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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色龙州起义（第1页）

广西百色、龙州起义

1929年12月11日和翌年2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和张云逸、李明端、韦拔群、陈豪人、雷经天、俞作豫等，发动和领导广西警备队第4、第5大队和教导队，在百色和龙州举行武装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第8军，建立左江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红军第7军艰难转战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加入红军第1方面军序列，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以百色为中心的左江地区，与云南、贵州两省交界，包括恩阴（今田阴）、奉议（今田阳）、恩隆（今田东）、思林（今属田东）、东兰、凤山等10县；以龙州为中心的右江地区，西北与左江地区相连，西南与法属安南（今越南）毗邻，包括崇善（今属崇左）、养利（今属大新）、靖西、龙茗等10余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员韦拔群、余少杰等在东兰、风山、沿河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开展农民运动。国民党叛变工农革命后，广西的农民运动相继失败，但尚保存了一批干部和农民武装。1929年春，蒋桂新军阀战争爆发，广西的反动统治秩序混乱，这给发展革命力量造成了有利形势，广西革命开始复兴。4月，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站、白崇禧战败出走。6月，蒋介石委任原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省绥靖司令。俞、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倾向进步，同情工农革命，靠近中国共产党。他们深知中共在广西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为扩展自己的力量，防范蒋介石的算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主动要求与中共合作，派干部到广西协商共事。中共中央抓紧机会，与俞、李建立统一战线，先后从广东省委及中央派出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叶季壮等干部40余人到广西，与早期派往广西的中共干部雷经天、俞作豫（系俞作柏的胞弟）会合，开展广西革命形势，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统一领导。

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一方面对俞、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领导中共广西特委的工作，特别是注重抓兵运工作。他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将共产党员派进军事系统任职，争取兵权。张云逸担任子广西警备队第4大队大队长，俞作豫担任了第5大队大队长，龚鹤村担任了南宁市公安局长。这两个大队共六个营18个连2000余人。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俞作柏、李明瑞开办了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兼任总队长。总队设三个营九个连，有学员1000多名。9个连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各个连队都建立丁中共党组织（不公开）。还采取“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等办法，撤换警备队和教导总队中的反动官官和教官，剥夺他们的指挥实权。在士兵中加强政治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开展士兵民主运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积极慎重地吸收先进士兵加入共产党，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骨干力量。大力发动和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军，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通过教育和改造，使警备第4、第5大队、教导总队，由军阀部队朝着革命军队的方向不断转变，面貌日趋涣新，领导权很快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里，为武装起义准备了骨干队伍。

与此同时，在邓小于正确领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利用俞作柏、李明瑞同意开放工农运动的机会，加紧建立各地党组织，各地工会、农会组织，并以成立“护商大队”名义，经俞作柏同意，拨给韦拔群一批武器，装备东兰、凤山地区农军；推荐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省政府委任左、右江各县县长或农运干部，进一步推进了广西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随着各地农运的恢复和发展，广西农民代表大会于1929年8月在南宁召开，雷经天、韦拔群为省农协筹备处正副主任委员。到9月中旬，广西全省有共产党员420人，共青团员130人，中共县委（特支）和党支部24个，全省革命形势有较快的发展。根据邓小平、贺昌的指示，中共广西特委于9月10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讨论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选举新的中共广西特委，会议提出“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和方针。在邓小平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对后来举行百色、龙州起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蒋介石与俞作柏、李明瑞的矛盾尖锐化。俞、李决心与广东张发奎联合反蒋。邓小平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分析，认为俞、李执掌广西不到半年，势单力薄，仓促反蒋，必然失败，这也就打乱中共对广西工作的部署。于是在真诚劝阻俞、李权衡利弊、不盲目出兵参战的同时，作出了应变举措。与贺昌共同决定：将中共在广西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把共产党已掌握的武装力量撤退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和左江地区，与农民运动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苏维埃运动。于是中共广西特委及时派出雷经天等大批干部分赴右江和左江地区，筹建县委，加强农协，使右江和左江地区中共地方党组织得到加强，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忠告劝阻执意通电反蒋，随即出兵进攻广东。邓小平、张云逸等以教导总队、警备第4、第5大队应加紧训练和保卫后方安全为理由，向俞、李建议，将这三支部队转入战争状态留守南宁。俞、李接受了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建议，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还接管设在南宁的军火库等机关。不日后，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指示：在蒋、张、俞、李军阀并战的形势下，广西必须加强对工农斗争和兵运的领导，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并“发展到农民群众中去，实行游击战争，开展：上地革命”（《中共中央给中共广西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1929年10月8日）。同时又要求广西特委继续坚持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为工作中心。此间，俞、李出兵反蒋已经失败，蒋系军队三个师逼进南宁，广西革命形势突变。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从广西革命形势的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指示，而是采取断然措施，争取主动。按照预定的应变计划，将警备队、教导总队等共2000余人和军火库的近6000支步枪及大批弹药物资，分水路和陆路，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同时，对俞作柏、李明瑞、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留他们参加革命。李明瑞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俞作柏出走香港。10月底，中共广西省委决定，在广西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辖广西军事斗争与地方工作（起义后改称中共红7军前委）。在这之前，邓小平，张云逸一到百色，即召开了军队中的中共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公开在军队和地方宣传中共六大精神和“十大纲领”及一系列政治主张，用以发动群众；立即从南宁枪运的武器中拨出5000多支步枪和所需弹药，武装恩隆、奉议、东兰、凤山、凌云、思林、向都、果德等县农军和百色工人赤卫队，并派出军事干部帮助训练；继续抓紧对警备部队的整顿、改造和充实，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反对军阀作风，“调训”屡教不改的旧军官与兵痞，扩军1000名以上；在军队和地方，继续建立和发展中共基层党组织，培训新的军事、政治干部，开办新的教导队和训练所，为起义和建立根据地准备各类急需的于部。

