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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君子立世篇2（第3页）

嘉宾们都显得很尴尬，其中有一位就抱怨说：“我们怎能想到这一点呢？”

是呀，我们考虑问题时常会海阔天空，但不幸的是，无论思路如何开阔，我们往往还是从自己出发的。

在古希腊，斯巴达统治雅典的第三年，有一支一万多人的希腊军队，出征去帮助波斯国王的次子普鲁士打仗。后来，普鲁士在和兄弟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死去。希腊军队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就来到距离巴比伦不远的一个小镇。军中那些高级将领在与波斯人谈判的过程中，全部中计被害，整个部队陷入了没有统帅的局面。更为不幸的是，这时希腊军的四周还有敌军的包围。很多人都认为，希腊军处在这样一种不利的形势之下，肯定会自行瓦解。

在这支将要溃散的军队中有一个刚入伍的新兵塞若梵，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他把所有的下级军官都组织起来，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塞若梵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鼓起打仗的士气和信心。全体下级军官都一致推举他为统帅，来统领部队。但塞若梵知道，希腊人是很难统领的，因为他们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选择自己的自由行动。虽然军队有严格的纪律，但希腊人所信服的是那些有才能和智慧的人。一个没有能力的统帅或智慧失误的将军，士兵们往往会向他投掷石子，以表达自己对他的鄙视。

塞若梵深知希腊人的这一个性，因此，他立即召集全体士兵召开大会，并作了更加激昂慷慨的演讲。在演讲中最为激励人心的是，他极力突出每一位战士的作用，而不是突出他的主帅的地位。他说：“有人认为我们的指挥官死了，我们就会失败。但我们要让他们睁大眼睛看看，我们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将军。虽然受人尊敬的老将军克里亚库斯死了，但会有千万个克里亚库斯和他们战斗。”

塞若梵用极为简短而有力的方式，将自己的鼓励都注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心中，使得那一万多名战士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信心。他们仿佛一夜之间都脱胎换骨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这股凝聚力的重心就是塞若梵。第二天清晨，他们就踏上了返回希腊的征途。

因为塞若梵能够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他能以身作则，发扬民主，爱护士兵，从而通过采取各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经过四个月的时间，转战两千多公里，终于顺利地回到了希腊。

塞若梵后来总结说：“我们都知道，自觉自愿的服从最终都会战胜被迫的服从。我就是懂了如何才能让战士们自觉地服从我。同时，我还必须吃苦在前，以身作则。”

一天，一个十岁的男孩走进一家冰淇淋店，他坐在桌边问女招待：“一筒冰淇淋多少钱？”女招待说：“75美分。”男孩开始数手中的硬币，接着他问一小杯冰淇淋多少钱，女招待不耐烦地回答：“65美分。”男孩说：“我要一小杯冰淇淋。”他吃完冰淇淋，付了账就离开了。当女招待来收拾空盘子时，她被感动了，原来在盘子下面还有10美分钱作为给她的小费。小男孩在点冰淇淋之前就为女招待着想，他敏感而体贴，他在考虑自己前先考虑了别人。

如果我们都像这个男孩这样思考，我们就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栖居地。要展现出自己的关心、谦恭与礼貌，因为周全的考虑是一种表示关心的态度。

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别人。无论你身居多高的地位，你身边的人，你的下属都是你要关心的对象。因为他们是与你并肩作战的人，他们会给你很多帮助。你不但要把忧愁让他们一起分担，更要与他们一起分享快乐！

11凡事适可而止

【原典】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释义】

孟子说：“可以做官就做官，可以退居在家就退居在家，可以久干下去就久干下去，可以赶快离开就赶快离开，这就是孔子的处世态度。”

在生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起承转合过程中，人应随时随地、恰如其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位置。中国人说：“贵在时中！”时就是随时，中就是中和，所谓时中，就是顺时而变，恰到好处。正如孟子所说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鉴于人的情感和欲望常常盲目变化的特点，讲究时中，就是要注意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看他会不会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并不是懦弱畏难。当人生进程的某一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时，善于权变通达，心情愉快地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目标去追求，这事实上也是一种进取，是一种更踏实可行的以退为进。古人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自不量力是做人的大敌。当一个人在一种境地中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返，循环往复。《周蝗·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无来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环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做人处世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太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基于这种认识，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处世艺术。中国人常说：“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做人太绝，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伯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隧而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便收。

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度地打扮自己，一个成熟的男子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明人许相卿说：“富贵怕见花开。”此语殊有意味。言已开则谢，适可喜正可惧。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宋人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谓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无疑是临渊纵马。中国的君王，大多数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处以做臣下的在大名之下，往往难以久居。故老子早就有言在先：“功名，名遂，身退。”范蠡乘舟浮海，得以终身；文种不听劝告，饮剑自尽。此二人，足以令中国历史臣宦者为戒。不过，人的不幸往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任何人不可能一生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时刻往往是最短暂的。俗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就像搓牌一样，一个人不能总是得手，一副好牌之后往往就是坏牌的开始。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为仇。因此，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北宋词人秦少游所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只是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古人言：“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欲不可纵，纵欲成灾。”乐极生悲一语中国几乎妇孺皆知，但一般人对它的理解，往往是因快乐过度而忘乎所以、头脑发热、动止失矩，结果不慎发生意外，惹祸上身，化喜为悲。凡读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大致上可以领悟乐极生悲的含义。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雅致环境里，众贤毕至，高朋会聚，曲水流觞，咏叙幽情，这是何等快乐！王羲之欣然记道：“是日也，天朗气晴，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但是，就在“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之时，突然使人产生了万物“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悲哀，于是情绪一转，“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憾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阵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真正的乐极生悲。类似的心情变化可以在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进一步印证。苏东坡与客泛舟江上，“饮酒乐甚，扣舷而歌”，这本来是很快活的，偏偏乐极生悲，“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偏偏又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八个字真是把一个人由乐转悲之后的难言心境写绝。饮酒本是一件乐事，但多愁善感的人饮酒，往往会见物生情，情到深处反添恨。正如司马迁所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

