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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之谜（第1页）

武王伐纣之谜

武王伐纣是商周两代的分界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夏朝以后是商朝。商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商朝最后的一个国王商纣统治非常残暴。他加重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建筑了许多宫殿、苑囿，终日饮酒作乐，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人民如果表示不满，他就加重刑罚，残酷镇压。他做了“炮烙之刑”，把铜柱放在燃烧的炭火上，强迫“犯人”在上面行走，“犯人”站不住，就倒在火里活活烧死。他的叔叔比干，为人正直，几次向他提意见，纣王不听任何规劝，竟将比干挖心处死。另一个大臣规劝纣王说：“假如一再胡作非为，将会有亡国丧命的危险!”纣王却回答道：“我的性命生来就有上天保佑，谁能把我怎么样?”

那时候，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发展起来。周原来是商的属国。周文王为国事操心，有时候从清早忙到中午，都顾不上吃饭。他尤其注意用人，姜尚就是他发现的人才。姜尚出身贫寒，年过花甲也没有正当工作。他听说周文王重视人才，就天天在歧山的水边钓鱼，希望看见从这里路过的文王。有一天，他终于见到了周文王，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姜尚受封做文王的军师，后来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他得到姜尚、周公旦的辅佐，国家兴盛起来。那时候，商朝的统治更为腐朽。周武王决心灭掉商朝。据说，周先派人到商，察看敌情，回来说：好人全被纣王斥逐。武王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最后察看商朝情况的人报告说：商朝的百姓闭口不敢说话了。武王认为时机已到，就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进攻。战争在商都的郊外牧野展开。那时候，商纣的军队正在同东夷作战，来不及调回。临时把大批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奴隶早就恨透纣王，于是在阵前起义，引导周武王的军队攻入商都。纣王被迫登上最华丽的宫殿鹿台，全身挂满珠宝玉器，放火把自己烧死。商朝就这样灭亡了。

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建立周朝，把镐京作为都城。武王伐纣处于商周交界，是中国历史年代的一个关键点。这场大战到底发生在哪一年，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不少，但多是几百年后的追述，而且普遍存在文辞简略，含义不清，文献可疑，互相矛盾等问题。历来的研究，在100余年范围之中，竟有44种结论。因此武王伐纣的年代成了几千年来一直未解的谜题。

据2003年5月18日出版的《科学时报》报道：2000年，“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发布5年研究结果，提交了1个范围：公元前1050—公元前1020，三个结果：公元前1046、公元前1044、公元前1027，首选公元前1046。

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于1996年参与“断代工程”研究的李勇博士，对此提出质疑。他在一系列已发表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经综合分析，重新划定武王伐纣年范围为“公元前1040—公元前1030年”。李勇表示，尽管这一结果“可能不是绝对的”，但他首创的两种新的天文年代学方法，一定能在类似的年代学研究中“大有作为”。李勇博士说：“重新划定武王伐纣年‘公元前1040—公元前1030年’的范围，是我综合分析自己5年来一系列直接相关研究论著后作出的结论。这些研究全部采用“月龄历谱法”和“直接求解法”进行。由于新方法的本质在于它是通过年代相近的材料组来求解，这样选取材料的历法背景基本相同，也就相当于增加了已知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有效数学模型，对所有可能进行比较筛选获得的最佳结果，理应是精确、可信的。”这一研究结果，已经以《武王伐纣年质疑》为题，由权威天文专家审查通过，发表在已出版的《中国科学》上。而所建立的新方法及先期研究，已经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认可和高度评价，打开了年代学研究的新局面，有望加速中国年代学研究的进程。

