断地打呵欠。但是我们在千里迢迢的南方，都快接近西藏高原了，怎么知道这一切呢。再说，即使有消息抵达我们这里，但是已经很晚了，早就已经失去了时效。皇帝周围总是聚集着一批能干而来历不明的大臣，他们以侍仆或者是友人的身份遮盖着自己奸险的用心，他们总是在抵制君权，总是在想方设法用毒箭把皇帝从轿子上射下来。君权是不会被毁灭的，但是皇帝个人是能够被倒毙的，甚至最终整个王朝也会垮台，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对于这些争斗和痛苦，老百姓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就像是迟到者，就像是初到城市的人站在拥挤的小巷的尽头，悠然自得地嚼着所带的食物，而就在前面，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他们的主子此时正在受刑。

有一个传说对这一状况作了很好很详细的描述：皇帝对你这位十分可怜的臣民，在皇天的阳光下逃避到最远的阴影下去躲避的卑微之辈，他在弥留之际恰恰对你下了一道谕令。他让使者跪在他的床前，悄悄地向他交代了谕旨；皇帝非常重视他的谕令，最后还让使者在他耳根复述了一遍。只见他点了点头，这表示使者所述无误。他当着前来为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的面——所有碍事的墙壁均被下令拆除。帝国的巨头们矗立在那摇摇晃晃的、又高又宽的玉墀之上，围成一圈又一圈——皇帝当着所有这些人公然派出了使者。使者立刻就出发；他是一个孔武有力、永远都不知疲倦的人，时而伸出这只胳膊，时而又伸出那只胳膊，左摇右晃地在人群中开路；如果遭遇到抗拒，他就会指一指胸前那标志着皇天的太阳；这时他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飞速向前。但是人口是这样众多，他们的房屋简直就是没有止境。假如是空旷的原野，他便会快步飞奔，那么很短时间内你便会听到他响亮的敲门声，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力气白费一场；他依然一直努力地穿越内宫的殿堂，他永远也通不过去；即使他通过去了，那也毫无作用；下台阶他还必须经过奋斗，要是成功了，仍然还是无济于事；还有很多的庭院必须走遍；通过了这些庭院还有第二圈宫阙；接下来又是石阶和庭院；然后又会有一层宫殿；就这样重重复重重，几千年也走不出去，就是最后冲出了最外边的大门——但是这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首先面临的是帝都，这是世界的中心，其中的垃圾早就已经堆积如山。在这里没有人拼命挤了，即使有，他所携带的也仅仅是一个死人的谕旨。——但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正坐在窗边进行着无边的遐想呢。

同样，我们的百姓对于皇帝既无比失望，同时又充满希望，他们不知道现在是哪个皇帝在掌权，对于朝代的名称甚至都还存在着很多疑问。在学校里很多这样的朝代一个接一个地都学过，可是在这方面却仍然是普遍不清楚的，其程度之严重，甚至连最好的学生都没有能够避免。在我们的各个村子里面，早已死去多时的皇帝，大家却仍然以为他还坐在龙位上，最近牧师在祭坛上宣读了一份诏书，而颁发这份诏书的皇帝现在只活在歌谣之中，我们最古老的历史上的很多战役现在才刚刚揭晓，街坊全部都欣喜若狂，带着这种新闻相互之间奔走相告。那些皇妃们靡费无度，与奸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不知满足，恣意妄为，恶德暴行就像家常便饭一般常见。年代过得越是久远，这所有的情形就会被渲染得越恐怖，一旦村民们得知，几千年前存在一个皇后这样子吮吸她丈夫的鲜血，情不自禁地会失声悲鸣。

