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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历代度量衡量值越变越大之谜（第1页）

探究历代度量衡量值越变越大之谜

在我国度量衡的发展史上，有个问题十分突出，就是尺度越变越长，容量越变越大，权衡越变越重。根据国家计量总局1980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从秦到清代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尺度由每尺合今长23厘米增大到32厘米以上，增大了40％；量器的容量由每升200毫升增大到1000多毫升，增长了4倍多；衡重由每斤250克增加到600克左右，增大了一倍以上。这些变化，既使历代人民负担加重，激起了社会公众的强烈不满情绪，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度量衡曲折的发展道路。长期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对这些变化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提出一些重要的看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说清，反而变得更趋复杂。

以下是对量值不断增大原因的几点看法。第一，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剥削制度有关。古今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租形态，长期以实物地租为主。地主阶级为了更多地剥削农民，可以利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不断增大度量衡的单位量值。唐皮日休《橡媪叹》中说：“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农时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些诗句，将封建剥削者用大斗大秤榨取农民血汗的情景生动地再现了出来。自魏晋至隋实现统一的300年间，尺长增加30厘米左右，升容增至秦汉时的3倍，每斤几乎相当以前的3斤。究其原因，“实由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代有增益”（清王国维《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金元以后，取消布帛实物税，课以米粟麻棉产品，这样已没有必要加大尺寸，当然，封建剥削者就把眼睛盯在容量和权衡上。正如王国维所说：“金元以后，不调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范文澜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第二，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社会生产力提高有关。如《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前言中说：“在两千多年漫长的时期内，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计量农产品的度量衡单位量值，必然有个适应生产力发展而增大的过程，而到了一定阶段就相对稳定下来。”

第三，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标准物不精有关。不少研究者认为，“音律管”和“累黍法”作为度量衡的标准物，有不少弊端。它们导致了尺斗秤量值的不断增大。尺度长短全凭“音律管”长度确定，“音律管”的容积又是确定容量和权衡的依据，而“音律管”的容积则由其长和周径的大小来确定。由于古时对圆周率推算不精确，因而对音律管周径之数，看法也很不一致。至于对音律管周径的理解，说法就更不相同了。这样，用音律管作标准，就有不少麻烦产生。如《隋书·律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开皇九年平陈后，牛弘、辛彦之、郑译、何妥等，参考古律度，各依时代，制其黄钟之管，俱径三分，长九寸。度有损益，故声有高下，圆径长短，与度而差，故容黍不同。”这说明用音律管作标准物，度量衡的量值很容易出现变化。“累黍法”作为标准，问题似乎更多。根据《汉书·律历志》说，“累黍法”必须以“子谷柜黍中者”为准。然而，什么是“子谷柜黍”，什么又是“中”，大家理解不一。孟康说“子”即北方，颜师古说“子谷”即“谷子”，和方位没有关系。许慎说“口黍”为河东黑米，吴大澄说“口黍”就是现在的高粱。就拿高粱来说，“黍有大小之差，年有丰耗之异”（《隋书·律历志》语）。至于“中”，颜师古、韩苑洛和吴大澄认为“中”指“不大不小”，朱载口则认为“中”指“头等大号者为佳”。正由于“音律管”、“累黍法”实行起来有这么多麻烦，才有“累黍一法，名为最密，实为最疏，苛无格式，大小几何?惟云中式，犹作定论”（朱载口语）的说法。

第四，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是否易于识别有关。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书中说：“尺度之增率，在三量中为最小。其原因，盖以尺之长短，易于识别。”还说：“量之增率在三量中为最大”，原因是“量则难以判定”。谈到权衡增大问题时，吴先生说：“因权衡之重，亦如量器不易视其大小，故其增率大于度。”

第五，认为量值不断增大与改朝换代和管理不善有关。有的人认为由于历史上战乱频繁，经常改朝换代，致使度量衡标准器遭毁坏，量值越变越大。有的人认为魏晋前后三量猛增，统治阶级贪污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清人张照曾说：“今日度量衡犹有未同，并非法度之不立，实在举行之未能。”他还说：“立法固与缜密，而用法自在得人。”吴承洛先生也曾谈及我国古代度量衡紊乱的五条原因，其中大都与监督管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