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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第2页）

李世民就任命一事曾对陈叔达说：“武德年间，你曾经直言上书太上皇，如实地阐明朕安定国家的功劳，不能把我贬斥降职等。朕生性刚直、暴烈，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心中恐怕承受不了，因此而带来的忧郁愤懑，甚至会引发疾病，乃致死亡。今天因你的忠诚正直，朕奖赏你，予你一次升迁任命。”叔达回答道：“臣看到隋朝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而不改前辙啊!因此，我将竭忠尽诚地进谏。”李世民说：“我知道你心中想的是国运兴衰，不光是为我个人的前途利益”。

在一次为大臣举行的宴会上，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起过去的一段事：“武德六年的一段时间，太上皇曾有私许朕为太子之心，但朕在那时，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得不到赏识之惧。萧璃则未被以厚利所诱之，未被以刑戮所惧之，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于是朕赐给萧璃一首诗，诗日：‘疾风知劲草，坦**识忠臣。’萧璃拜谢道：‘我特别幸运地得到陛下的教训指导，给我忠贞诚信的评价，真是我此生中最大的荣幸，能得到陛下如此看重，我死而无憾了。’此后不久，他便被任命为太子的太保。”李世民说这段的用意可想而知。

李世民对臣下推心置腹，从来不猜忌，君臣关系犹如鱼水。他曾说：“隋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亲事一体耳。”他还说：“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此外他还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自古帝国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不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他还指出：“腾历选前王，但有君疑于臣，则上下不能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自今以后，有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之。”他把用人和开启朝中君臣相融的良好风气联系起来，要求下臣不可“书讦人小恶”，不行“谗毁”之事，不说“谗毁”之言，以开创一朝朗朗朝风。他不仅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奏请李世民，要求他罢免朝廷大臣中的邪佞小人，李世民以不庸置疑的口气，坚定地对他说：“我所任命的朝中大臣，都是人所公认的贤士，你知道其中谁是邪佞的小入吗?”这名上书人回答说：“我在民间的荒野之地，不能确切知道谁是邪佞小人。但我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在陛下盛怒之下，没有畏惧，谏以直言的，就是正直的大臣；在陛下盛怒时迎合陛下心意，顺从喜怒的就是邪佞的小人。”

李世民闻言对大臣封德彝说：“溪中水流的清浊，是由其源头的水质决定的。国家君王是国家政令的发出者，就像河流的源头，广大老百姓像流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犹如源浊而望水清也，这种道理岂能成立。朕常认为魏武帝诡计多端，而后人多鄙视他的人品。就像这人说的这样去做，用欺骗的方法试探群臣，那以后我如何对群臣施行教化呢?”李世民对上书的人说：“朕的理想是在全国实行最广泛的信义，不想拿欺诈的方法教导社会风俗。你所说的方法虽然好，但朕不能采纳。”这一点充分说明李世民用人不疑，相信臣下。君臣之间，以诚相待。

魏征时为秘书监，有人告他谋反，李世民说：“魏征以前是我的仇人，只是因为做事忠诚，于是任用他，怎么能随便地说他谋反?”竟不问魏征，就以诬告罪处死了诬告人。房玄龄担任宰辅重职期间，萧璃、权万纪等人也多有劾奏。李世民非但不加追究，反而对房玄龄更加悉心保护、倍加信任。

由于李世民用人不疑，君臣推诚，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将领也甘为其用。契必何力原是突厥一个可汗的孙子，贞观六年同母亲归属唐朝，李世民把他们安置在甘、凉二州一带，贞观九年他同大将李大亮等攻打吐谷浑，建立了功勋。薛万彻歪曲事实真相，对契必何力多有微词，然而李世民终不轻信，及至契必何力回朝后说明情况，李世民对其更加信任，还把自己的女儿临兆公主许配给他。李世民如此信任契必何力以致李世民临危之际，契必何力要杀身想随。

