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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第1页）

二十三、第二次国共合作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肆进攻，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瓦窖堡会议后，中共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采取了各项措施。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为了贯彻执行决议精神，中共中央把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变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锋军”，并于1936年2月17日发表《东北宣言》。当蒋介石调遣中央军7个师10万人阻止红军东征，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回师陕北，于5月5日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阻拦红军抗日的错误行为，鼓促南京政府幡然改悔，通电正式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看作为联合对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中的若干转变表示了诚恳的欢迎。同时要求国民党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向日本侵略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以结成全民族的坚固的统一战线。在信中，中共用“民主共和国”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的口与，以便动员和团结一切赞成民主，拥护抗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应改为“逼蒋抗日”。1935年12月6日，又发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变过去反对富农为中共富农的政策。1936年7月，又作出《关于土地政策指示》，除对汉奸、卖国贼的土地予与没收外，其他小商人、手工业等不在没收之列。这些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阶层，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民党方面为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于1937年2月15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接受了宋庆龄、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通过了《根绝赤祸之决议》、《促进救国大计案》等决议案，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成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由内战、“剿共”和对日妥协向和平统一、团结抗日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历史标志。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尽快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从1937年2月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合作形纲领等问题进行了六次谈判。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抗日三项主张。“八一三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第八路军的命令，成立总指挥部，委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