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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众多公司的创业招数（第2页）

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底，主要投资公司为我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四通集团公司。四通利方成立后，独立开发出了著名的Ri外挂式中文平台系列软件，并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取得了国内微机中文平台预装软件市场、零售市场、ISP市场90%，通信硬件厂家60%，手写识别市场80%的占有率。目前国内数十家大型网上服务提供商和政府部门，以及IBM、惠普、英特尔、康柏、摩托罗拉和联想、同创等电脑品牌机开始全面预装四通利方的中文环境系统，预装覆盖面达70%以上。据统计，今年以来四通利方的产品销售200多万套，价值2000多万元，销量位居同类软件首位，超过了美国微软的中文版“95视窗”。在广交会上还签订了60万美元的出口订单。

为了创建中国一流的软件企业，四通利方于1995年开始对公司进行了国际化改造。国际化改造的目标是吸收进外国成功软件公司的内部机制和管理经验。根据此目标，四通利方于1995年底正式聘请了位于美国硅谷的著名高科技投资银行罗伯森·史蒂文斯公司（RSCO）作为投资顾问。根据投资专家的建议，四通利方决定立即扩充其股东结构，与硅谷大多数软件公司一样，吸收国际高科技风险投资银行作为新的股东，一方面充分利用大规模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吸收国际高科技风险投资银行作为新的股东；一方面为公司的大规模发展提高饿充足的资金；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知名度和投资关系作为附加值，向公司引入成熟的内部机制与管理经验，为公司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以及进一步发展国际合作，最终实现公司的远景目标奠定基础。

为了更好地引进国外管理经验，促进与外国企业的渠道，并祢补四通利方在金融投资、内部财力不足，公司决定大胆引进外国高级管理人才。1997年1月四通利方聘请原史蒂文斯公司的投资专家马克·法根（MarkFagon）担任财务总监，使公司的管理水平又上了新的台阶。

1997年8月，四通利方与选定的三家著名国际高科技风险投资集团（包括华登风险投资基金、罗伯特·史蒂文森高科技投资银行等）及四通集团同意四通利方原有资产价值850万美元的评估值，并向四通利方增加6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成为四通利方的新股东，同时保留10%的股份作为产权给公司的重要管理人员与技术骨干。以此为标志，四通利方的这次国际化改造圆满完成。

经过此国际化改造，使四通利方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总值达到1，500万美元，比1993年底公司创立时的投资增长23倍，公司已初步具备大规模发展的基础。这是中国软件公司第一次通过私募方式在国际上融资，进行国际化改造获得的成功，同时也是我国高科技企业吸收外国风险投资的一次成功尝试。

风险投资，是每一个高科技企业所梦寐以求的。可惜，在我国高科技企业的高投入、高风险，几乎让所有金融界望而却步。但是，成立于1993年，刚刚年满四周岁的四通利方公司却在1997年初，得到了以美国著名风险投资公司罗伯森·史蒂文斯公司为首的三家风险投资6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396万元。四通利方不仅成为我国首家获得风险投资的民营软件公司，也给我国软件行业如何迈向国际化一个宝贵启示。

第三节、“耐克”不倒之谜和虚拟经营

网络经济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虚拟经营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使其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但事实上，虚拟经营并非是网络经济时代的新生儿，在工业经济时代，有些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虚拟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就拿“耐克”来说，它作为国际知名品牌，不仅在欧美极负盛名，在发展中国家也尽人皆知。这全靠极具现代商业意识的总裁菲尔·耐克的精心策划，奋力开拓，选择了适当灵活的“借鸡下蛋”的生产方式。