由此可见，要使贤臣才士安其位，竭其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关键在于统治者要推诚相见，任之以专、信之以坚，不为谗言所惑，只有这样，君臣才能通力上下，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作为用人者，一旦看中人才，就要相信他，不但要相信他的才干，还要相信他的人品。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怀疑他就是侮辱他的人格，因而，企业中的领导人，一定要信任自己的员工，这也是一个企业团结向上的前提。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要做到用人不疑，就必须对人才推诚相见、防毁杜谗、任之以专、信之以坚，从而使人才安于其位，竭忠尽虑，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一个事业成功的领袖人物来说，在他的用人智慧之中，一定会将对下属的信任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

封建帝王往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才会招贤纳士。然而，一旦将相才德超人，功勋盖世，权力过大时，帝王们就会感到他们对自己构成莫大威胁，也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这时马上撕下伪善面具，将这些曾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臣子找个借口除掉，这就是所谓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然而，李世民一向主张“君臣一体”、“君臣推诚”、“用人不疑”。他曾说过，自古帝王大多忌讳别人超过自己，但他则不然，见到大臣们的优点心中欢喜，就像自己的优点一样。人主大多讨厌耿直的人，阴诛显戮，无代无之，但他即位以来，耿直正派之士比肩于朝，从未曾黜夷一人。

武德二年三月，李世民率军正与宋金刚军对峙，宋金刚军粮尽败走，李世民追击宋金刚至介休，最终将宋金刚击溃，宋金刚部下骁将尉迟敬德与寻相举介休降唐。李世民素爱尉迟敬德骁勇过人，得之甚喜，以尉迟敬德为右府统军，命其率领降唐旧部八千人为一营，与诸营相参。老将屈突通以为尉迟敬德乃敌军降将，其心不可测，恐怕日后谋叛，劝谏李世民慎重对待尉迟敬德。李世民却认为自己待尉迟敬德以一片热诚，推心置腹，只要对他加以重用，他必然不会背叛，所以并不把屈突通的话放在心上。反而对这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骁将，李世民既宠又信，常与他一起出入万马军中，以为“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可见他对这位骁将如此这般信赖。

受到李世民如此厚爱的大将非尉迟敬德一人，还有程知节、秦叔宝。他们原来都是瓦岗军勇将，与单雄信、王伯当等数人俱以骁勇闻名。李密败于王世充后，程、秦二人降王世充，王世充待二人甚厚。但他为人奸诈多疑，二人心中因此而不自安。程知节对秦叔宝说：“王公气量狭小，又经常听信谗言，对我们诸多猜疑，不如投降唐。”秦叔宝以为然。

到武德二年二月，王世充与唐军战于九曲，程、秦二人皆统兵在前阵，与亲信数十人，向西驰百余步，离开王世充阵，下马遥拜，向王世充道：“我们受王公厚爱，深思报效；但是公性猜忌，喜信谗言，不是我们托身之所，今天不能一块做事，就此辞别。”说罢，翻身上马，到唐阵投降，王世充虽怒却无可奈何，不敢引军妄进。李渊将程、秦二人拨归李世民部下，李世民素闻二人之名，喜出望外，并不以二人一降再降为忤，优礼待之，以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后李世民每次出征都以程、秦二人为左右统军。程、秦二人受到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在唐王朝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终为开国功臣，形象被李世民命画师图之于凌烟阁上。

李世民的用人不疑还体现在用人以专、信人以坚。他心中对所任用之人早有定评，因而并不以一些谗言谣传而轻易动摇对一个人的信任。

李世民与房玄龄相处多年，可说相互了解颇深，只有房玄龄知李世民真实性格刚烈易怒，所以每当李世民对他有所责备时，他都心中惶然，汗出如浆；而李世民也知房玄龄为人书生气颇浓厚，没有野心和私心。对于房玄龄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可以说已达到了“他人之意，予忖度之”的地步，对他毫无怀疑猜忌。然而萧踽因妒忌房玄龄得到了重用，便多次劾奏他。并授意权万纪等趋炎附势的大臣弹劾房玄龄，指责他办事不力，以私害公。对于萧踽等人的弹劾，李世民不但没有相信，反而意识到房玄龄遭忌很深，对他更加信任。

