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之谜
希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这一,它不仅以灿烂的文化艺术闻名于世,而且还以其军事和战争生成之早与发展之快而闻名全球。公元前400多年前,古希腊两个最强大的城市国家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都想打败对方,称霸希腊。雅典成为海上强国以后,一直威胁着斯巴达。它企图控制从东方到西方所有的贸易通路,还想把盛产粮食的西西里岛夺到手。斯巴达也不肯让步,早就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多数城邦组成同盟,要和雅典见个高低。雅典的民主派憎恨斯巴达的军事贵族独裁统治,支持斯巴达国内反抗贵族的势力。
斯巴达的贵族讨厌雅典的民主制度,也帮助雅典贵族派进行反对民主派的斗争。这样,两个城邦的冲突越来越厉害,一场争夺希腊霸权的战争终于爆发了。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结束,打了27年。因为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首先进攻,这场战争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受到战争危害的是整个希腊。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这次战争“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祸害和痛苦。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丧失这么多的生命!”战争给希腊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促使小农经济与手工业者破产,不少城邦丧失了大批劳动力,土地荒芜,工商业停滞倒闭。大奴隶主、大土地所有者、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乘机而入,大肆兼并土地、聚敛财富和奴隶,中小奴隶制经济逐渐被吞没,代之而起的是在大地产、大手工业作坊主为代表的大奴隶主经济。大批公民破产,兵源减少,城邦的统治基础动摇了。贫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不满富人和豪强的统治。柏拉图曾经写道:“每个城邦,不管分别如何的小,都分成了两个敌对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因此,在斯巴达、科林斯等城邦,都曾先后发生贫民起义,打死了许多奴隶主,瓜分了他们的财产。风起云涌的起义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进一步加速了希腊城邦的衰落。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结束了雅典的霸权,而且使整个希腊奴隶制城邦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地位。对抗双方对海上通路的争夺,从海上对敌的封锁和侵入都达到了很大规模;夺取要塞创造了许多新方法,如使用水淹、火焚和挖掘地道等;方阵虽还是战斗队形的基础,但步兵能以密集队形和散开队形在起伏地机动行动;职业军人开始出现。这些都对希腊以及西欧军事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过去近2400多年,但专家学者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和评价分歧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问题,有多种分析。有认为是社会的原因,有的人认为是经济的原因,也有的人认为是政治原因。还有人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起因于女人,有几个年轻人喝醉酒,性急了,抢了个麦加拉人西买塔的女人解决问题。麦加拉人得知消息后,气愤不已,就去抢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女人作为报复。于是,为了这三个女人,全希腊打了起来。这个说法似乎最不可信。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认为:斯巴达在崛起过程中,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而雅典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斯巴达的同盟者科林斯与雅典的矛盾,在导致战争爆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也曾普遍认为,战争主要源于科林斯与雅典的商业竞争,源于科林斯惧怕雅典向西方进行商业扩张。也有学者指出,考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不能忽视对斯巴达和雅典政治体制的剖析,因为“民主”的雅典与“专制”的斯巴达,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都是不能相容、不可调和的。
有人从战争的直接起因分析,认为,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可是,这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纵使伯罗奔尼撒战争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是,许多人还是不禁要问: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哪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哪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总而言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