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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第4页)

汉乐府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乐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共有一百三十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加上东汉民歌和文人的作品,现存汉乐府有一百多篇,散见于《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等书,而以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所收最为完备。《乐府诗集》是根据音乐类别分别排列作品,与汉乐府有关的凡四类,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许多诗人起过示范性的作用,它的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形式,也推动了诗体的发展。

历史词典:汉乐府

早期的地理——方志

历史档案

时间:周朝至民国时期

地点:中原地区

人物:无

方志起源很早。《周礼·春官》有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到了西汉和魏晋时期,“方志”一词已屡见不鲜。关于最早的方志书,有人根据《周礼》所载,把早期的诸侯国史与后来的府州县志相类比,认为传说中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以及鲁国的《春秋》,已初具雏形。也有人认为方志导源于古地理书,如《山海经》和《禹贡》,后世撰方志者多仿效之。方志和古地图的关系也很密切,从两汉到隋唐时期大量出现的图经,可见到它们间的渊源关系。

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亦称地志或地方志。其形式和内容,是在时代的前进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大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尚处于形成阶段。当时,无论是体例内容,方志皆属地理书,其称谓亦多为“地志”、“地记”。其内容主要记叙地区的方域境界、山川物产、风俗民情。但也出现了一些专记物产、山水、道里、寺庙的专志。现存的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内容的方志书《越绝书》(相传为东汉袁康所撰),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另外,还有一些专载江河湖海、祠庙寺观、名胜古迹、水利交通的书籍,亦可归入其内。方志的传统分类法属于地理门。

中国的方志,不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大体而言有以下三种:综合全国情况的有总志和一统志;地区性方志,省志,除常称通志外,也有称为总志、大志、全志、省图经的。府志。州志,包括直隶州志和一般州志。县志,分县志、县丞志等。厅志。乡村镇志,包括镇志、乡志、村志、场志、里志、坊志等。乡土志。其他有卫志、所志、司志、屯志、边关志、盐井志、盐场志,以及介于省志和府志间的道志;专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游览胜迹、人物、风土方面的志书。

宋代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宋初编《太平寰宇记》,吸收前代“地志”、“图经”的经验。编入姓氏、人物、风俗等门类,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使以记地为主的方志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至此方志书始体例初备,自成一体。宋代的方志,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据已知书目计算,约有六百多种,超过前面任何一代。其体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可为代表。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每类又有细目,层次清晰。又如范成大《吴郡志》,将全书分成四十余目,条理不紊。它们都对后来的修志者产生深远影响。

元代的志书以成宗大德七年(1234)成书的《大元大一统志》最为著名。全书一千三百卷,“于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土产之类,网罗极为完备”。明代修《大明一统志》,曾以之作为根据。《大元大一统志》已无全本,今可见者仅剩十数卷。

明代的方志比较前朝又有发展,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全国有一统志,各省普遍修总志或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亦各多次修志。此外还出现了像《延绥镇志》、《山海关志》等边关志,以及村镇志等等。对于志书的性质,明人明确提出属于史的范畴。同时还出现了以正史为体的编撰方式,视方志为“资治”之书。明代的志书类目繁多,如程文的弘治《句容县志》一百二十四目,李希程的嘉靖《兰阳县志》一百一十二目。但也有以简略见长者,如弘治间康海修《武功县志》,共三卷七篇;韩邦清的正德《朝邑县志》,内二卷七篇,不足七千字,都很出名。

清代是地方志的全盛时期,不但种类全、数量多,在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更加充实完备。一批著名的方志学家直接从事修志实践,并在辑佚旧志和在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修志,从顺治年间起就连续不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各代,因编纂或续修一统志,朝廷曾多次下诏促令各省修志。雍正时还规定省府州县等志书,每六十年纂修一次。清代修山水寺庙以及园林胜迹的专志也很多,还修关津志、盐井志,乡村镇里场坊市里等志。自乾隆以后修志更加兴盛,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最著。清末,又新出现乡土志。

