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诊取效盲目自满
一九三七年元月,为了抗议国民党不许中医办学校设医院,与校长吴汉仙代表湖南中医界赴南京,参加全国中医请愿团,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国民党迫于中医界之义愤,为了敷衍应付,通过了中医列入教育学制系统的决议案。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迭遭轰炸,我另找了一个工作,离开母校,辗转于湘西、湘南等地。其时,传染性疾病,到处都有流行,我参照《时病论》、《温疫论》、《霍乱论》及《温热经纬》有关湿温、疫证的治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我在学徒时,学了治疗伤寒的一套,在医校时又学了治疗温病的一套,牛刀小试,果然得心应手,于是飘瓢然放松了学习。一九四一年,我在湖南省地方干训团中医组担任传染病教学,因无教材,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些讲稿,但是东拼西凑,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多,所以没有付印。其后湖南相继沦陷,疲于奔命,书籍衣物丢失殆尽,景况相当狼狈。总之,我在八年抗战期间,医学上进步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