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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第1页）

文景之治

文帝刘恒是高帝刘邦庶子，他的母亲薄姬不受宠爱，因而也免遭吕后嫉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仅仅八岁就被立为代王，封国在今山西中部，当时属偏僻边区，远离政治中心，与汉廷的权力斗争没有多少牵连。正由于这样一种比较超脱的地位，才使他得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功臣集团和琅邪王刘泽、宗正刘郢等刘氏宗室的一致赞同，越过觊觎帝位首先起兵声讨诸吕的齐王刘襄而坐享其成。他确乎是在臣民欢迎拥戴之下，正大光明地当了皇帝。这就使他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能够坚持原则驾驭群臣。加上他深明君道，很有政治才能，他的统治不仅为汉王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二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史上也颇具特色。因而被旧史家称颂为可以同西周的成康媲美的治世，誉为封建帝王中的一位明君。

文帝继续奉行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政策。首先是注意修改苛酷的刑罚，以松弛一下秦王朝遗留的过分紧张的政治局势，适当缓和专制政府对民众压迫的程度，企图培植一种比较安宁平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文帝元年曾废除一人犯罪，父母家属连坐的法令。二年废除诽谤妖言罪。十三年又废止割鼻、断足等残害肢体的肉刑，代之以笞刑。但由于开初规定笞刑的最高额多至五百，“或至死而笞未毕”，人已经打死了刑数还未满额。名义上在减轻刑罚，实际上受刑而死的人反而更多。景帝发现这一问题后，进一步加以改革，把最高限额减为二百，还规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只打臀部，每名罪犯限定由一个差人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这以后受笞刑的人才得保住性命。文帝又规定罪犯服劳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满的，可免为庶人。改变了自古以来“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的传统制度，这是爱惜和保护社会劳动力的一项重大改进。文帝晚年由于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欺骗被查觉，恢复了连坐族诛的酷刑，但除谋反大逆罪以外，其他罪犯还是没有实行连坐法。加以文帝君臣强**化，量刑宽大，断案比较审慎，嫌疑不能判定的案子多从宽处理，所以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据说一年只有几百件，社会治安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盛世的水平。这同秦王朝末年“囹圄成市，赭衣半道”的残酷景象适成鲜明对比，也正是“文景之治”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

文帝还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一再强调：“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他一方面恢复古代的“籍田礼”作出带头种田的姿态以鼓励农耕，另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徭役也减少三分之二。又还裁减首都部分警卫部队，压缩皇室的马匹调去资助政府的驿站，还曾赦免官奴婢为庶人，以及赏赐孤寡老人等。

文帝所以能够不断减轻租赋徭役，关键在于他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开支。他在位二十三年中，没有新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有次他打算修一座露台，工匠造预算说是要花费百金。他听了便说：百金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啊!我享用先帝留下的宫室都感到不配而羞愧，还修露台干什么!马上作罢。他平时节省宫廷生活费用，修建陵墓也不用金银贵重物品殉葬，只用些陶器，建筑也尽量省工。临死时下遗诏说，天下万物有生就有死，不必过于悲伤。丧事一切从简，还将宫中大部分美女放回家。除了自身带头节约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当时将军陈武等建议出兵，恢复秦王朝时疆土。文帝却说：打仗是凶险的事情，纵使能够获胜，损耗也很大，民众受不了。我只希望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好处就很多了。暂且不必考虑用兵攻取。他曾派陆贾出使南越，通过交涉折服了割据南方自号“武帝”的赵佗，使他纳贡称臣不再扰边。又采纳晁错的建议，移民充实北部边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力量。由于他采取守势，努力减少军事活动，这样就使得人民的徭役负担大大减轻，有可能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全国呈现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当张释之向文帝提出一些建议时，文帝曾要求他：“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即是说不用讲一些大话空话。要谈就谈当前具体可行的意见。于是张释之就向他讲秦汉的事情，秦所以失败汉所以成功的经验教训，讲了很多，文帝听得挺高兴。后来也还常向他询问秦政的流弊。不难看出，文帝这一系列政策，正好是与秦王朝的作为处处相反的。显然他是正确地吸取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奢侈浪费、穷兵黩武、严刑峻法引起农民革命以致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他接受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宣称“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先民后己”．认为作为皇帝应当办好民众的事情，先要考虑民众，使他们安居乐业。这当然不可能真正作到，但同秦二世公开宣扬当皇帝就是只图自己纵情享乐，也的确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政治思想。因此，同秦朝堵塞言路的作风相反，汉文帝比较能鼓励臣民发表意见，大小群臣提出建议他都能认真听取。讲得对的就嘉奖，错误的不采纳就算了，也不追究责任。有次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冯唐当面指责他不能选任良将，他当时虽然生气地离开了，事后却又把冯唐找来仔细询问并立即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处置。汉代学者认为，这正是汉文帝突出的优点。

景帝大体上继承这一套政策，也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他下诏允许农民自由迁徙到地广人稀地区去从事垦殖。正式确定田租税率为三十分之一，比过去减少一半。又规定男子二十岁开始服徭役，比过去推迟几年。这些都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文景这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繁荣。尽管政府不断减轻租赋，国家仍然积聚了大量财富。到武帝即位之初，京城的府库装得满满的，钱库里串钱的绳子年久朽断，铜钱散落遍地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旧的未用完，新的又储进，装不下只好堆在仓外以至朽坏。民间普遍养马，田野布满马群，民众聚会都骑乘健壮的牡马，有谁使用牝马的甚至不得与会。这同汉王朝初建时那种窘困现象是完全不同了。

但是，这也只是地主的天堂，农民仍然生活在困苦中。文景奖励农耕多年，但到景帝末年仍不得不承认农业经常歉收，人民没有吃的而死亡，许多农民生活困难而流离失所，使他很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是由于汉代轻田租的政策，对于拥有大量田土的地主最为有利，实际上鼓励了他们兼并土地的活动。就连王莽也指出：政府只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地主却收十分之五的地租，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所以汉代学者认为：豪强地主占有广大田地，政府收取他们百分之一的田税，他们却剥夺农民三分之二的地租，政府少收税的恩惠都被豪强地主独占。文帝减轻田税，受益最大的还是豪强地主。当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是在兼并小农的活动中发展起来的，而脆弱的小农必然破产分化也是无可避免的客观经济法则。文帝时晁错曾为小农算过一篇细账，指出他们终年劳累而总是入不敷出，为应付灾荒年成或官府临时苛派就不得不陷入高利贷罗网，以至于“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从而破产流亡。所以，通过对封建社会盛世的标本——文景时期繁荣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生产恢复发展的成果，总是首先落人统治阶级及其政府手中；而劳动人民所能得到的好处，则是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