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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在五代后梁时称为西都，后晋、后汉、后周时称为西京，其时的首都是东都（京）开封，洛阳是陪都。后梁开平三年（909）初至乾化三年（913）初曾迁都洛阳四年，后晋天福二年（937）也曾因后唐之旧都洛几个月。隋初，建于汉晋的洛阳城已颓毁，炀帝下诏营东京，因于旧城西十八里另择新址：北倚邙山，南对伊阙，跨洛水南北、瀍水东西。设计者仍为设计大兴城（隋长安）的宇文恺。大业元年三月开工，二年正月建成。宇文恺揣测炀帝心存宏侈，故洛阳城阙宫室的壮丽，有过于长安。为了充实这个新都，炀帝下令移来了“豫州郭下”（即旧洛阳城）居民和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又征集天下鹰师万余人，魏、齐、周、陈各朝的乐人等等，毕集于此。又以此为中心，开凿了一个东南经河淮、江淮间平原通向太湖、浙江，东北经河北平原达于涿郡（今北京），西通关中的巨大运河系统。因而洛阳作为隋的首都历时虽短暂，却曾极一时之盛。隋唐之际，经大业十三年李密攻东都和唐武德四年李世民攻王世充两次兵燹，宫殿于城破时多被焚毁，居民于围城中多饿死，都市繁荣受到了巨大摧残。

唐代自贞观至开元天宝间，城郭宫阙经太宗、高宗、武则天的修缮增筑而日益壮丽。由于武则天“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数十万户多数应被安插在洛阳郊区，移入城内的不多），又因仕宦或从事工商业而陆续自动移来的人口很多，居民迅速大量增加。居民中还杂有为数可观的外国商人。所以延载元年（694）蕃客商胡竟能“聚钱百万亿”为武则天铸铜铁“天枢”铭记功德。

盛唐洛阳的繁盛曾遭到安史之乱的毁灭性破坏，特别在至德二载（757）、宝应元年（762）两次收复洛阳时，军士大肆焚掠；后一次“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尽，士民皆衣纸”；“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乱后虽然经历了百多年的承平，洛阳终未能再现盛唐的景况。到了唐末，又遭到一次极大破坏。光启元年（885）秦宗权部将孙儒攻入洛阳，大烧大掠，至“城中寂无鸡犬”、“四野俱无耕者”。后经河南尹张全义招怀流散，逐渐有所恢复。天祐元年朱全忠命张全义修缮宫室，迫昭宗迁都于此，这些宫室的规模甚至还不如全盛时的公卿第舍。后唐同光（923～926）中乃别有营建。

隋建洛阳城并未采用长安那样以宫城、皇城居中轴北部，街坊左右对称的格局，而是宫城皇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地势较高处，布列街坊于其东南，大部分在洛南，一部分在洛北，格局不规整。入唐虽有局部改建，基本格局不变。唐洛阳城由宫城、皇城、东城、都城（外郭城）等几个城组成，周迴六十余里（近年勘测为两万七千五百一十六米）。宫城居西北，东西四里余，南北二里余，四周十三里余（勘测遗址实为五千六百五十五米），高四丈八尺。皇城从东、南、西三面环绕宫城，东西五里余，南北三里余，三面共长十三里余，高三丈七尺。东城在宫城皇城之东，东墙长四里余，南北各一里余，高三丈五尺。宫城正门为应天门，正殿为含元殿，另有殿、台、堂、院数十处和中书省、门下省、宏文馆、史馆等廨署。皇城和东城内列置社、庙及省、寺、监、府、卫、坊、局等百司。皇城的西墙即外郭城的洛北部分。宫城之北又有曜仪城、圆壁城以居妃嫔。东城之北是积贮粮食的含嘉仓城。圆壁城、含嘉城的北墙亦即外郭城北墙的西段。

