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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充著论衡（第1页）

三、王充著《论衡》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属浙江）人，生于东汉建武三年（27年）。出身于细族孤门，六岁即在家开始读书识字，因成绩优异，从书馆保送到京师太学。此间，因家贫而买不起书。常游逛洛阳市肆，边翻看所卖之书，边就能记忆下来，就这样而博通了百家经史，约在光武帝末年或明帝初年，还在就学期间，写了一篇《大儒论》，大概评议当时儒家，鄙薄俗儒而褒扬鸿儒，并自以当代大儒自命。不久回到故乡，以教书来维持生活。

回县后，王充当过诸如橼、功曹这样的小官，属普通的政府属员。不久又入州任从事，由于当道不合而自免回乡。但王充对失位并不怨恨，处疏空而不放纵自己，居贫苦而不忘却意向，在乡居其间，认真读书，思索当时种种思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东汉建初四年（79年），杨终认为当时的经学解释歧义纷出，建议效宣帝时石渠会议判定《五经》的同异。于是，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辨议《五经》，章帝自己则亲制临决，并由班固将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议》。这是一部吸收谶纬揉合而成的汉儒典籍，类似董仲舒《春秋繁露》，充满宗教色彩，以此作为官方思想的依据。王充有感于当时统治者政治有失，殚精苦思，先是著成《政务》一书，接着又以为俗儒任意歪曲儒典，不致实诚，而闭门潜思，杜绝种种庆吊之礼，在窗户、墙壁上放满了刀笔，一有思想就记下，著成《论衡》八十五篇。

针对汉儒们提出的天地感应说，王充提出“气”的一元论思想，以为气是客观世界的最基本的元素，“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气凝而为天地，天地是有形体的东西，星辰之在天上，犹如地上的宅舍一样，没有什么神秘的。气是无限的，因而天地也是无限的，即不生不灭的，并不借助于外力的作用。天地之于自然，乃是“自然无为”，气和而物自生，因此万物中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自然之化。进而，天地便不是有意为人类所创造，人类虽应当利用自然之化找到并种植五谷桑麻，但不用感谢上天的恩赐。当时汉儒的天人感应说以为帝王生而有瑞，得天命之符，王充坚决反对这种“天生圣人”的奇谈怪论，以为这不过是出于“世好奇怪”、“世人浅论”、“儒生是古”等，事实上“精微为圣，皆因之气，不更禀取”。“圣人”也是父母所生，并非天生的，是人而不是神。那些存在于自然界的物候感应，如“天且雨，蝼蚁徒，丘蚓出，琴弦缓，因疾发”，不过是一种物理现象，而非天人感应。以此，王充在书中广泛讨论了日月食、寒暑变化、水旱灾害、云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尽可能对之做出科学的解释。

在批判汉儒天人感应说的同时，王充也对与之关联的秦汉方士们宣扬的鬼神、迷信等观念进行了辩正。首先，揭穿方士们所称的人吸食丹仙药可长寿升仙，以为人的寿命长短与出生时禀气多少、厚薄有关，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差不多“强弱夭寿，以百为数”。生死皆由禀气所定，即“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不仅不可能活着成仙，而且也不可能死后为鬼。就人的身体本身状况看，人死后，他的形体特征、内脏器官和精神状态均已丧失，既然它们不可死灰复燃，那么也就无法变鬼。在此基础上，王充提出了“精神依倚形体”这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他认为，人之形体是由气充积而成，气依赖形体则产生精神，故形体在先，精神载寓其中，如同烛与烛光的关系，“天下无独燃之火，世界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接下，王充便具体批判了当时甚为流行的种种迷信行为，如厚葬、求福、禁忌等。

与以上思想相一致，王充反对汉儒神化了的“圣人”。以为圣贤不过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而神是“气”的虚象，两者是不等同的。因此，圣人们也跟常人一样，他们的知识源于自己感官同外界事物的接触，人只要肯勤奋学习，持之以恒，也可成为圣人。进而，王充揭穿了当时种种夸大前辈圣贤的说法，如说黄帝、帝喾生而能言，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尹方21岁不学而通晓诗书经艺百家之言等。而后又正面提出了自己“任耳目”、“以心意议”的观点，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征”，强调形成的理论要有证据和效验。

王充针对当时汉儒美化古代及其礼乐教化的观念，提出汉代是可以赶上唐、虞、夏、商、周之盛世，并且超过前代的。这不仅可从时间上论，就物质生活的发展论也一样，即如“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粮；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之云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王充又针对汉儒依五行思想宣扬三统的作法，提出社会治乱、朝乱兴亡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思想，以为其是自然注定，不能人为修改的。又针对董仲舒性三品说，提出性、命二元论。以为主善恶才智之性与主贫富贵贱之命都是禀受一元之气而来的。凡此种种，都对主导汉代思想的儒学及当时的种种方术迷信以沉重的打击，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并对后代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充一生不显，晚年生活惨淡，其著作多散失。东汉末蔡邕至关中，王朗为会稽太守，才相继将《论衡》一书带到中原，使其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