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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祭之谜（第1页）

“墓祭”之谜

每当清明来临之时，人们不免勾起一阵哀思，想起死去的故人。于是，总要到死者的墓上祭扫一番，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之情。这种扫墓的祭祀活动，称为“墓祭”。但是，在我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墓祭”?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古不墓祭”和“古已墓祭”。

从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提出“古不墓祭”之说的是东汉的蔡邕。他在《独断》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东汉王充也有如此说法，他在《论衡·四讳》中云：“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应劭《汉官仪》亦云：“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3年）下诏也说：“古不墓祭，皆设于庙。”（《晋书·礼志》）这种“古不墓祭”的说法为东汉以后许多讲究礼制的学者所信从。

但是，清代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顾炎武确认“古不墓祭”。他认为，按照古礼，成葬（即封好坟丘）以后，一般不再祭墓。只有“丧奔”、“去国”（即诸侯、大夫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土）这类重大事故，方才哭于墓，所以，他坚持“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国，事之变也；将祭而为坛，礼之权也”。（《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把“望墓而为坛以时祭”，看作礼的权变办法。阎若璩反对顾炎武主张，认为蔡邕和魏文帝所说“古不墓祭”，并不正确。他的证据是《周礼》记载的家人职责有“祭墓为尸”；《韩诗外传》提到曾子说“椎牛而祭墓”；还有《孟子·离娄下》那段有趣的故事：齐国有个人经常跑到郊外的冢墓间乞讨祭祀所余酒肉，回到家里还在自己妻妾面前瞎吹一通。所以，他认为“古已墓祭”。（见《四书释地》“坟间之祭”条）

清末孙诒让也认为古有墓祭之法。他在《周礼正义》中指出：“其子孙祭父祖之墓，礼经无文”以后，列举一些有关祭墓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史记·周本纪》关于武王出兵伐纣前祭祀文王陵的记载，最后肯定“古自有子孙祭墓之法”。

这个古代有无“墓祭”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学术界也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是较多的根据古文献资料来研究，坚持“古不墓祭”。这主要反映在杨宽所著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另一种是较多的根据考古材料研究，提出“古已墓祭”的相反结论。杨鸿勋和王世民分别在杂志上著文（见《考古》1981年第5期、1982年第4期和1983年第8期）同杨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之间讨论的分歧点，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于“古不墓祭”一语的不同理解。杨宽通过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历史考察，认为“所谓‘古不墓祭’，不是别的，就是指西汉以前没有‘上陵礼’，没有像宗庙中那样隆重的祭礼”。王世民则通过对蔡邕、王充等人说法的上下文分析，认为“这里所谓的‘墓祭’应该理解为‘秦始皇起寝于墓侧’的情况下，那种‘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的祭祀活动。《礼记·祭义》讲到‘礼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王充等人的话，针对寝殿出现以后祭祀上过于繁琐的现象，不能据以断定秦汉以前绝无祭墓之举”。杨鸿勋则更直截了当地理解道：“所谓‘墓祭’者，在墓地祭祖之谓也”，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凡在墓地祭祖都是墓祭，“不能因为秦代以前不似东汉礼仪那样制度化（也许并非如此），而否认其墓祭的实质”。

二、对于殷墟祭祀坑的不同认识。王世民把“安阳殷代王陵附近杀戮大批奴隶或战俘的祭祀坑”，看成“是‘古已墓祭’的直接证据”。杨鸿勋不仅从当时卜辞中的人祭材料推知殷人是有墓祭的，而且把殷墟祭祀坑看成是“殷人有墓祭”的“更加直接可靠的考古学材料”。而杨宽与他们的看法相反，认为殷墟排葬坑并不能证明当时已有“墓祭”，因为“‘它绝非专属附近某个大墓’，而是集中杀人祭礼的埋葬场所”。

实际出发，又要对礼制演变的复杂性充分了解，才能弄清楚有关文献记载的本义，正确地解释考古现象，进而解决我国古代有无“墓祭”的悬案。三、由于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商代、战国墓上有建筑残迹，这样与“墓祭”问题相关，产生了对墓上建筑是否用于祭祀的不同看法。杨宽认为，墓上建筑不可能是用于祭祀的享堂，理由有三点。其一是“先秦所有统治阶级祭祖的处所一律称宗庙”；其二是根据古代礼制，“后妃居于配合祭享（或称配食）的地位，不可能把国王、王后甚至低于王后一级的夫人并列五间享堂而同时祭享”；其三是按照古礼，“享堂不适宜造到坟丘顶上”。因此他认为，当时的墓上建筑应是供奉墓主人日常生活的“寝”或“寝殿”，并用云南省的基诺族人“在墓上建屋每天献食”的民族学材料相印证。而考古学界的传统看法，认为墓上建筑就是用于祭祀的享堂。杨鸿勋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自铭‘堂’而不称‘寝”’来看，“根据其祭享奉祀的建筑功能而把它称做‘享堂’，应该是可以的”，因此就“不能以‘古不墓祭’为根据，而否定墓上建筑与祭祀有关的事实”。王世民也同样认为，“根据考古发现，秦汉以前贵族墓地有祭祀活动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否则便无法解释从殷墟妇好墓到平山中山王墓和辉县魏国大墓为什么都在墓上建筑‘享堂’。规模宏大的‘享堂’，如果不用于祭祀，还会有什么用处呢”?

由于“墓祭”是古代礼制的一个命题，所以，进行研究就要既从考古学的实际出发，又要对礼制演变的复杂性充分了解，才能弄清楚有关文献记载的本义，正确地解释考古现象，进而解决我国古代有无“墓祭”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