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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之谜（第1页）

火烧圆明园之谜

圆明园为清代御苑，其基址为明代皇亲国戚的故园遗址。1709年，康熙开始修建旧园，后又赐与太子允祯（雍正），并提名为“圆明园”。1725年雍正三年开始扩建，增建殿堂和楼阁，作为听政之所。乾隆即位，六次巡游江南，喜江南山水，将所见名胜绘制成图，仿制园中。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代代增修，益发辉煌。整园占地5200亩，建筑面积16万平米，相当于故宫的全部建筑，前后历经150多年，建起了“圆明园”，“长春园”和“万春园”三个部分。一般的，圆明园是上述三园的统称。“圆明园”造景的意境，多采取神话传说中的仙宫幻境，或仿历代著名山水画中的深山幽壑，或采江南旖旎多姿的名园胜景，还兼取了国外古典宫廷建筑的特点，成为当世罕见的园林集大成者，被誉为“万园之园”。

可惜，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和才能的圆明园，都被皇帝据为私有。历代皇帝无止境地追求享乐，据史料记载，自雍正开始，每年新正郊祀后，帝后门就移居圆明园，直到冬季大祀后才返回紫禁城，即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圆明园。成丰帝由于害怕在皇宫受宗法约束，所以在圆明园中住的时间更长些。这座行宫御园，是封建帝王的宫苑，皇帝后妃们在园内过着挥金如土的腐朽生活。园外兵营林立，没有皇帝的赏赐，王公大臣也不得入内游逛。1879年，李鸿章从西欧回国，前往颐和园拜见慈禧太后，受到她的赏赐。在宴饮和听戏后，私带幕僚数人游览圆明园遗址，尽管当时圆明园已被焚毁，但仍是皇家禁苑，李鸿章这样的宠臣也以私闯禁苑受到处分。

今天，驰誉世界的颐和园只是圆明园外围园林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想象当日的圆明园是何等的宏伟和壮观。而在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废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们以为咸丰帝还在圆明园，遂以圆明园作为进攻目标。实际上，咸丰早在英法联军进北京前就带领一帮大臣逃去了热河。入侵者进了圆明园，见到庄严的大殿，辉煌的楼阁，幽静的园林，立即动手大抢起来。据有关史料记载，抢劫开始，入侵者进入皇宫后，谁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拿了金子，丢了银子，为了镶有珠宝美玉的艺术品，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太大不能搬走，竞被打碎。联军抢劫圆明园后，还不满足，英国将士决心焚毁圆明园。公元1860年10月一代名园终于在侵略者的火把下化为灰烬。

圆明园的焚毁，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侵略者不但毁坏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名园，而且把大批的珍贵文物也掠夺到国外，一代名园只剩下残垣断壁。以后清帝几代虽仍想重建圆明园，但终因内忧外患，国力不足，重建工程不得不半途而废。

英法联军在洗劫了圆明园后，为什么又要将这个“万园之园”焚毁呢?流行的说法是，焚园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强盗罪行，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其实，在焚园之前，英法双方有过争论。英军头子格兰特主张毁园，他认为：“行宫（指圆明园）固已被掠，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这就太“便宜”了满清皇帝。圆明园当时是仅次于紫禁城的统治中心，通过彻底焚毁圆明园，不仅能狠狠打击那些排洋派们，还可以羞辱清王朝妄自尊大的面皮。

法军头子赛托邦对此则表示异议，他认为这样抢一把，就够本儿了，担心“若逼之已甚，恭王畏难逃避，将使和议决裂”。英国公使额尔金听了不以为然，他嘲讽这位法国朋友“不甚熟悉中国情事”，并重申只有给中国统治者留下受惩罚的痕迹，才能使他们“脑海里留下不易泯灭的痕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英法联军头子统一了认识，额尔金在焚园前一天通知恭亲王：“圆明园即须毁为平地。”果然，圆明园里大火燃烧起来了，焚园后的第三天，园内余烟未尽，恭亲王奕诉即向英法侵略军乞和，这真是亘古少有的奇耻大辱。对此“官书多所隐讳”，至今在《清史稿》等正统史料中都避而不谈。然而在一些笔记小品、逸闻稗史中却屡有涉及，其中一个重要说法，是有个名叫龚橙的汉奸把英军引入圆明园内，从而导致这场惨绝人寰的灭顶之灾。

最先透露这个说法的是近代文学家王闿运，他写过一篇关于圆明园的长词，在该词的自注之二中，有这样几句话：“夷人入京至宫闱，……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之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从这一自注来看，还在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之前，就有“贵族穷者”带领坏人，打着外国人的旗号在这里放火。可是，这个“贵族穷者”是谁?坏人又有哪几个?王闽运没有点明。后来，与王氏多有来往的刘成禺透露了这一秘密。他曾见过王闯运的原稿，写着“有汉奸销英翁及匏叟书”这样的句子。刘成禺据此写了《王湘绮笔下两汉奸》，文中这样写道：“龚孝拱，字橙，号匏庵，仁和龚自珍子。英人攻天津、广州，威妥玛尊为谋主，多用其策。”（引见《世载堂杂忆》）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龚橙被认为是那个“贵族穷者”，他成了让人切齿的汉奸，不仅多次为英国侵略者出谋划策，而且还是引导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帮凶。

