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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所伐的崇国在何处（第1页）

周文王所伐的崇国在何处?

崇国是殷朝险恶的帮凶。崇侯虎在殷纣面前说了文王的坏话，文王就被囚禁于羡里达7年之久。因此，周文王早已对他恨之入骨。攻伐崇国，是周文王晚年的重大战略措施。在伐崇之前，文王先发动政治攻势。他向崇国的人民宣传说：崇侯虎政治腐败，贪婪成性，“百姓力尽，不得衣食”，我将来进行征讨，“唯为民乃伐崇”（《说苑·指武》）。与此同时，文王又说服了一些邻邦，联合了许多友好国家，相约一起出兵；因为崇国有高大的城墙，文王准备了钩、援之类的爬城工具和临车、冲车等攻城武器。这次伐崇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军三旬而不降”（《左传·僖公十九年》），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最后，文王终于攻破崇城，“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抓获了许多俘虏，斩杀了敌人大量的首级。从此，“四方以无侮”，“四方以无拂”（《诗·大雅·皇矣》），文王在匹方国家中威望日益提高，奠定了剪灭商朝的基础。然而，文王所伐的崇国在那里呢?学术界对此说法不一，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崇国在今陕西省户县东、西安市西。《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历来的学者据此认为，文王伐崇将其攻灭后，就在这里“作邑”，并迁都于此，改称为丰。显然，崇国即在丰邑附近，很可能崇国的都城就是后来文王所建的丰邑。《史记·周本记·正义》引皇甫谧云：“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唐杜佑《通典》记：“崇国在京兆府鄂县”（即今陕西省户县），都是这种意见的代表。直到现代，不少学者仍承袭此说。如孙作云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认为：“崇国在今陕西鄂县东南”；高亨在《诗经今注》中说：“崇，古国名，在今陕西西安澧水西”；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也指明：“崇国在今陕西省户县东五里”；谭戒甫作《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一文断定：“商周有崇国，在丰镐之间是确实的”（《文史》第6辑）。可见崇国在今陕西中部之说，由来已久，相沿成习。

近几十年来，对于上述说法不断有人提出怀疑：

第一，伐崇是文王受命六年的军事行动。在这之前两年，文王已出击殷王畿西部的属国耆（一作黎，今山西省长治市南）。殷纣大臣祖伊报告周文王的军队已经打进畿内的消息，殷纣竞昏庸地回答：“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次年，文王又攻到殷王畿西南部的邗国（今河南省沁阳县西北），离殷都朝歌只有150公里左右。如果崇国在今陕西户县东，离原来文王的都城程邑（今陕西省咸阳市一带）太近，仅25公里。文王对门口的大敌，成为心腹之患的崇国放着不管，而先去攻伐远方，向殷畿进逼，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今河南省嵩县和嵩山一带，原来就有一个崇国。《国语．周语下》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韦昭注：“鲧，禹父。崇，鲧国。伯，爵也。”可见夏禹之父鲧所建立的就叫崇国。《国语·周语上》又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注：“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考阳城在今河南省禹州境内，禹州的西北靠近嵩山。然则，崇山或崇高山即今嵩山。相传夏朝兴起的时候，火神祝融降于崇山，可知禹父所建的崇国就在今嵩山附近。夏代的崇国很可能延续而为殷代的崇国。况且，《诗·大雅·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足见崇国的防御设施高大而坚固。这只能是依山筑城所形成的，与嵩山附近的地理形势也十分契合。

第三，崇侯虎曾在殷纣前谮毁周文王，说明崇侯与殷纣的关系早已十分密切，崇国的地理位置也应在今河南省殷畿附近，而不应远至今陕西中部与周国毗连。

基于上述理由，近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现代学者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徐中舒的《西周史论述》（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都主张文王所伐的崇国在今河南省嵩县、嵩山附近。

但有的学者仍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诗·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中的“于崇”，是指邗和崇两个国家。《史记·周本纪》：“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就是据此而来。邗与鄂古音‘同相通，邗国也在今陕西鄂县境内，与崇国互为邻邦a只有攻灭了邗国和崇国，文王才能作丰邑，迁都于丰，《诗经》和《史记》都说得非常明确。邗和崇两国怎么会跑到今河南省境内去呢?

确定文王所伐崇国的地望，对于了解殷周之际的战略形势十分重要。陕西户县和河南嵩县、嵩山，相距三四百公里，主张崇国在前地或后地两说各有各的理由。有趣的是，《辞海》旧版释殷末的崇国“在今陕西省酃县东”，认为这个崇国是“殛鲧之后所别封者”；新版则把“鲧之封国”和周文王所灭的崇国都定在“今河南嵩县北”。新版的说法自然还不是定论，两说的是非还需要认真的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