2000年12月19日《江南时报》第四版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刘次元，经过两年多研究，确定武王伐纣之日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解开了《武王伐纣》年代上的重大疑案，该研究成果已被《断代工程年表》采用。刘次元研究员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方面的最新成果，已将武王伐纣限定在公元前1050年—1020年间，并采用《断代工程》有关专题对月相术语解释的最新结论，参考各种天象记录对于伐纣季节的提示，分析《武成》历日得到灭商之日可能在公元前1046年、1041年、1037年、1031年、1020年等。究竟具体在哪个年份，他对有关古天象再分析《国语、周语下》中木星和日月等天体所在星座，并进一步分析岁星处于鹑火年代，得到灭商之日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这一结论得到丙子月食《尚书》文献历日和年代记载的支持，与其它天象记载都有较好的符合，因此被《断代工程年表》采用。

类似上面的报道还有很多，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武王到底哪年伐纣?看来仍要继续争论下去了。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吴王阖阊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素来不和。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就发兵打越国。吴王阖阊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吴国，就咽了气。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夫差记住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他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在大湖一带打上了。越军果然大败。越王勾践带了五千个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范蠡说：“懊悔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说：“咱们赶快去求和吧。”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颤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嚭，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阊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一直在流传，然而有人提出疑问：勾践真有“卧薪尝胆”的事吗?在很多古籍中，都记载了吴越战争的事，但都没有勾践卧薪尝胆的叙述。查阅记载越王勾践事迹的历史资料，成书时代较早且史实比较可靠的，当首选《左传》和《国语》。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中，曾大量记述越王勾践的事迹；《国语》中有《吴语》和《越语》上、下共三篇，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战争胜败的经过。但在这两本史籍中，完全没有记载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的事情。其次，西汉时司马迁作《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也仅记越王勾践曾经“置胆于坐，坐卧脚仰胆，饮食亦尝胆”，而绝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的事。到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专门记述春秋时的史事。这两本书，在先秦古籍的基础上，又掺杂了一些怪诞离奇的传闻，其可信程度已大打折扣。但前书既没有说到卧薪，也没有提及尝胆；后书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只说越王勾践“出入尝之，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的事。这样看来，尝胆之事，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史记》；而卧薪之事，到东汉时还没有记载。

据考证，“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轼，在他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发挥想象，戏说孙权“卧薪尝胆”，与勾践无关。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到关于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的《春秋列国论》一书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辅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然则，“卧薪尝胆”的词语原是由北宋的苏轼提出，从南宋到明朝，此事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尚没有定论。到明朝，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写到：“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到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坐胆。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越王勾践“卧薪”之事，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春秋》中还是有记载的。该书的《勾践归国外传》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卧则攻之以蓼。”也就是说：勾践由于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但他忍耐克服，用“蓼薪”来刺激，打消睡意。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卧薪”的目的是在折磨眼睛而非折磨整个身体。后人把“卧薪”说成是睡在硬柴上，那是对《吴越春秋》意思的误解。

千百年来，卧薪尝胆的故事催人奋进，如果说是假的，让后人好生尴尬，于是，人们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庞涓指挥过马陵之战吗

马陵之战是战国时期齐国军队在马陵（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范县西南）歼灭魏军的著名伏击战。

众所周知，孙膑在这次战役中杀死了庞涓，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这次战役。

公元前341年，魏

公元前341年，魏国发兵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采用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主张，与韩结好却不急于发兵。待韩军五战五败，魏军也实力大损时，才于次年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重施“围魏救赵”的战法，直驱魏都大梁。魏惠王将攻韩的部队召回，以太子申为主将，庞涓为将军，率兵10万迎击齐军。

由于魏军是有备而来，气势旺盛。故孙膑决定因势利导，利用魏军求胜心切的弱点，诱敌冒进，再图取胜。齐军前锋与魏军稍一接触，即佯装怯战，掉头东撤。在撤退途中，有意造成军力不断削弱的假相。第一天造了10万人吃饭的锅灶，第二天减为5万人用的锅灶，第三天则只剩下3万人用的锅灶了。庞涓与孙膑交手，本来小心翼翼，害怕再次上当，但当看到齐军锅灶日减，以为齐军胆怯，三天中即逃亡了大半，这才壮起胆子。太子申本有退军之意，庞涓不听，丢下辎重和步兵，只领轻车锐骑日夜兼程猛追，必欲全歼齐军，擒获孙膑。