就是这样老百姓把以前的统治者弄得面目全非，把今天的统治者与早就死去多时的人相混淆。如果有那么一天——一生中只要能够遇上一次——本省来了一位钦差大臣进行巡视，偶然间来到我村，代表当权者发号施令，稽查税收，督促教学，向牧师询问我们所有的行为，然后在他上轿之前向聚集而来的村民发表一通长篇训诫，所以每个人脸上都掠过一丝笑意，偷偷地向旁人递个眼色，弯下腰去，与孩子们一起，以便可以不让当官的检查。有人想：怎么回事，他讲起死人来就像是在讲一个活人一样，这位皇帝的确早已死了，王朝也早就已经消灭了，这位官老爷是在拿我们寻开心吧。但是我们装作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到，这样就可以不得罪他。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听从的是如今的长官，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是犯罪，在匆匆离去的钦差的轿子后面，从早就已经瓦解的骨灰坛中升起一个蛮横的乡村老爷的形象。

与此类似，我们这里的人基本上不会遭遇当代的战争和国家的革命。此时我想起青年时代的一件事。在毗邻的、但是非常遥远的一个省份爆发了起义。原因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现在这也并不重要了，每天那里都会有暴乱发生，那是一些很激动的民众，当时有一天，一个路过那个省的乞丐将一张起义的传单带到了我父亲的家中。那天恰好是节日，宾客挤满了我们的房间，牧师端坐在中间，研究着那张传单，突然大家都笑了起来，传单在一片拥挤中被撕扯得粉碎。那个早就已经被大大款待了一番的乞丐，被人推搡着赶出了房间，大家都开心了，并且跑回去尽情享受这美好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邻省的方言与我们的方言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这在某些书面语言的款式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它们会让我们感觉有一种古音古调的特点。那次还没等牧师读上两页，人们就已经做好了决定了。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逝。记得在我自己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毫无疑义地说出了恐怖的生活，但是大家却笑着一直摇头，什么也不想听。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来抹杀如今的现实的。

如果有人根据这些现象来断定，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皇帝，那么他距离真理并不太远。我必须反复说：或许没有比我们南方的百姓更加效忠君主的了，但是忠诚并没有给皇帝带来任何的好处。虽然在村口的小圆柱上盘缩着一条圣龙，从古至今一直都正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忠诚，但是对村里的人来说，京城甚至比来世还要陌生。难道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村子，房屋鳞次栉比，盖满两片然后就是一片原野，从我们的小冈峦上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并且无论昼夜都挤满了人的吗？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一个都城，不能相信京城和皇帝是一回事，就好像没法理解一朵千百年来在太阳底下静静地游动的云彩一样。

我们持有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生活过得颇为自由，无拘无束。但是这并非不道德，在我所走过的地方我基本上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比我的家乡更为纯洁的道德。——但是，这是一种不受任何现今法律管束的生活，它只遵从古代留传给我们的训诫。

我并不想以点盖面，并且也决不断言我省所有的上万个村落或者是全中国所有五百行省的情形都是这样的。但是或许我可以根据我在这一带所读到的很多的文字记载，以及按照我自己的各种观察——尤其是在修建长城的问题上，关于人的材料，给了一个敏感者以知晓几乎所有省份的人的灵魂的机会——根据这一切或许我可以说：这些人对于皇帝的看法与我的家乡的人的看法比起来，总是会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特征。我从来就不认为持这种看法算得上什么美德，恰恰相反。是的，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应该归咎于政府。自古至今，它缺乏能力，或者是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如此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都能直接地并且持续地起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其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着很多弱点，他们没有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一些现实精神，将它成功地拉到自己的胸前；但是臣仆的胸脯并不想起到更好的作用，但是需要感受一下这种接触，让帝国从它胸前逝去。

因此持这种看法并不是美德。尤其引人注目的倒是：似乎恰恰就是这种弱点成了联合我们民众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的确，如果敢于用这句话来表达的话，这种看法恰恰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里对一种责难充分详尽地阐述理由，据说不仅仅有违我们的良心，而且——令人更加气愤得是——我们以后休想能够站得住脚。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考查我暂时不想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