创业初期，由于菲尔·耐克准确预测到弹性好又能防潮的运动鞋的市场前景，耐克鞋凭借独特的设计、新颖的造型迅速在美国打开了市场。随着公司的壮大，菲尔·耐克把眼光投向了国际市场。但是，耐克鞋价格较高，如果依靠出口进入其他国家市场，本身的高价位再加上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关税，是很难被这些国家的顾客所接受的。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这便是耐克公司生产上的“借鸡下蛋”法。耐克公司通过在爱尔兰设厂进入了欧洲市场并以此躲过高关税，又在日本联合设厂打入了日本市场，在70年代末能有这种巧妙构思，不能不令人钦佩。

第四节、从终点又回到起点--8848的教训

近日，“8848”终于分折成了“BtoB”和“BtoC”两个部分，“BtoB”公司继续迎合着纳斯达克等国际资本市场的需求，而“BtoC”公司则定位在国内市场了。

自从1998年的“5。19”行情后不久，“珠穆朗玛”（8848）网站的成立开始，作为一直关注者之一，在游戏告一段落后，虽然当事人似乎都显得谈笑风生，笔者却感到它给人们一个玩笑，而且有点残酷。

当时笔者很看好“8848”，确实是因为它是一个难得的“BtoC”种子，这当然又和王峻涛及手下的一伙人有关。王峻涛是个与大众打交道制造亲和力的好手。不管是当初的金州足球之夜流泪的帖子，还是为福州IP电话案子打抱不平，王峻涛都在网民中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和很好的口碑，配以他在福州连邦网络的销售经验，国内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有优势去作需要大批散户的“BtoC”了。

接下来是“8848”要上纳斯达克，要风险融资；接着是请了国际大公司的管理人做CEO，打造“国际化”的班子，搞“洋务运动”，笔者有点看不清了；其后则是关于公司内部管理和业务取向的各种流言。最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两个月前，“8848”突然关闭了包括“股市沙龙”在内的一些社区网站，事先连个声明和招呼都不打。接连几日寻找，终于死了心。后来有人告知，被移到了一个极陌生的网站上去了。

如此激烈突兀的举动，有待“8848”的高层人士去做解释了。但在笔者看来，其中的一些教训，是包括非IT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

第一，企业首先应该清楚融资是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发展为了融资。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有些企业往往会搞糊涂，甚至走火入魔。

前面已经说过，8848有着搞“BtoC”的优势与竞争力，可是缺资金，需要融资，无可厚非。结果找到了风险投资商，他们的要求是投资然后尽可能迅速变现而且盈利最大化，出路则在于纳斯达克市场。而纳斯达克市场当时已时兴“BtoB”的概念，有限的资源当然要用在有限的业务上，所谓业务的“核心化”。这样“BtoC”就妨碍了所谓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认识企业价值的清晰性，当然就得撇除在外。

但“BtoC”恰恰是“8848”的核心业务或者说是它的最大竞争优势所在，强行“包装”，只能削足适履。

这时人们会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资本的意志吧。”但笔者很想知道，在前一阵子资本疯狂追逐网站的时候，企业真的没有选择吗？现在即使“网络”冷却了，“8848”的“BtoC”部分不是据说也找到了投资方吗？我们只能说，有人想将“8848”做个局，成为变现的筹码，而且确实也做到了，至少在国内的股市上。王峻涛有部分责任，但主要责任则在于其他人。

第二，企业面对资本市场应有清醒的头脑。投资银行是企业融资的中介和工具，千万不能反过来成为他们的工具。投资银行为了让企业适合资本市场的规则，必会对企业提出一些要求，这是对的，但是当一家上市公司先成为投资市场的游戏筹码，最后被玩残了，就格外让人痛心。做一个企业不容易，在中国做一个企业更为不易，所以笔者只要碰到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者，首先就提醒他们要避免资本市场的**，千万别成了人家的工具。因为十年股市，太多公司被“养肥”然后被杀。