与清代相比,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规模要小得多,体例多数亦沿袭旧志。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注意记载农工商业的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面貌,还增加了各种统计图表等等。其中以陈训正、马瀛等纂修的《鄞县通志》体例最为完备。

综观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地方性。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无论是省志、或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无不都是记载一定的地域,反映该地的特点。

第二,连续性。早在唐代,封建国家就规定,各州郡按时向朝廷编送图经。到了明清以后,统治者更屡颁修志诏令,以将新情况、新资料不断地补充到新修的志书中去。江苏常熟县,在明代的二百七十六年间,共修志七次,几乎隔四十年重修一次;清代修了十三次,每隔二十年修一次。其他志书的编修,虽不如常熟县频繁,但也大多不止一两次。

第三,广泛性。唐宋以后,每部方志差不多都包括下述内容:如地理门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门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门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门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门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在广泛的历史追述中,有不少在正史等史籍中所无法见到的资料。

中国历代编纂的方志,虽然数量庞大,但因各种缘故,损毁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元代前,留有书名而亡佚的方志有两千多种。明代方志应不少于三千种,现存只千余种。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志书(不包括山水祠庙等专志),约八千五百多种,其中清代最多,共六千多种,十万余卷;其次是明代和民国时期,各约有千种左右;宋元及宋以前,不过几十种。上述现存方志,从地区考察,超过五百种的有四川、浙江、河北、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其次是江西、广东、山西、湖南、陕西,各超过四百种;安徽、福建、湖北超过三百种;修志时间较晚的一些边远省区,如宁夏、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也各有几十种。志书的种类中,最多的是府州县志,有六千六百多种;以下是乡土志五百余种;乡村镇志三百多种;省志一百多种,等等。以上方志书,除分藏国内各图书馆外,在国外也有不少,亦有散存于私家的。

历史词典:方志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

历史档案

时间:西汉末期

地点:中原地区

人物:无

经今古文学是西汉末期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汉初的经学原无所谓今、古文的区别,哀帝、平帝之际,刘歆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对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别称。

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大都是师徒、父子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于竹帛,故称为今文经。汉代的今文经学,《诗》有鲁、齐、韩三家,鲁始于申公,齐始于辕固生,韩始于韩婴;鲁、韩二家文帝时立博士,齐诗则于景帝时立博士。《书》有欧阳氏、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同出于伏生;欧阳氏武帝时立博士。大、小夏侯宣帝时立博士。《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同出于高堂生;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大戴、小戴为博士,一说庆普也立博士。《易》有施氏(施雠)、孟氏(喜)、梁丘氏(贺)、京氏(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施、孟、梁丘为博士,元帝时又立京氏为博士,一说京氏未立博士。《春秋》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崔适《春秋复始》以为《谷梁传》是古文),《公羊》有严氏(彭祖)、颜氏(安乐)二家,同出于胡毋生和董仲舒;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时分立严氏、颜氏为博士;《谷梁传》出于瑕丘江公,宣帝时立为博士,一说未立。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公羊学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有特别尊显的地位。元帝以后,君权衰落,今文经学也随着式微。哀帝、平帝之际,谶纬盛行,今文经学又与之结合,经说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

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双方争论前后延续了近两百年。王莽当权时,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东汉光武帝时,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建武年间,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遭到今文家的激烈反对,不久废去。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

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客上胜过今文,再加上章帝于建初元年(公元76)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的高才生二十人教授《左氏》,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业《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的弟子为郎官,学者都欣欣向慕,古文经学的传播日益广泛。东汉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东汉中叶以后,博士人选,亦不如西汉严格,古文家可以任今文学博士,如周防以治《古文尚书》为博士,卢植通经今古文学为博士。汉末,董卓之乱以后,博士失职守近三十年,今文学遂日益衰微。

历史词典:经今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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