假如王运真的写过这样的话，他的说法可信吗?有人分析了王氏的经历和人品，认为还是比较可信的。王闿运，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又字壬父，室名湘绮楼，有时也以王湘绮名之。生于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咸丰年间中了举人，曾应聘在内务府大臣肃顺家中教读。不久当了曾国藩的幕僚，后被四川总督丁宝桢请去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又在长沙思贤讲舍任职，后为衡州船山书院山长。宣统时授翰林院检讨，民国初年任清史馆馆长。王氏有机会接近当时的高层人士，了解某些事件的内幕，写了《湘绮楼日记》等。他是有名的史学专家，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不愿为人张扬丑恶，那首词的自注原稿本来写了龚橙的名字，最终还是给划去了。

龚橙果真是汉奸吗?有无可能干出引狼入室的缺德事呢?看看此人的经历就明白了。

龚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系清代思想家龚自珍的长子，原名公襄，更名橙，字昌匏，又字孝拱。早年生活优裕，养成大家公子的脾气，天下无人不敢辱骂，又无一事使他害怕。后来随父居京，想走仕途之路，然而又不下功夫，结果屡考屡败。看看在京城实在混不下去，转身跑到上海，结识了一个叫曾寄圃的买办，经过他的介绍，龚橙认识了英军头目巴夏礼，并且意外地当了巴夏礼的中国秘书。通过这条路径，他又取得了英军头子威妥玛的好感，做了洋人的幕僚。龚橙虽然出身于学者型的官僚家庭，又熟读四书五经，可是他根本不讲礼义廉耻，也无君臣父子之道，为人狠毒，办事白绝，人皆恶之，目为“半伦”。

那么，又为何把他列为“贵族穷者”?这还要说到龚橙的家庭。龚家先前境况甚好，龚橙的祖父丽正、叔祖守正皆为官僚，父亲自珍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龚家的亲戚如段玉裁等，也是学者和官吏，称其为“贵族”名副其实。然而，至龚自珍时，家庭状况已很不好，一方面由于龚橙的祖父丢官，家中失去了经济支柱，而父亲自珍又是六品小京官，“俸禄本薄”，没有几个银钱。另一方面，龚自珍不善治家，他又“性既豪迈，嗜奇好客”，这样大吃大喝，必然入不敷出，而且年甚一年（参见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家庭的窘困拮据曾使龚自珍到保定借贷。其叔父龚守正写过一本《家乘述闻》，其中记述了自珍家庭的窘况：“指丽正罢官后不及十年，据定庵侄妇（龚自珍妻）云，已四年不烧年纸矣!曾几何时，盛衰乃尔，可胜浩叹!”像龚家这样的书香门第、仕宦之家，穷得竟然“四年不烧年纸”，其困顿潦倒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看来，王闿运把龚橙称为“贵族穷者”，真的是确有所指。

这种说法传开以后，王闿运出了一册《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刘叔问为其写了跋文，他这样说：“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狙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石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到了这里，就正式把龚橙引导英军入京焚掠，并乘机中饱私囊的事情挑明了。接着，陈文波的《圆明园残毁考》、柴小梵的《梵灭庐从钞》也都认定“英军就犯，龚为向导，日清之精华在圆明园。”至徐珂编《清稗类钞》时，也有相同的说法：“庚申之役，英人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龚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石重器以归，坐是益为后人诟病。”再后来，《清朝野史大观》也采信了这个说法。小说《孽海花》又把龚橙的恶行说得有鼻子有眼，可谓真真假假，两歧难辨。

龚橙此人无行不假，他投靠英军作威作福也是事实。可是，他真的是引导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帮凶吗?有人表示怀疑。他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龚橙确实依附过英人威妥玛，圆明园被焚时，威氏到达中国已有十九年了。作为老资格的外交官，他曾无数次进入圆明园，对此可以说轻车熟路，岂用龚橙引导?再说，依照这座皇家园林的名气，英法两军中的中国通们一定不会陌生，何须龚橙多言?另从史料记载看，首先入园抢劫的是法国军队，他们的“向导”是僧格林沁的败兵，只要尾随而至就行，无须他人引导。

第二，蔡申之写了《圆明园回忆》一文，他举例说，英军抢劫圆明园时迷了道路，比法军晚到了一天。假设“英军既有半伦为之向导，何为失道后至，使法军捷足先登?”这就是说，龚橙当时不在英军队伍，他也不可能为其先导。

第三，王运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他之所以在词的自注中没有写上“有汉奸销英翁及匏叟书”，很可能这一消息来源不明，写上没有把握，担心引来麻烦，因而将其划掉。这恰恰说明王闽运的治学严谨，不能作为龚橙导夷毁园的证据。

第四，如果龚橙确实有此恶行，当会引起国人共愤，大家肯定不会保持沉默。但是，从当时有关官员的日记、留京大臣的奏折等资料中，均无龚橙恶行的记载，而且在《泰晤士报》随军记者的报道、侵华官兵的回忆文字中，也无龚橙作为向导的说法，这该作何解释。

第五，从龚橙的下场来看，似也没有导夷焚园。据资料记载，威妥玛回国之后，龚橙失去了生活来源，只靠变卖古玩字画为生。他的精神更加颓废，行为更加失常，终于发“狂疾”而死。如果此人有此罪恶，清廷当会严加缉拿，继而重重治罪，怎么会容他任意发狂?

总之，龚橙是否引导英军焚烧圆明园，不宜仅凭片言只语就轻下结论，也不能拿逸闻野史作为根据。关于龚橙的这桩公案，目前仍然存在争论，要想真正弄个明白，尚需更有说服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