当九十年代后期，许多风险投资商和投资人士进入中国言必称“纳斯达克”、“天使”的时候，笔者就想到了党史。

用一个可能不那么恰当但肯定有许多真实的例子，其中不少人就像当年从莫斯科过来的“纯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似乎熟读马列经典，对国际共产实践也颇有一套，把我们向往“新社会”（“新经济”？）的革命青年唬得晕晕呼呼的。至于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第三，不要把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和管理人员想得神乎其神，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在中小企业的时候，创业者未必不能经营好自己的企业。虽然企业理论和管理教科书告诉我们，创业者和管理者的才能通常不是一回事，但我们不能教条化。也有许多创业者贯穿了公司的始终，如最成功的企业家盖茨和李嘉诚。而风险投资家是比较喜欢输出管理的，当然有时会带给创业公司经验，有时是为了资本市场的路演秀，但最重要的理由恐怕还是为了获得直接控制权。

至少像“8848”之类的刚刚成立的公司就迅速引入“国际化”管理的团队，是值得商榷的。美国企业在二十世纪出了两个最伟大的管理者，一个是前半世纪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斯隆，另一个是后半世纪的通用电气公司的韦尔奇。需要清楚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大的舞台。在斯隆之前，有个叫杜兰的创业人物，通过16年的兼并收购，搭建出通用汽车这个舞台。接手后的斯隆说了句很公平的话：“通用汽车公司在那时就已具备了成为巨人的扎实基础。”

现在，一场游戏终于有了个结局，“8848”比开始的时候多了个“BtoB”可能还加上个什么“交易平台”之类的概念，但这一切在纳斯达克也不流行了，如果不是说让变幻莫测的投资者感到头痛的话。而王峻涛的“我的8848”又要开始“BtoC”的新长征了，他可能很乐观。

不过，“从终点又回到起点”是平面几何概念。就立体几何而言，第三维的时间在流逝，流逝的不仅是时机，还有大众的信心。王峻涛还在用“综艺股份”的市值比拟海外的网络股，认为既然前者在国内市场市值要远远大于许多“中国概念股”，为什么“我的8848”走不了这条路。笔者希望很“草根”很平民化的王峻涛能够成功，但也得提示一下风险，资本市场很善忘，但有时也很有记忆力。风光一时的“综艺股份”因这场游戏已付出了让投资人起疑的代价，而它的资本游戏筹码是和“8848”紧密相关的，不管是哪个“8848”。

第五节、被孵化出来的华邦

纯国内的风险投资“华邦”制药。华邦制药股份公司得益于一家政府部门（重庆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与一家公司（重庆渝高建设发展公司）的风险投资，而没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介入。“华邦”创建于1992年3月，仅是一个拥有3名博士、1名硕士、注册资本仅3万元的民营科研机构（从事医药基础研究），而今是利税千万元的高科技企业。

高创中心认准生物医药业是当今高科技的支柱，1993年注资43万元，占股份86%，华邦以拥有的科研成果和管理经验的无形资产入股，总资本金50万元。同时，高创中心派一名人员是进行项目监管，保证投入的安全运作。94年高创中心将红利转股达到68万元，渝高注资53万元，总资本150万元，其中高创中心48%、渝高35%、华邦占20%。

1996年华邦快速发展，高创中心完成孵化使命，即将股份转让给华邦与渝高。收回投资120多万元，是1993年43万元的近3倍。渝高在资本结构中占52%，华邦占48%。渝高、华邦又签定新的借、贷款合作协议。强强联合，华邦一举成为重庆高新区利税大户，综合效益居前列。渝高仅1997年从华邦分红800多万元，不仅收回全部股本投资，还使公司股本大大增加。

其成功经验在于：

●选准了具有发展前景大项目苗子，并以股份形式注入资金，降低了风险；

●大胆引进经营管理和科技骨干，对项目进行过程管理，减少不必要风险；

●华邦总经理张松山重视技术储备和科研开发，不断对自有知识产权进行技术创新；

●政府科技部门在科技风险投资中的作用，具有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优势。

重视风险投资公司的管理，调研中，我们发现尤其是与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沟通、协调，对项目成果、项目适度、财务状况等实行控制与监督，有助于维护投资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