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29节做娱乐圈里的狗鱼(2)
采访者:你的成熟的市场观念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
邓建国:我想从《广州教父》之后,我就牢牢地把握了市场。以前的人悄悄拍完,就去卖了。而我有了一个好的创意,有了一个好的剧本就开始宣传,然后开始卖片,和电视台签合同,市场观念特别强。说实在的,我是从一个农村的放映员转变为影视圈内的风云人物,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不是很专业,不是圈里面的人。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就能搞好,而是要通过像我这样的很多所谓圈外人来一起做。市场才是最好的检验。
采访者:现在电视剧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知道要把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要胜出还要靠什么呢?
邓建国:那就是诚信,这个非常重要。在影视圈里,我和张国立六年合作六部戏应该说是最长(时间)的一个组合,这在圈内很少见的,我想这主要就是诚信。还有一个我的信仰,就是不要与人为敌,就是说尽量不要树敌。另外,我自己定了个游戏规则,就是不在背后说任何人坏话,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采访者:其实在影视界这几年你好像一直都有些新的东西,像初期的高强度的炒作,后来的风险合同制等等,你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这些东西?
邓建国:当初我们是片花加炒作,可后来有的电视台吃亏了,他们花了很大的价钱,收视率却不理想,所以我推行一种风险合同:比如说上海二十个点(收视率),如果我的片子超过二十点,每增加一点电视台给我加三千块钱,如果低于二十个点,每低一点电视台就降三千块钱。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第二我把风险转嫁给监制,电视台跟我签风险合同,我就跟监制签一个附加合同。
采访者:你推出这个风险合同后,有没有其他公司仿效呢?
邓建国:不是公司仿效,是电视台把这作为一个标准了。你要签,跟邓建国学。很多的制作公司对我恨之入骨。我觉得对制作的要求严一点,是对观众负责,所以我也没错,我不怕别人恨我。但最近我退出影坛,我就为制作公司说话,我说你电视台搞垄断,搞限价,是不对的。那制作公司又觉得我好了。你电视台搞垄断也好,搞限价也好,我不干了,我拍拍屁股走了。
采访者:对,你2002年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退出娱乐圈,那是为什么?
邓建国:我为什么大规模宣传自己退出,就是想显示我的不满。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不能有垄断,只要有垄断就会有腐败。现在不仅垄断,还限价。比方我原来一部戏六万元一集,而电视台说只能三万块一集,否则不买。现在我的电视剧给你播完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给钱,我和你签的购销合同里面,没有还钱计划,一年也没有,三年也没有,你要播就播,不播就算了,这谁也没法做。现在各电视台一共拖欠我们四千多万,都是由于这种不规则的市场竞争造成的。我现在退出,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采访者:但很多人觉得你是一种逃避,而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邓建国:我不逃避我就是等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再有精力,再有聪明才智,我不能和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机制去叫板。
采访者:你觉得如果这样下去,将来我们的影视市场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邓建国:我觉得只有等待,等待这个市场真的完全市场化了。我觉得归根结底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机制的问题。当然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是要循序渐进的。对于我一个商人来说,这个时期我很难做,我就不做了,就换一个行业,等时机来了我再回来做。因为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的行业。
采访者: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影视圈八年的得与失?
邓建国:我觉得应该是得的比失的多,也算半个名人吧,这不容易了。做影视娱乐,我还是比较自豪,人家说邓建国天生是做娱乐的人。
采访者:你觉得做娱乐的人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邓建国:我觉得做娱乐的人首先要有献身精神。因为娱乐就是给广大受众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你要做娱乐,就得有为娱乐献身的精神,别人今天说你好,你就好;明天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同时还要有执著精神,这方面我好像还不行。
采访者:在你退出娱乐圈进入白酒业的声明里,你说你现在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影视界的发展,这是你虚晃一枪,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
邓建国: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而且确实这两年我有很大的压力。在每次节目交易会上我看到很多人从好莱坞学习回来的,不管从包装设计、制作,包括管理方面都有一整套东西。而且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了有序的阶段,不像我当时那样完全靠炒作就可以的了。而我呢,知识也有限,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落伍了,感觉自己一个是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个就是管理经验方面还是很欠缺。所以我想有机会去学校学学管理学,因为毕竟完全靠炒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采访者:你现在有没有把阅读时间安排进每天的生活呢?
邓建国:有,每天晚上必须看书,但从来不看写我自己的书。我更愿意看一些管理方面的书,营销方面的书,因为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事。
采访者:你现在已经转行到白酒行业,你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