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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浙江商人（第2页）

可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信息，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两位温州人所建的出租房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路，上海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商品世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数以百计的店铺和柜台，虽然门口闪烁的霓虹灯店名和广告依旧，柜台里面的营业员未变，可是，店铺或柜台的真正主人却改换了。经济学家称之为租赁、经营承包、联合、合股经营，这些新主人80%是温州人。

宁波商人善于把握商机，审时度势，从而在经营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20世纪40年代末期，浙江商人虞洽卿预料上海的繁荣地段会拓展到苏州河北，于是，事先在宝山路顺福里和海宁路东唐家弄等处购置大片地产。当时，那些地方人稀地偏，同行中有人见虞洽卿在如此荒僻的地方买地皮，大为不解。可事隔不久，政府果然把这里作为开发地段，这一带地价猛涨，虞洽卿坐收地利。

浙江人除了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商机以外，他们更务实重利。在浙江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够赚钱才是衡量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也正因为这个重视实利的观念，温州人才四处闯**，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个个是老板，他们敢于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敢于从事别人不耻从事的“低下”的职业，他们乐观向上，生活态度积极洒脱。他们不辞辛苦，精明能干，从一个个不起眼的小行业起家，渐渐成为商界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

浙江温州商人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干起，所以，他们除了江南人与生俱来的瘦小灵秀外，和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默默地做自己的生意，干着小行当的或粗或细的活。慢慢地，温州人多起来了，温州的标志也多起来了，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包装、标牌、证书、徽章越来越多地被温州人造出来，然后又被温州人输往各地。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他们的产品质优价廉，他们的服务周到热情。人们渐渐习惯了“温州”这一牌子，买货找温州货，服务找温州人。温州人由不起眼的小商小贩摇身变成了各地的红人，他们赚着各地人的钱，受着各地人的艳羡。

温州商人具有超凡的商业头脑。在温州人眼里，无论各行各业，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钱赚，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温州人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儿中挖掘出赚钱的契机。

温州人务实苦干。他们不在乎利润大小，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他们经常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他们兢兢业业干好每一宗生意，即使赚不到大笔的利润，也从不怨天尤人。

温州人“脸皮厚”。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

温州人做生意从小处着手。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都由温州人做起来。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因此，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慢慢地，他们把产品由小变得大了起来。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

温州人赚钱的方式极为灵活，他们决不会将自己吊在一个行业里，听任市场的裁决。他们不管多庞大的产业，一旦赚不到钱，就立刻转到其他行当。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没有任何感情，公司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而已。心血是什么？心血不能当钱花。虽然这样的观念稍显势利了一些，但这样的温州人往往在经商中不容易感情用事，而是可以客观、冷静地对待市场中的每一次变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尽各种办法，将自己的产品推往全国各地，畅销全国各地。

在勤勤恳恳的经营下，已形成了国内制鞋、服装、灯具、低压电器、家具等六大支柱产业，仅鞋类企业就有4000余家，年创产值50多个亿，整个温州有如一部巨大的高速的造钱机器。

善于交际八面玲珑

浙江人机智聪敏，在人际交往中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从不得罪人，他们收敛锋芒，深信“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浙江人圆滑世故，善于交际。他们精明的处世之道，使他们能够较快地获得市场信息，为其赚钱大开方便之门。他们利用交际以达到明确的目的，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浙江人机智聪敏，在人际交往中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从不得罪人，他们收敛锋芒，深信“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为此，他们往往借别人之口，言自己心中之事。说的好，让别人以为自己很厉害，风光尽显，从浙江人这里得到了所谓的“面子”，说的不好，他们为浙江商人承担了一切过失。

浙江人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人所好。他们根据对方的身份、社会地位等种种条件进行恭维拍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人际交往中进退自如，他们善于挖掘人们身上的优点，并能够找到合适的场合和合适的时间以十分自然的方式讲出来，让人们在受到夸奖后心情舒畅。在和浙江人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感觉到浙江人很是不错。

