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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洪秀全死因之谜（第1页）

天王洪秀全死因之谜

洪秀全（1814年—1864年）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广东花县（今花都）人。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创立拜上帝会，深入广西，以宗教发动农民群众。于1851年1月11日举行金田起义，编组太平军，颁布《太平军目》，又以“十款天条”严明军纪。起义初期敌强己弱，遂率义军乘虚蹈瑕，于转战各县中寻机歼灭清军，保存和壮大自己。同年3月，在广西武宣东乡被拥戴为天王，随建五军主将制。及克永安（今蒙山），又加封五主将为东、西、南、北、翼五王，诏明诸王俱归东王杨秀清节制。1852年6月，在湖南道州（今道县）采纳杨秀清意见，确立“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围长沙，克武汉，下九江（今属江西），于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后渐轻敌冒进，同时开辟北伐、西征和保卫天京三条战线，兵分力单，导致太平军北伐全军覆没。后改变战略，于1856年夏从西征战场调集大军，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军势复振。但以不善处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酿成天京内讧，军事力量大受削弱，形势急剧逆转。洪秀全自兼军师，艰苦筹维，1858年重立五军主将制，选拔、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军心复振。同年冬，二破江北大营，又获三河大捷。1860年春，采纳干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的计策，奔袭杭州，调动清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胜利。为救被湘军围困的安徽安庆，多方调遣兵力组织解围，皆告失利，安庆终于1861年9月陷落。1862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5月，湘军对太平军取大包围之势，曾国荃部进至天京城下。为急于解围，严催李秀成等“十三王”率兵自上海、浙江前线回援，于天京城外与湘军大战45天，未能破围。随命李秀成取道江北，远攻敌后，不仅未能调动湘军，兵力反遭重大损失。洪秀全深居天京，一再从各战场调兵回救，战略陷于被动，战局由此日蹙。1863年12月苏州失守，天京危殆。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建议，徒自坐困。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于城内天王府，年五十一岁。关于其死因，由于原始资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因此史学界有不同看法。许多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论著，都说洪秀全是在清军紧逼时服毒自杀的，也有不少太平天国的论著则说洪秀全是病死的，这样一来，洪秀全究竟是自杀还是病死，便成为历史之谜。

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洪仁歼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说洪秀全之死，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历，即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

尽管当时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曾国藩及其刊刻本《李秀成自述》的说法，但他们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所以在许多太平天国史论著中把当时在洪秀全身边的幼天王洪福璃在“自述”中说的：“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基。”的这一观点也一并罗列于后。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根据“李秀成供状及曾国藩奏报”，认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在罗列了洪福璃供词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文字之后，又说“似洪秀全系病死”。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认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但又对曾国藩奏稿中的内容多加批驳，如在“官军急攻”语下批驳说，在洪秀全死前三个月“曾国藩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曾国藩奏稿说，洪秀全“服毒”材料来自天王府宫婢黄氏，简又文批驳道：“其言由黄氏宫婢供，伪言也”。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洪秀全之死实无定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利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并非自杀。具体记载为：“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时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当是可靠的，因为李秀成当时正在天京，对天王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所记载洪秀全之死的材料最为后人所重视。而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洪仁玕虽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会师，自然要谈到洪秀全去世情况，所以他在“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记述，也为史学界所重视。但《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说：“至今年四月十九（天历），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后半部分又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个自相矛盾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原稿已失。外人在翻译时受《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响，是极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应该比较可信。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甘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

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的。而在他到达南京之后，又于七月初四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这两个奏稿都是在曾国藩看完李秀成亲供前写成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曾国藩看到李秀成亲供有关洪秀全之死记载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亲供抄送军机处时，把这些文字给篡改了，当不难理解。至于曾国藩两次谎报军情，罗尔纲和周村台写的《洪秀全论》说：“洪秀全因天京缺粮，久吃甜露充饥，致病发逝世。”并在注中说：“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亲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由此可知，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过的。

自从《李自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论著，都改变了“自杀”说的看法，并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当然也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天京窖藏珠宝流落何处

1864年7月，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随着天京（现南京）失陷而告失败。围城三年的湘军蜂拥闯进了天京各个城门，他们目的就是抢掠，上至前敌总指挥的大头头曾国荃，下至军营里雇佣的民工、文职人员，都想发横财，当时传闻洪秀全和天国新贵收敛财宝都藏在此地。湘军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国荃和提督萧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们捞尽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财，连同几万名女俘虏，一并作为胜利品带回去。但是所谓窖藏珠宝连一点踪影都没有见到。