由于李世民的用人不疑，推诚以任，从而使臣属们感恩图报，竭尽心力地辅佐李世民；由于他的信人以专、任人以坚，从而使受任者得以自专，能够充分发挥才能，恪尽其职。无论是在创业过程和守成过程中，他的这种用人思想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创业中，他的光辉压倒了太子李建成；在守成时，他的功业也盖过了其父李渊。

一个不信任下属的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下属的积极作用，因而在对一些关乎大事的处理上，他往往只会孤身作战，四顾无援；而一个能对人才予以很大程度信任的人，不但不必事必亲躬，而且还会使人才在相当大的自主权影响下，产生主人翁意识，极力想要作出最好的表现，从而激发出他们内在的潜力。这样的用人方式，才会使事业真正地攀登上一个又一个高峰，不断进步发展，永无止境。否则可能兴旺一时，却不可能无往不利。

领导要懂得激励

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治国仅靠个人是不行的。别小看这个初级学童可知的道理，真正明白这一点并不容易。历史上一些专制独裁皇帝之所以垮得快，原因与他的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有关。与一些自以为是的昏庸皇帝不同，李世民是一个颇有自知之明的君王，他广求贤臣，依重贤臣，自觉地保护贤臣，对一些小人嫉妒明君之举非常厌恶。并且奖罚分明，让群臣死心踏地的为他效命。

君臣信任不疑，才能共同执政，否则势必一团糟、窝里斗。这正是贞观时期政治的最突出的特点。

李世民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了自己对妒嫉良臣的小人的看法，他说：“朕看自古以来，那些能顺合天意达到天下太平的君主，莫不是因为有大臣们的得力辅佐。近来，朕广开言路听取各级官吏对治国的建议。然而，那些上书启奏密事的人，都是在诬告各个地方的官员，没有一点可以采纳的。朕历数前王，若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述，欲求尽忠之臣，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专行进谗诋毁之能事，破坏君臣关系，确实有损国家利益。自今天起，如果还有谁上书密奏，攻击别的官吏小的过失，就应该依谗言诬陷罪处罚他。”可见他对大臣们的信任如此之深。

李世民不止一次对臣子们说大唐的治理和开创，并不是他一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贞观五年（公元631），他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道理相同。病人觉得病情有好转时，要更加小心护理。倘若再触发犯病，一定会有生命危险。治国也是这样。天下刚刚安定，尤须小心谨慎。如果因此骄奢**逸，必然招致丧败。现在天下的安危，全维系在朕的身上。所以朕日慎一日，虽然有休息享乐的条件，也不敢这么做。朕的耳目股肱（喻为辅佐帝王的得力大臣）都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之义把我们联成一体，就应当协办同心。事有不妥当之处，要直言无忌，不可隐瞒。倘若君臣相疑，不能肝胆相照，实为治国之大祸。”

李世民曾向来自隋廷的本朝大臣萧璃询问隋文帝是一位怎样的君主，萧璃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符合礼仪，勤勤恳恳地治理朝政，每次坐朝，甚至到太阳西斜时还不下朝。五品以上的官员，他都赐坐与他们一起谈论国事。由于坐朝时间很长，担任宿卫的武士，只好在岗位上站着吃饭。虽然文帝的品性算不上仁慈明智，却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想了想，说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性格过于苛细而不明理。不明事理，就难免有疏漏；心眼过细，就容易过虑多疑。他因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所以担忧群臣内心不服，不敢放心依靠文武百官。每遇事总是一个人决断，亲自处理，虽然劳累得精疲力尽，形容憔悴而无怨言，但也没能把事情办得合情合理。朝臣们既知个中原因，自然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好顺承其旨，不敢稍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