齐军退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路狭窄，地势险隘，两旁树木茂盛，是个设伏的好地方。孙膑计算行程，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追至，遂命士卒伐木堵路，并将路边一棵大树剥去树皮，在树干上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挑选一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两侧的山上，约定天黑后，见到火光就一齐放箭。

日暮时分，庞涓果然率军追到马陵，发现路旁的大树被剥去树皮，上面隐隐约约写有字，就命士卒点起火把来看，待他看清树上字后，这才发现中计，急令部队撤退。但已经晚了，两旁齐军看见火光，万弩齐发，伏兵四起。魏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溃败，庞涓中箭，左突右冲无法突出重围，最后愤愧自杀。齐军乘胜追击，又大败魏军主力，俘获魏军主将太子申，歼灭魏军10万。

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来看，庞涓是指挥过马陵之战的，但在历史上还有另一种说法。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中的《擒庞涓》一篇这样记载：战国中期，齐、魏、燕、赵、韩、楚、秦七雄并立，征战频繁。公元前354年，魏国派大将庞涓率8万精兵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赵国苦战了一年，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急忙向盟国齐国求救。齐威王正欲向外扩张，于是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兵8万去救赵国。

孙膑是兵圣孙武的后代，出生于齐国。他曾拜兵学家鬼谷子为师，与魏国大将庞涓是同窗好友。但庞涓做了魏国大将后，十分嫉妒孙膑的才能，将他骗到魏国施以膑刑（去膝盖骨），欲使其永远不能领兵打仗。后孙膑千方百计才逃出回齐国，并被齐威王重用。

孙膑终于得到一个向庞涓复仇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急于与庞涓在战场上相见。他劝田忌放弃领兵直趋邯郸，与魏军决战的计划，趁魏军主力出兵在外，国内防务空虚之际，直捣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远在异国的魏军“释赵而自救”。等庞涓回兵时，中途予以截击，这样既救了赵，又能给魏国以沉重打击，此乃一举而两得。

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战法，挥师直逼魏国军事重镇平陵（今山东定陶）。齐军攻打平陵的行动并不坚决，庞涓也不急于回救，继续竭尽全力攻克邯郸。直到魏军已占领邯郸，损兵折将急需休整时，孙膑才建议齐军挥师直捣魏都大梁，逼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统兵回救。庞涓接令后，不得不放弃邯郸，抛弃辎重，昼夜兼程回师。孙膑判断魏军回师必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立即率齐军主力北上，在桂陵设下埋伏。当魏军经长途跋涉行至桂陵时，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出击，大败魏军，并生擒庞涓。

《孙膑兵法》为孙膑弟子所写，它十分清楚地记载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应该说可信度也是很高的。既然在桂陵之战中齐军已经俘虏了庞涓，他怎么还能在马陵之战中再指挥魏军作战呢?如果说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中了孙膑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受骗呢?

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提到马陵之战的魏将是庞涓。如《魏世家》中说，当时魏军任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结果，魏在马陵失利，齐国擒住太子申，杀了庞涓。再如《田敬仲完世家》中说，这次战役齐国救韩，赵来打击魏，使魏军大败于马陵，虏太子申，杀大将庞涓。再如《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的当年记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

考察以上两种说法，关键就是庞涓在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之间的经历，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是否被释放回魏国并重新担任将领?于是有的学者认为，桂陵之战，庞涓落入齐军之手，但不久后就被放出来了，又一次担任马陵之战中的将领，和孙膑再次交战。《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中的记载说，在桂陵之战的第二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三国联军，齐国见局势危急，就传楚将景舍在中间调和，也就在这个时候，庞涓被释放。

但《水经注》中毕竟只是转引其他书籍中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魏军将领庞涓是不是被俘而又释，是不是再次东山再起，参加了马陵之战，至今仍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