天京是否有窖金埋藏?曾国藩在城破后下令洗劫全城，但“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虽然湘军军令严明，但在“破城后，仍有少量窖金，为兵丁发掘后占为己有”。天京被攻破后，除抗拒的太平天国将士遇害外，尚有1000余人，即占守城精锐的1／3，随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脱，《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则说“另有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上元人孙文川在《淞沪随笔》（手抄本）中认为“城中四伪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净尽”，但他说的也许是斗筲金银，而大宗窖金下落，并未见有著述，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团。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在南京从前有个富丽堂皇的大花园“蒋园”，园主蒋某，绰号蒋驴子，据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行商，靠毛驴贩运货物。因为有次运军粮，得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为“驴马车三行总管”。天京被围，内宫后妃及朝贵多用金银请人办事，“宫中倾有急信至，诸王妃等亦聚金银数千箱令载，为之埋藏其物”。《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则说：“有金银数千箱，命驴往，埋于石头山某所。”蒋氏后来因此发财起家，成为近代金陵巨富。《红羊佚闻·蒋驴子轶事》中还说，民国初年，也有南京士绅向革命军都督和民政长官报告“洪氏有藏在某处，彼亲与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国勋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财为期”，可是雇人多处寻掘，仍毫无收获。

有资料证实，“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如此之多的财富，必然要有一个好的藏匿之处。因此，人们好不怀疑天京城内有洪秀全及天国新贵们的金银窖藏的存在。曾国荃抓到李秀成后，非常高兴，用锥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面是因为气恼李秀成守城坚固，更是为了紧逼李秀成说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国藩不久从安庆赶到南京，赞赏其老弟“以谓贼馆中有窖金”，又多次软硬兼施，追问李秀成藏金处。这也是李秀成被较晚处死的另一个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后，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来南京督促，李秀成却始终未透露太平天国天京的窖金事宜。

洗劫南京后，曾国荃也不承认大发横财，向上禀报：“城内并无贼库”。虽然得到了官方的默认，但老百姓却怎么也不相信，几乎众口一词，说曾国荃因此一战，成为巨富。

民间传言一：“（曾国荃）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国荃谥号）所得”；这是说他侵吞了四个元代制造的大顶灯。

民间传言二：“（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馀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东珠，出产于东北混同江、乌拉宁古塔诸河（即今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如此宝珠，曾国荃一下捡了一百多颗，此外，还抱回一个大于篾筐（栲栳）的翡翠西瓜。唐人用“栲栳量金”形容当日长安贵少的奢华，由此可见，曾国荃暴富的程度。除了列举实物，传言还折算了曾国荃南京之行的全部现金收入，据清代文人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但有人对上述说法提出异议，他们分析认为：倘若曾国荃真有数千万家财，那么，他的资产将数倍乃至数十百倍于当时大清帝国的国库储备。嘉庆十九年，户部库存银为一千二百四十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倍之；道光三十年，库存八百馀万两，曾国荃至少三十倍之；咸丰三年，库存仅为二十余万两，曾国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想想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清代野史稗记的掌故大师徐珂也早就质疑这个传言，他的侄女是曾国荃长孙媳，跟娘家唠起夫家光景，曾经说过，曾国荃家财产不及百万。俗话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皆任统帅，七年间集资百万，稍富于知府而已，由此可见，传言中曾国荃得到数千万的“太平军”宝藏之说确实水分多多。

另外有传言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夕，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石达开当时还留有一纸宝藏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抗战期间，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秘密调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3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挖开两穴，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为蒋介石侦知。他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被迫中止。

类似以上传闻众说纷纭，成为疑案。南京当年天王府遗址，至今只有西花园一角还隐约可见旧时面貌，据介绍，南京解放时期，有人听说洪秀全窖金的事，将园中湖水放干，但也一无所获。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传闻很多，却没有证据。曾国藩向皇帝奏报说没有发现藏金。然而《能静居士日记》中却说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资，即纵火烧屋以灭迹”。曾国藩兄弟俩当然所获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报》上记载说“宫保曾中堂之太夫人，于三月初间由金陵回籍，护送船只，约二百数十号”，这时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会全数遭挖掘的，很难排除确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发现的可能。

对于如此巨额的窖藏珠宝，当然会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因此会众说纷纭，但这些珠宝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