含嘉仓城经发掘实测，东西长六百一十二米，南北长七百五十二米，面积四十六万多平方米。仓窑约四百余座。据记载，天宝中贮粮共五百八十余万石，将近全国主要粮仓贮粮总数的一半。都城即外郭城的南墙、东墙和含嘉城以东的北墙、皇城以南的西墙，隋时仅有短垣，武周长寿二年（693）筑城，长约五十里，高一丈八尺，号称金城。城内纵横各十街。自皇城的正门（端门）向南过洛水上的天津桥，抵都城的正门（定鼎门）的定鼎街，或称天门街、天街，宽一百步，长七里一百三十七步，是全城的主干大街。东西向干道是洛北自东城宣仁门抵都城上东门和洛南都城建春门内的大街，各宽七十五步。此外各街或宽六十二步，或宽三十五步。每两条直街和两条横街之间一般就是一个坊，也有分割成为二坊的。全城共一百一十三坊，大坊纵横各三百步，内开十字街，四面开门出入。小坊则只设一街两门。坊内皆宅第、寺观、祠庙、园亭，杂以廨署。又有南、北、西三市，市内店肆骈列，货物山积。除洛水、伊水、瀍水外，城内又有通济、通津、运、漕等渠，故给水便利，航运通畅。漕渠东连汴河，为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都城之西为禁苑，西至孝水，北背邙山，南距非山，周一百二十里，中有离宫亭观十四所。苑东有上阳宫，东接皇城，南临洛水，西距穀水，上元（674～676）中造，高宗晚年常居此听政。上阳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阳宫。水上架虹梁以通往来。开封北周时名汴州。隋初因之，大业初川废。唐武德四年（621）复置，天宝元年（742）改称陈留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升为东都开封府，是为都城。其后虽一度迁都洛阳，开封改为陪都，但都、府名称不废。后唐都洛阳，同光元年（923）罢东京开封府，降为汴州。后晋天福三年（938）复都汴州，又建为东京开封府。自此历后汉、后周入宋，因袭不变。唐延和元年（712）始，以浚仪、开封两县为附郭，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市。

自隋开通济渠，汴州因“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扼漕运要冲，而逐步发展成为联系南北漕运的枢纽，成为富饶的水陆都会。唐载初元年（694）在开封县境开湛渠，引汴渠注白沟，“以通曹、兖赋租”。中唐以后，朝廷财赋多仰给江南，汴渠成了唐廷的生命线，其地位更加重要。为确保江南漕运畅通和备御强藩作乱，唐廷从天宝十四载起，先后以河南、淮西、永平、宣武军节度使驻此，汴州遂又成为中原的重要军镇。建中四年（783）十二月，叛藩李希烈陷汴州，次年正月以汴州为大梁府，称楚帝。时漕路被切断，关中饥馑，朝野震恐（见运河）。唐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以汴州为根据地，称雄中原，后篡唐称帝，建都于此。自此终五代，汴州长期为都置府，成为中原朝廷的政治中心。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建都于此。开封虽长期为中原地区的水运枢纽和政治中心，但由于战火频仍，发展缓慢；赖以发达的汴渠，也因唐末战乱，长期失修而壅塞、淤浅。这种局面至五代末才出现转机。

唐时汴州城仅周五里，为节度使的牙城。建中二年（781）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增筑罗城，周二十余里。周世宗励精图治，显德二年（955）因京城迫隘，“诏展外城”。规定先立标识，等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又规定，今后凡墓葬、窑灶、草市，须迁于标识七里之外，标识内先由官府划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尔后听任百姓营造；街道改直放宽，主干道达三十步以上。三年正月，发十余万民正式动工兴建，周四十八里。由京城都巡检韩通总其事。至此，开封府有三重：宫城即唐牙城，内城即唐建中二年后罗城，外城即此次新筑。此外，又修复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水道网。显德二年疏通汴水自埇桥至泗州的污泽。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五年浚汴口，导黄入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六年，疏汴水入蔡河，又浚五丈河。水道网的修复和都城的拓建，为宋都开封的高度繁荣创造了条件。

扬州是隋唐时东南水利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国内外贸易都会。隋开皇九年（589）平陈，改吴州为扬州；大业初改为江都郡。唐武德时复为扬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广陵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扬州。五代吴、南唐时为江都府；周世宗取淮南，复为扬州。长期辖有今江苏扬州市及南通市部分地区，附郭为江都、江阳两县，故址即今扬州市区。

隋统一全国以后，因扬州居长江与运河的交会处，江淮物资皆在此集储北运，从而促使城市迅速繁荣。隋炀帝曾三次巡幸至此，营建江都宫等宫苑，并定制江都太守品秩与长安、洛阳两都的京兆尹、河南尹相同。随后，隋唐的扬州代替了六朝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地位，成为长江下游最大的政治中心。隋置总管府，唐置都督府、大都督府于此。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以为淮南道采访使治所。至德以后，置淮南节度使治此，领淮南江北诸州。既为财赋所聚，镇此者多一代名臣，如杜佑、李吉甫、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唐末为杨行密所据，封吴王，入五代，吴尽有淮南及江南东西道之地，而权归徐温、徐知诰父子。天祚三年（937）李昪（徐知诰）代吴称帝（南唐），定都江宁（今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又回复六朝之旧；但江都仍称东都。