正当左右江地区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时，广西警备第3大队1000余人，打着俞作柏、李明瑞旗号，进驻右江的平马、那坡（今属田阳县）地区，与当地豪绅地主相勾结，成为右江反动势力的支柱，还图谋火并俞作豫指挥的警备第4大队、镇压右江革命运动，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的周密计划和指挥下，警备第4大队（有300多农军配合）将第3大队缴械。获枪1000余支，镇压反动大队长熊镐。进而清除了武装起义的一大障碍，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1月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左右江起义和成立红7、8军的指示传达到百色。邓小平立即主持中共前委会议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加紧起义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那天，宣布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后，中共中央电示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广西工作。临行前，邓对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各项准备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与李明瑞作了长谈并以前委名义约请李担任红7、红8军总指挥，李毅然表示参加起义。此后，中共广西前委（邓小平赴上海期间，前委工作由陈豪人负总责）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邓小平的部署，迅速将左右江地区的警备队、教导总队和农军武装，编组成三个纵队；以原第4大队2个营为骨干，扩编为第1纵队，李兼任纵队司令，沈静斋任政治部主任，约1000多人；以原第4大队一个营、教导总队一部为骨干，加入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农军武装合编成第2纵队，胡斌任纵队司令，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约1000多人；东兰、风山等县地方武装1000多人合编为第3纵队，韦拔群任纵队司令，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一个纵队相当一个大团。

1929年12月11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在百色正式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广西前委改为中共红7军前委，仍由邓小平任书记。同一天，右江地区11县农会代表五镇工会代表和红7军士兵委员会代表共80余人，出席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为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11人为政府成员。右江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广西的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共广西特委在邓小平领导下，加紧右江地区武装起义准备的同时，也抓紧了发动左江地区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疏散行动中，俞作豫执行特委计划，将警备第5大队转移到左江地区，以龙州为据点，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打着俞作伯、李明瑞的旗号，就任左江督办，接管左江军政事务，扩充武装，使警备第5大队由原来的三个营1000多人枪，扩大到六个营2000多人枪，并加紧部队的整训和改造工作。另一方面，为稳定和发展左江地区革命形势，派出了一批中共干部和革命青年深入镇、乡、村，宣传和发动各族工农群众，建立和发展工会、农会和工农武装组织。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共有11个县成立了农会组织，各县建立了农民赤卫军和工人赤卫队合约6000人。先后委任了龙茗、万承、宁明、明江、养利等县县长。11月中旬，警备第5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被桂系军阀所收买，胁迫两个营袭占龙州，举行叛乱。在李明瑞、俞作豫的指挥下，左江地区工农武装配合第5大队主力合围龙州，激战三昼夜，平息蒙志仁叛乱，此次作战，’对部队是实战锻炼和考验，成为武装起义的预演。千叛结束后，邓小平从百色到龙州，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红8军的指示：分析了左江地区形势，确立了龙州起义计划大纲，（原定龙州与百色同时起义，因发生蒙志仁叛乱，而推迟）；指示俞作豫加紧整顿、改造警备第5大队，等条件成熟时再宣布武装起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以第5大队为基础，加入农民赤卫军一部，改编为一个旅，李明瑞任总指挥，俞作豫任旅长，下辖两个团六个营，委任一批共产党员担任重要岗位的职务，成立了由徐开先任书记的中共左江军委，以加强军事斗争的领导。百色起义和红军第7军成立，大大推进了左江地区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起义的条件日渐成熟，只是秘而不宣。

1930年2月1日，中共左江军委正式宣布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和建立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宛旦平任参谋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红8军以原警备第5大队为骨干扩编而成，辖2个纵队，何家荣任第1纵队司令，宛旦平兼第2纵队司令，全军2000余人。根据邓小平推荐报上级批准，李明瑞任红7、红8两军总指挥，中共左江军委改组为红8军军委。7日，邓小平由上海返桂直奔龙州，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与红8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左江地区形势，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将红8军军委改组为红8军临时前委，由邓小平兼任书记（何世昌代理）。同时，调王逸接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红8军成立后，为发展根据地，保卫革命果实，除留第2纵队一个多营和农军、赤卫队一部（合约2000人）警卫龙州外，军主力即分散在各地开展游击活动，清剿土匪武装，帮助地方建立乡、村苏维埃政权。还抽调一批枪枝武装龙州工人赤卫队。军部还开办了一所“军事政治训练学校”，招收100余名学员，培训所需的军事政治干部。