浙江人善于交际的特点用在商场上，往往使他们很快获取市场信息，为其赚钱大开方便之门。

有一个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推销的业务员黄某，浙江宁波人。由于学历并不是很高，一直在公司从事推销工作，几年未见升迁。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等待着一个发达的机会。黄某很会说话，做事也很有分寸，在同事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一次，他向一个长期客户推销公司的产品，对方不似以往热情，黄某心存疑虑，便借中午之际将该客户请到了一家比较豪华的酒店，酒桌上称兄道弟，尽显其八面玲珑之能事，最后客户被恭维得晕晕乎乎，便将实话和盘托出。原来他们公司由于更换新的领导要改变经营方向，但因为改革正在进行中，怕其他同行知道此事而先行一步，便悄无声息，黄某的产品对于改革后的公司可能一无用处，所以不打算再与其进行合作。黄某得到了这么大个商业机密，当晚便向其领导打了报告，申请赶制一批适合该客户即将需要的产品。最后，黄某不仅没有失去这个大客户，还用这批产品赚取了一大笔利润。公司领导也从这次的事件中看到了黄某的“实力”，黄某不仅职位得到了升迁，并且成为领导面前的“红人”。

诚实重义信誉为上

浙江人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和“诚”。“信”和“诚”被浙江人看作经商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

浙江人温文尔雅，深受儒家思想所影响。他们很少与人针锋相对地争吵，也很少像东北人那样为了小事而动拳脚。他们如果遇到问题，往往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浙江人讲究商业道德，为了取得长远利益，他们讲究产品的质量和服务，尽量让顾客用的放心，买的高兴，从而达到和气生财的目的。

古语云：“人无信不立”。浙江人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和“诚”。“信”和“诚”被浙江人看作经商必须遵守的首要原则。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信守诚信原则，赢得了客户的好感和满意。浙江人诚信传统由古及今，从未改变。

浙江宁波人叶澄衷就曾经因为诚信而发家致富。叶澄衷最早在黄浦江上靠摇舢板卖食品和日用杂货为生。

一天，一位英国洋行经理雇他的小舢板从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船靠岸后，洋人因事急心慌，匆忙离去，将一只公文包遗失在舢板上。叶澄衷发现后打开一看，包内装有美金数千元和钻石戒指、手表、支票本等。他没有据为已有，而是急客人之急，在原处等候洋人以便归还。直到傍晚，那位洋人才在到处寻包不见后懊恼地返回，他没有想到包会在舢板上，更没有想到船工在等着还他包。洋人见包后，大为感动，打开皮包，见原物丝毫未动。

一个中国苦力竟有如此品德，对外来之财毫不动心，洋人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洋人立即抽出一叠美钞塞到叶的手中，以示谢意，叶澄衷坚持不收，交包后就要开船离去。这位洋人见状，又跳上小船，让叶送他到外滩。一靠岸，洋人拉他到自己的公司，诚恳地邀请他一起做五金生意，叶答应了。

从此，叶澄衷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凭借他的诚实守信，叶澄衷深受人们信赖，一步步地走上“五金大王”的地位。

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是现代企业经营最基本的原则。浙江商人因为恪守这一原则而成为商界的“常青树”。

浙江人本着“货真价实，薄利多销；选货精良，讲求实惠；童叟无欺，诚实可靠”的经营宗旨，并在经营过程中恪守这一宗旨，赢得了客户，树立了良好的经营形象。

浙江流传着一句古话：“天下之主，不如买主”，充分体现了其顾客至上的经营原则。他们在经商中视顾客为“衣食父母”，处处尊重买主。他们待人如宾，顾客上门，不管新老，笑脸相迎，端凳请坐，敬烟献茶。货款不足，派人跟取；携带不便，送货上门；远道顾客，招待食宿；买错货物，允许调换。浙江商人将满足顾客的需求，作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

稳健经营低调行事

市场瞬息万变，随时都存在使人破产的可能。浙江商人奉行险中求稳的经营策略，宁可少赚钱，也不冒大风险。

浙江商人常常是各类排行榜的主角，但是他们却不喜欢出风头，不喜欢抛头露面。浙商不喜欢见记者，更不用说在公共场合亮面，即使在很多人眼中看起来很重要的场合也不例外。企业有了千万元的捐赠仪式，他不一定亲自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左右奉陪。即使亲自参加，也不见得会利用风光的机会让人认识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