安史之乱后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而江南的粮盐都先在扬州集中，然后起运北上或转输各地。大历以后盐铁转运使置巡院（扬子院）于此，督理漕运和盐铁催税事务。扬州在唐代既是全国最大的物资转运站和集散地，又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容斋随笔》载：“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成都）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手工业产品以铜器，特别是铜镜最负盛名，丝织业、造船业也很发达。商贾不仅来自国内各地，又多蕃商。安史之乱后期，州城遭受了一次兵祸，被杀大食、波斯贾胡多至数千人。都市生活极度繁华，十里长街，市井相连，笙箫歌舞，通宵达旦。但至昭宗时经连续六年之久的兵火，“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这个“富庶甲天下”的城市遭到了残酷的破坏，一度“庐舍焚**，民户丧亡”。景福元年（892）以后，在杨行密较稳定而宽缓的统治之下，不久又渐复旧观。唐代扬州有大小两城：小城即牙（衙）城，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冈上，为官署所在；大城即罗城，在蜀冈之下，是市肆民居所在。据近年考古调查，牙、罗二城遗址南北总长六千五百米，东西最长处约三千五百米，与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三十里，基本吻合。（邹逸麟）

成都是隋唐五代时期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都会。隋文帝时称益州，炀帝大业三年（607）改称蜀郡，唐武德元年（618）称益州，天宝元年（742）又称蜀郡，至德二载（757）因系“上皇”（玄宗）“南巡”之地（避安禄山叛军逃奔至此），升为成都府，建号南京；上元元年（760）罢南京。长期辖有今四川成都平原大部分地区；附郭在隋为成都一县，唐分置华阳县（初名蜀县），即今成都市区。成都城既是腴美的成都平原，也是整个“天府之国”的巴蜀盆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历代如此。隋唐五代时由于巴蜀遭受战乱较其他地区少，故唐代关中遇战乱，君臣往往逃奔至此，如安史之乱中的唐玄宗、黄巢入关后的僖宗和诗人杜甫。

隋曾置西南道行台或总管府于此。唐初先后置总管府、西南道行台、都督府、大都督府于此。开元十五道采访使中的剑南道使治此。开元八节度及天宝十节度使中剑南节度使治此，领兵三万零九百人，其中一万四千人驻成都城内，西抗吐蕃，南抚蛮僚。至德后剑南分为东西两川节度，西川治此。唐末王建以西川节度使兼并东川、山南西二道，成都遂为“三川”首府，入五代为前蜀、后蜀都城。

史载隋朝蜀郡一带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唐代以丝麻织物为主要贡品，又产蔗糖、金银器、瓷器，传统的蜀锦尤负盛誉。成都的繁荣在全国城市中可与扬州媲美，故有“扬一益二”之说；商人中并杂有波斯胡。文学艺术高度发达，五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唐末市上已流行刻本书籍。五代时遍刻九经、文选及私家诗文集。后蜀又将九经和注刻石于成都学宫。

旧城相传筑于战国时张仪，隋文帝封子秀为蜀王，杨秀附旧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广十里。唐乾符三年（876）西川节度使高骈筑罗城，周二十五里，开十门。后唐天成二年（927）孟知祥又展筑至四十二里。后蜀孟昶时在城上遍植芙蓉，此后成都城遂有芙蓉城之称，简称为蓉。

太原是唐五代时北方的政治、军事重镇。唐开元以后的太原府，原为隋文帝时的并州，炀帝大业三年（607）改为太原郡，唐武德元年（618）复为并州。辖有相当于今天山西中部地区十余县之地，附郭为晋阳、太原两县，故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一带。太原据汾水上游，山川险固，本东魏北齐别都。隋文帝时或置并州总管，或置河北道行台于此。隋炀帝凿太行山自河北开驰道抵此，营晋阳宫，置留守，太原与涿郡（今北京）并称北边近塞的“一都之会”。隋末李渊即以太原留守乘隋乱起兵渡河入长安，抚定关陇，建立唐朝。

唐初置总管府或大总管、大都督府于此。武周长寿元年（692）因并州为武氏故里，置为北都。中宗夏国号为唐，罢北都。开元十一年（723）玄宗巡游至此，以州为王业所兴，复置北都，升并州为太原府。二十一年又以为河东道采访使治所。天宝元年（742）改北都为北京，上元二年（761）停京号，次年又称北都。