乐极生悲概括地讲，是一个人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而生出的惘然和悲哀，详情而言，是一个人对生活中好花不常开、好景难常在的无奈和怅怀。人的情绪很难停驻在一种静止的状态，人对世事盛衰兴亡的更替习以为常之后，心境喜怒哀乐的轮回变换也成为自然。人在纵情寻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空虚伤怀，推之不去避之不开，因为欢乐和惆怅本来就首尾并列。所以庄子在“欣欣然而乐”之后感叹：“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人只有在生命的愉悦中才能体会真正的悲哀。所以，真正的丧亲之痛，不在丧亲之时，而在合家欢宴，或睹旧物思亡人的那一瞬间。人在悲中不知悲，痛定思痛是真痛。

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是历代智者的忠告，更是一门处世的艺术。

佛教讲“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为“缘起”，因此人生有无限的机会、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意义。可以说，人生就是一个“无限”。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无限，就毫无顾忌，妄肆而为。有的时候，更应该有个“适可而止”的人生。强开的花不美，早熟的果难甜，天地的节气岁令，总有个时序轮换。悬崖要勒马，尸祝不代庖，举凡吾人的行事，也要有个分寸拿捏。《宝王三昧论》也说：“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适可而止”的人生，实在可以作为座右铭的参考。

12赏罚分明用人才

【原典】

董仲舒：“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

【释义】

董仲舒：“有所好，才能根据其爱好来规劝他，因此才设立奖赏制度，用以奖励他；有爱好，就有厌恶，有厌恶才能畏惧他，因此才设立惩罚制度，用以惩罚他。”

古人对赏罚问题极为重视，特别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作为领导手段和用人方法的赏罚与作为政治体制和施治原则的法治之间，界限是很模糊的，这就使得赏罚被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据《周礼·天官》载，西周天子“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这爵、禄、予、置、生、夺、废、诛，基本上都是以赏罚形式来实行的，名曰八柄，实为二柄。春秋时管仲言于齐桓公，曰古王治民用“六秉”：杀、生、贵、贱、贫、富，实际上也主要是靠赏罚来推行。所以历代政治家、思想家们都认为，赏罚是关系国家安危兴亡的大事。他们指出：“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国家大事，惟赏与罚。”把赏罚视为“治乱之道”、“治乱之具”、“治乱之枢机”。他们认为，赏罚的功能有五：统御功能：即只有实行赏罚，才能治理民众，统御百官。《管子·七法》认为，没有赏罚“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而“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孔子指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墨子认为：“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岂止是百姓，“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曹操认为，赏罚用得好，“虽用众，若使一人也”。

韩非认为，人总是有所喜好和追求，也有所厌恶和恐惧。执政者根据人的这个性情设立赏和罚，引导他们向好的方向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商鞅认为，人有许多欲望和追求，但可能有正有邪。赏罚可以在“民之所欲万”的情况下，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引导到一个方向，使“利之所出一”。汉儒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他们的思想，认为赏罚对民众的好恶起着引导作用：“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

通过赏罚，可将人才请进递升，将乏才落职请出。汉代刘向《说苑·政理》中指出，赏罚分明有吸引人才的作用：“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荀子指出，赏罚不行，纳贤吐不肖就是一句空话：“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陷京师，徽、钦二帝蒙尘，北宋亡。在金人逼迫下，百官议立异姓张邦昌为帝，秦桧等人坚决反对。秦桧国立议状要存赵氏，被金兵押掳北去。当时，秦桧此一举动，可谓大功，颇受人们赞扬。但是，秦桧到金后，一改前态，为徽宗作乞和书，投靠金人，并且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岳飞，留下万世臭名。那么，是否能因秦桧前功而赦其后罪呢？历史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秦桧罪不可赦。第二，功过相抵，容易滋长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的倾向。立有大功在前，而能谦虚自制者本来就已很难，若再许以“前功可抵后过”，岂不更加目无“王法”？这样做，实质上也就是把前功变为犯罪的资本、违纪的条件。天下之大，立功者甚多，如立大功者可抵大过，立小功者可抵小过，势必天下大乱，“功臣”横行，势必国将不国，法将不法。第三，功过相抵，容易造成官僚特权。大凡有个一官半职者，大多因其做出成绩，或立有功勋而荣登“官”位，若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加之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国法政纪在他们面前也必然**然无存。

因此，要得赏罚分明，功过不可相抵。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在前，应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也同样应按律惩罚。一个大“功臣”杀死无辜的人，和一个小流氓杀死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则不去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过来，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但因其大过在前，大功在后，说明其认罪深刻，自新坚决，也可考虑用其功而赎其罪，即“将功赎罪”。这与“前功后过相抵”又有不同，因为前者具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只具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