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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成长之谜（第1页）

◎佛教在中国成长之谜

秦汉之际，佛教已在西域诸国流行。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出兵陇右，曾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西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跟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学习《浮屠经》，这是中原人接受佛教的最早纪录。

东汉明帝时，派郎中蔡膼、博士秦景到天竺求佛经。后来，二人同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佛经回到洛阳。明帝命在洛阳建白马寺，安置两位僧人和佛经。当时的人们，只是把佛教视为神仙方术一类的东西，并不十分在意，然而，佛教却从东汉开始在中国安家落户了。

东晋十六国时，佛教开始流行，南北朝泛滥成灾。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弥漫着佛教的迷雾。北魏有寺院3万多所，僧尼删多万。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从北魏开始开凿的。南朝的佛教比北朝更为发达，梁武帝萧衍曾一度定佛教为国教，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出家。萧衍为父、母和自己建了大敬爱寺、智度寺、同泰寺，极其雄伟壮观。大敬爱寺的中院到山门竟有七里，殿内金、铜佛像高一丈八尺，仅同泰寺就有十尊金像、十尊铜像。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有寺院五百多所。唐朝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反映的就是南朝佛教的盛况。

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式佛教的形成时期。

其表现之一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教、道教三教并立，从皇帝到平民百姓轮流参拜释迦、孔子和老子，并出现“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隋文帝即出生在般若寺，并由尼姑养到13岁。他和灵藏律师是布衣之交，称自己是“俗人天子”，称灵藏律师为“道人天子”。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藏与隋炀帝交从过密，登基前就为杨广作菩萨戒，使杨广当上了“总持菩萨”。智蔗在《观无量寿佛经疏》中说，杨广弑父是前世的因缘。唐太宗虽把道教排在了佛教之前，但基本上共同扶植，全面利用。他曾两次接见天竺取经的玄奘，并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以示褒扬，说明佛教在强烈地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最高层。

其表现之二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碰撞、交融，许多中国的佛学家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解释佛经，建立起了各自的、中国式的佛教学说和宗派。主要有：

隋朝僧人智薉为代表的天台宗，崇奉的经典是《法华经》，又称法华宗。

唐朝僧人玄奘的法相宗，以“万法唯识”为宗旨，又称唯识宗。

唐朝僧人法藏的华严宗，崇奉《华严经》。

北魏僧人达摩创立的禅宗，到六世祖慧能时，创立了南宗，神秀创立了北宗。唐后期，南宗垄断了当时的佛坛。

这些佛教宗派的出现，说明佛教中国化的最后完成，佛教已在中国脱胎换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宋明理学产生后，佛教同道教一起被理学吸收改造，哲学上的面目被模糊，从此再也没有兴盛。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各民族分布格局的大动**时期。各民族政权在对峙过程中互争华夏正统，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因此，与儒学相比，其外来户的出身使各政权的统治者谁也不敢把它放在首位，否则就不是华夏正统。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为“继千年绝统”，下诏灭佛。捣毁寺院、佛塔、佛像，焚烧佛经，坑杀僧尼，使佛教在中土受到了空前的浩劫。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周世宗柴荣，从国家财政、兵员上考虑，都曾采取过不同程度的灭佛措施。周武帝叫作“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严酷的现实，尤其是魏太武帝的灭佛，使佛教不得不向中国的皇帝低头，向中国的传统儒学谄媚，向中国的传统文化靠拢。

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对教义和修行程序的自我改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努力适应儒家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念，探寻二者的共同语言，援儒入佛，以儒释佛。

从人生观和伦理道德上讲，儒家和中国的传统视人生为乐，重生恶死；重今生，轻来世；重人间，远鬼神；重视个体生命格局的开发和人际关系结构的架设，通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人际伦理有功于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佛教视人生为苦海，有生老病死四苦相，还要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苦，要求人们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了断生死，超脱世俗，进入涅煔境界。因此，儒家思想是奋力入世的人生哲学，把人生价值实现在今生今世。佛教是消极避世的哲学，把人生价值的实现放在来世的天堂，不重视今生今世的人际伦理，主张不跪王者，不敬父母。从教义上看，二者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激烈的冲突，如不调合二者的矛盾，佛教很难在中国立足。

关于沙门不跪拜王者，东晋庾冰、桓玄等人曾强调，沙门必须跪拜王者，南朝宋武帝严令沙门跪拜皇帝。起初，许多沙门还据理力争，如东晋名僧慧远曾著《沙门不敬王者论》。而北魏沙门法果称道武帝是当今如来，带头跪拜皇帝，并声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就是说，佛教人中土，经过一段抗争后，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跪了下来。

佛教入中土后，又把教义中零散的孝的内容突出宣传。如编《父母恩重经》，宣扬报父母之恩，注疏《盂兰盆经》，宣扬目连救母。《佛说菩萨薡子经》讲，迦夷国有一对双目失明的夫妻，没有儿子，菩萨转生为他俩当了儿子，竟让菩萨屈尊来赡养父母，以迎合儒家的孝道。

南朝梁武帝萧衍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同源于佛，老子、周公、孔子同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把释迦、老子、孔子尊为“三圣”。《清净法行经》又讲，佛派了三个弟子来教化震旦（中国），儒童菩萨是孔子，光净菩萨是颜渊，摩诃迦叶是老子。竟将儒家的孔子、颜渊收入佛教，当了菩萨。

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载：“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宋代名僧契嵩又明确归纳为，不杀生为仁，不偷盗为义，不**邪为礼，不饮酒为智，不妄语为信。这样，佛教的五戒与儒学的五常，不伦不类地统一起来了。

第二，淡化、简化深奥难懂的教义和修行程序，强化、突出符合中国思维方式的直观、实体的内容。

受儒家实用理性的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像西方那样偏重于逻辑分析和理性思辨，而喜好模糊笼统的整体思维和直观经验的体会。而佛教中有独特的逻辑方法和缜密的抽象思辨。然而，中国民众普遍接受的却不是这些高深莫测的思想，而是那些具体形态和实体部分。如诵经礼拜、广行善事、舍财布施、捐塑佛像。因此，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用通俗直观的佛经故事和简化修行程序的办法来招揽信徒。

唐代的变文就是把佛教教义直观化，通俗化的一种文学形式。佛教僧侣在对民众宣讲经文时，将其故事化，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以加强效果，这种话本叫作变文。

简化修行程序最突出的是禅宗和净土宗。

禅宗主要的修行方式是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传说其创始人菩提达摩在少林寺面壁打坐9年，石壁上都留下了他的影子。禅宗五世祖弘忍有两个弟子，神秀创北宗，慧能创南宗。南宗认为，佛在心内，不在身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和背诵大批经卷，就可以顿悟成佛。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使南宗战胜了北宗。

净土宗以东晋名僧慧远为初祖，不少佛学家认为到唐初善导才正式创立。其修行程序更为简化，只要心想佛，包括佛的名字、法相、光明、神力、功德、智慧，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被接引到极乐净土，修成正果。

佛教把通往天堂的门票开价如此低，世俗的中国人也知道“便宜没好货”，基于他们宗教观念的淡薄和对来世天堂的冷漠，更主要是基于习惯的思维方式，也就糊里糊涂地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