开元十一年，设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十八年定制以太原尹、北都留守兼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备突厥，为开元八节度及天宝十节度使之一，领兵五万五千人，在太原城内的天兵军兵三万人。天宝末安禄山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但他未能实际控制太原，故他发动叛乱时唐朝即分朔方兵，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入太原，这是唐朝终于能平定叛乱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太原一直是左右中原大局的雄镇。唐末二十余年间，李克用据之与朱全忠相抗衡。五代时，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先后以河东节度使起兵夺取汴、洛，建立后唐、后晋、后汉政权。后周代后汉时，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又在此建北汉政权达二十九年，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时才被削平。

唐太原城由西、东、中三城组成：汾水西为府城，是太原府、晋阳县的治所。城周二十七里，传说系西晋并州刺史刘琨所筑。城内又有大明城、新城、仓城三个小城。东城在汾水东，贞观十一年（637）李勣筑，是太原县的治所。中城武周时筑，连接东西二城，汾水贯城南流。三城都在宋平北汉时被毁。今晋源镇周围尚有城北村、古城营、东关村、东城角、南城角等村名，当为其遗址。府境饶铜铁矿，冶铸业发达。铜镜、铁镜为主要贡品。所产剪刀以锋利著称，杜甫有“焉得并州快剪刀”之句。地近边塞，突厥、沙陀常以马在此互市。

历史词典：隋唐都市

隋唐钱币

历史档案

时间：隋唐时期

地点：中国大陆

人物：无

隋唐钱币是隋唐时期国家法定的通货。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立，朝代更迭，加以私铸严重，货币品名甚多，轻重不等。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更铸五铢钱，每千文重四斤二两，其他钱币禁止流通。文帝时，币值大体稳定。隋末私铸劣币的情况十分严重，千钱只有一斤重，甚至剪铁片、裁皮糊纸以为钱，币值下跌，物价大涨。

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废隋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每十文重一两，千文重六斤四两。字为欧阳询所书。自此以后，“钱”成为两以下一级的重量单位。中国钱币由此改称通宝、元宝或重宝，不再以重量为名称，钱文也由篆书改为以楷书为主。开元通宝轻重大小比较适中，便于流通。

高宗乾封元年（666），铸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每文当开元通宝十文。这是以年号名钱的开始，行用不到一年即废。高宗到玄宗开元年间，私铸盛行，恶钱泛滥。由于钱币数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政府严禁私铸和用好钱收买恶钱，都没有收到效果。天宝时，政府增加铸钱量，在绛州设三十炉，扬、润、宣、鄂、蔚等州各十炉，益、郴等州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全国共设九十九座铸钱炉，每年用铜两百万斤，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758），由于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正在进行，国家经费不足，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十；又令绛州铸重轮乾元通室，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与开元通宝钱并行。这种通货贬值的办法，虽然没有继续实行，但由于生产破坏，货重钱轻，物价腾贵。代宗即位后，乾元钱和重轮钱皆以一当一。由于每缗用铜量较开元通宝要多，民间以乾元、重轮钱销铸为铜器，不复行用。此后，铜贵钱贱，民间熔钱铸为铜器的越来越多，钱币越来越少，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因此，自德宗贞元（785～805）以后，又发生了通货紧缩，货轻钱重，物价下跌的现象。大历（766～779）时匹绢值四千文，到贞元十九年（803）跌为八百文。这个价格一直通行到元和（806～820）、长庆（821～824）年间。

唐武宗时灭佛，没收寺院铜像及钟磬，许各地政府铸钱。淮南节度使李绅铸新开元通宝，背有昌字以表明为会昌年间所铸，其后各地则以郡名为背文，统称会昌开元。武宗虽曾下令旧钱暂停使用，实际上旧钱、新钱并行，因此，货币数量有所增加，但钱币短缺问题并未解决。元和时政府准许京师实行短陌制，每贯少二十文。长庆年间少八十文，至昭宗时少一百五十文，民间除陌更多。五代时法令已准许以八十为一百。

晚唐到五代十国，各地自行铸造货币，先后铸造的钱币多达三十余种。北方五代各朝均曾铸钱，但数量不多。后周所铸周元通宝系周世宗时毁佛像所铸。南方各国除吴越、南平外也都曾铸铜钱。前蜀先后铸有永平元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和咸康元宝。南唐也铸有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和开元通宝。此外，闽、后蜀曾铸铁钱，南汉、闽曾铸铅钱；楚曾铸铅铁钱。刘仁恭在幽州除铸铁钱外，还以胶泥制钱。

历史词典：隋唐钱币

隋唐寺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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