继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7军之后，又爆发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8军，这对于国民党桂系军阀说来，是一个重重的打击。他们窥视到红8军主力分散，龙州空虚，于是调集第15军第11师3个团的兵力，联络左江地主武装4000多人，以突然动作，围攻革命根据中心龙州城。红8军军长俞作豫缺乏思想准备，被迫率领军部和第2纵队守城部队和工农武装2000余人，仓促迎战。浴血抗击一天，给进f巳国民党军以大量杀伤后，率队突围。转移途中，俞作豫迫于形势，带几十名干部离队出走（后来被捕，在广州牺牲）。余部数百名官兵被国民党军收编。红8军第1纵队在分散游击中亦遭损失，为摆脱国民党军追堵，在滇桂黔边不断流动，历时半年之久。1930年10月间，进入右江地区，编入红军第7军。

百色起义胜利后，广西国民党军即开始进犯右江地区。为巩固和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红7军主力展开游击战争，以一部坚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30年2月，红7军主力在隆安与进犯的国民党军4个团，激战一场，将其重创后，转向桂黔边游击。6月上初，回师右江，歼灭桂军警卫第4团，收复百色、恩隆、奉议、恩阳诸城。与此同时，邓小于、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人，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通过苏维埃政府颁发法规、条例，制定政策、方针，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使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鼎盛时期，革命根据地区域达20个县，人口达100万，武装力量达1万余人。当时李宗仁曾哀叹说：“佳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1930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新的革命**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了全国红军“会师武汉”的作战计划，命令江西红军第1军团、湘鄂西红军第2军团、湘赣红军第3军团、鄂豫皖红军第1军、赣东北红军第10军和广西红军第2军，分别去攻占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柳州等中心城市，首先夺取数省革命的胜利。中共红7军前委对中央赋予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等任务进行了认真讨沦。邓小平和张云逸坚持认为，在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已恢复对广西统治，统治基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几千人枪的红7军去执行那样大的任务是困难的，不实际的；对岗（邓拔奇，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坚持主张执行党的指令。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会议决定红7军北上作战，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

1930年11月7日，红7军在河池召开第1次党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决议和作战计划，讨论了形势和任务。会议决定接受中共中央交给的攻占柳州、桂林、广州的指示；选举新的前委，邓小平任书记，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许卓、李朝纲、黄一平等为委员；全军改编为师团建制，下辖三个师。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干、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原第1、第3纵队合编为第19师，龚鹤村兼师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下辖第55、第56团；原第2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合编为第20师，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黄治峰任副师长，下辖第58、第59团；第21师待组建，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黄松坚任副师长。全军共7000多人（不含第21师）。第19、第20两师，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率领，北上执行中共中央指令，韦拔群、陈洪涛率领80余人打第21师番号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11月9日，红7军第19、第20两师开始由河池北上。原计划经庆远（今宜山县）直攻柳州。因庆远国民党军早有防备，部队绕道渡过龙江到罗城，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阻击，撤出战斗后，转到三防休整。12月5日，部队攻占融县（今融安县）未果，旋即退至桂黔边的三江县境。此时，中共红7军前委闻悉：柳州、庆远等地国民党军已移师桂林布防，于是率部向湖南的通，（道）绥（宁）进发。进值冬季，部队远离根据地进入新区，粮、弹给养发生严重困难，非战斗减员增加。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前委决定攻占武岗县城，以筹措粮饷，解决冬装，武岗未克，部队即向广西全州撤退。1931年1月上旬，中共红7军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总结部队此次行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日后行动方向。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从报纸上得知朱毛红军割据江西的消息、力主放弃攻打城市的计划，拟将部队拉到湘粤边，寻机进入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会议决定采纳邓、张、李的主张。会后，红7军即离开全州，向湖南江华县进发。途中发现湖南国民党军已在宁远、蓝山地区设防拦截，于是折转向湘、桂、粤3省交界的广西桂岭圩前进。在桂岭圩，部队进行休整，将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此后，红7军向广东进发途中，在乳源县境遭到粤军三个团的围攻，部队伤亡很大。是役后，中共红军7军前委打消了在浮源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念头，坚定了率部北上江西与朱毛红军会合的决心。嗣后，红7军在邓小平（部队到达江西崇义时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一路征战，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第1方面军会合，参加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斗争。自1930年10月红7军奉命开始北上作战行动，到1931年7月胜利进入江西，部队沿桂、湘、粤、赣边境，艰苦转战数千里，历时10个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这既展示丁红军指战员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