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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边塞汉简通常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如都尉、候官治所等）和烽燧的遗址里，为屯戍吏卒所遗留，有的是当时有意保存起来的，有的是当时作为垃圾而抛弃的。西北地区缺少竹子，已发现的简绝大多数是木简。从形制上看，除一般的简以外，还有两行、牍、觚（多面棒状木条）、符、券、检（有覆盖文书、书信用的，也有封存物件用的）、签等等，种类颇多。从内容上看，主要部分是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还有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信、衣囊封检、历谱、医方、占书、九九表、字书以及其他书籍等等。简的年代起自西汉中期（武帝后期），讫于东汉后期，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已发表的汉简上的明确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二年（前99）和三年。《居延汉简甲编》1398号简有“太初三年”，但这是在追述往事时提到的。对于居延简中所谓“元朔元年”简和“元狩四年”简，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最晚的是顺帝永和二年（137）。陈梦家《汉简考述》认为最晚的纪年简是“永（原文误为元）康三年”（169）简，当指发掘号为551。32的《居延汉简》2519号简。此简为一小残片，仅存“永康三”三字。桓帝延熹十年六月改元永康，次年即灵帝建宁元年，永康三年相当于建宁二年。陈氏对此简的解释是否可信尚待研究。边塞汉简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西北边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且边塞汉简的有些内容，如某些诏书和中央机关发的公文，本来就是面向全国的。因此无论是研究汉代的西北边塞地区，还是全面地研究汉代史，汉简都是十分重要的史料。通过六七十年来对汉简的研究，在汉代的边防设施（包括烽燧制度）、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包括文书制度）以及汉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

墓葬汉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发现，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约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下葬年代约当文帝晚年）出土竹简三百一十二枚，是记载随葬物的“遣册。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包含《孙子》、《齐孙子》（即《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很多其他古书（绝大部分是佚书），其中有论政、论兵的著作，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篇题为《唐革（勒）》的一篇赋，以及相狗方、作酱法等等。同时发掘的2号汉墓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份。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尚可勉强辨认。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以及内容大都见于《孔子家语》、《说苑》、《大戴礼记》等书的一些儒家作品。此外还有《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等。

1973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发掘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西汉前期墓地，在好几个墓里都发现了遣册。1973年发掘的10号墓里，还发现了内容主要为乡文书的一批竹简和木牍。

1973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帝十二年下葬），除了出土大批珍贵帛书外，还出了竹木简六百余枚（包括少量木牍），一部分是遣册，一部分是讲养生之道和**的书。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约当文帝时）出竹简一批，其中有《诗经》、《仓颉篇》等书的部分抄本，惜都已残碎。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多为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247号墓出简一千多枚，其中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249号墓有《日书》。258号墓有历谱。80年代，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属西汉末年）出“先令券书”等简牍。“先令”即遗嘱。

汉墓所出古书，有很多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现在尚有传本的书，由于年代早，往往可以纠正今本的讹脱，有时还能确定书的著作时代，所以价值很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大约作于战国。篇中讲到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以及农民的各种负担，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有些汉墓所出的遣册，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俑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张家山247号墓所出汉律虽只是部分抄本，但内容很重要。这些都是研究汉代史的珍贵资料。

历史词典：汉简

户调制度

历史档案

时间：魏晋时期

地点：中原地区

人物：无

户调，是魏晋时期按户征收的赋税。户调与田租相配合，构成对自然经济下男耕女织自耕农的赋税剥削。十六国、南北朝时继续沿用。户调制产生于东汉末年，献帝建安五年（200）。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在兖、豫二州征收户调，其征敛物为绵、绢。九年平定河北后，曹操正式颁布户调令，规定每户征收绢二匹、绵二斤。这是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户调制度。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制订“户调式”，规定以丁男为户主的户，每年交纳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减半征收；边郡民户户调只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者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每户纳“賨布”一匹（巴人称赋为賨），远地或纳一丈。就丁男为户的税率而言，高于曹魏时期，但对于贫弱农户和少数民族有所照顾，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有其积极意义。

以上对于户调叙述的数额只是平均标准，在具体征收时，采用九品混通的办法，即依据资产多寡将农户分为九等，按照户等高低征收不同数量的绢绵。但其征收户调总数应与各地丁男、丁女及次丁男户数须纳户调总额相等。西晋灭亡后，在南方，东晋南朝继续实行户调制。南朝后期梁、陈时才改户调为丁调，南朝户调的征敛物常为布。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和北魏前期大致仍行户调制。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后，改为按丁征收赋税，户调制和九品混通制从此废止。

历史词典：户调

丝绸之路

历史档案

时间：两汉时期

地点：中国西北地区

人物：无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柏林，1910）一书中，通过对文献记载的进一步考察，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含。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古代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历史、考古等问题遂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并陆续著书立说，使丝路研究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为乌孙、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绿洲诸小国亦为匈奴所控制，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

魏晋时，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这里曾发现中亚粟特商胡的经商书简。5～6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沿丝路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都洛阳后，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荟萃之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北齐的都城中也聚集着不少商胡。隋炀帝杨广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说明当时丝路的兴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了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部护府管辖。以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见羁縻州），这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因此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现出国际都会的风貌。

从9世纪末到11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上的安全难以保障，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降低。在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通畅，许多欧洲使者、教士和商人，如马可·波罗，都沿此路东来中国，丝路又繁荣一时。明朝建立后，采取闭关政策，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了。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两汉时期。大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楼兰在古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北部（今罗布泊已近干涸，古楼兰遗址几全为荒沙所湮没）。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扜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东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

从疏勒西行越葱岭抵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其都城贵山约当今柯柬德。自此向西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监氏城（Bactra）即今阿富汗巴尔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莱高原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为安息，其部城为番兜。自粟特西南行达安息东边重镇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过阿蛮，抵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斯宾（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数里即商业重镇斯罗。自斯宾顺流而下可达波斯湾头的条支。自斯罗西北行可达古叙利亚的安条克，《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岛可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此城在汉代或称犁靬（黎轩）。后汉时，罗马势力已占有近东、北非，汉人对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东部称为大秦。另外，沿汉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乌托，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悬度为今之达丽尔，罽宾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乌弋山离为今锡斯坦。这条路东汉时称作“罽宾乌弋山离道”。从乌弋山离西南陆路行可抵条支。又，从罽宾南行至印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达河口处罗马人名曰Barbari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在上述丝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近年来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东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路了。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或多或少地给某些国家以影响。至今，丝绸之路仍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