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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作者是不是公孙尼子（第1页）

《乐记》作者是不是公孙尼子?

中国音乐文化历史悠久，音乐理论的研究和总结，也早在先秦就已开始。孔子、孟子、荀子等古代哲人的著作和言论中，曾有过不少关于音乐的文字，但缺乏系统性。自从《乐记》产生，便开始形成了相当完整的音乐理论体系。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因年代久远，缺乏直接的、可信赖的材料，历代音乐学研究家的说法都难以统一。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亦说：“《乐记》取《公孙尼子》。”今人的说法更为复杂，令人无所适从。

战国初，公孙尼子说。持此说者颇多，以郭沫若为代表，郭老认为《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的话是可信的，而张守节的说法大体根据皇侃，皇侃与沈约是同时人，两人的说法可以互证。因而《乐记》虽经汉儒杂抄杂纂，但主要文字仍来自《公孙尼子》（见《青铜时代》）。郭老对此说没有进行具体论证。董键对战国初公孙尼子说的论证甚详，他说，南齐大学者刘王献说过《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比他稍后的沈约亦同此说，他俩是当时对古籍相当熟悉的著名学者，所说必有实据，很可能他们就看到过包括《乐记》在内的《公孙尼子》一书。到了唐代，对于《乐记》作者是公孙尼子还深信不疑，除张守节外，虞世南的《北堂书钞》、马总《童林》、徐坚的《初学记》、李善的《文选注》等都引用过《公孙尼子》一书的话，而其中的话恰恰能在今传《乐记》中找到。故此他认为《乐记》作者应是战国初的公孙尼子（见《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杜国庠、杨公骥、杨荫浏、周柱铨、冯洁轩、金钟等诸先生皆持此说。

汉武帝时代，刘德说。持此说者亦不少。宋陈振孙说：“（《史记》）礼、乐书誊《荀子·礼论》、河间王《乐记》。”（《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元脱脱《辽史·乐志》有“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之语，其中《书》指《史记·乐书》，《记》即《乐记》。清毛奇龄亦认为刘德作《乐记》（见《竟山乐录》）。今人蔡仲德对郭老等提出的公孙尼子说不以为然，因为战国之前没有私家著作，故《乐记》不可能出现于先秦，更不可能出现于春秋末、战国初，而只可能出现于天下大一统之后；《乐记》称人本性为“天理”，认为“人欲”是后天表现出来的，亦即人性本善，是孟子“性善”说的继承和发展，而据王充《论衡·本性》，公孙尼子是认为人的本性“有善有恶”的，显然与《乐记》思想不合；公孙尼子不可能有“刑禁暴，爵举贤”（《乐记》）的思想；《乐记》具有浓厚的“天人感应”色彩，而“天人感应”是汉儒的思想，所以说，公孙尼子是不可能作《乐记》的。蔡仲德认为，沈约《奏答》之所以既说“《乐记》取《公孙尼子》”，又采用《汉书·艺文志》刘德作《乐记》的一段文字，是因为要用前者来补充说明后者，即认为刘德的《乐记》是“捃拾沟渠之间，得片简造文”（见《奏答》）编纂而成的，亦即既承认刘德作《乐记》，又认为《乐记》的材料主要取自《公孙尼子》。他进而指出张守节、郭老等认为《乐记》是公孙尼子所作，乃是误解了《奏答》原意之故。（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创刊号）吴毓清亦同此说。

西汉中期（即汉武帝时代），苟子门下毛生等诸子说。孙尧年先生倡其说，他说，《乐记》各篇体制迥异，有以篇内中心命题的，也有问答体的；组织结构松散，各篇内章节的相对独立性颇强，语言风格不仅各篇不一，而且一篇内有些章节也不协调；语句大多整齐平顺，与战国后期文风较接近，故《乐记》不可能属于一人之作，亦不可能成书于战国初。他进而据《汉书·艺文志》所言推断道：“既明言‘《周官》及诸子’，则所来自非一人一书的材料；既云‘作’，则毛生等亦必参与己见。”（见《文史》第10辑）他认为《乐记》主要是苟子门下所搜集、所作的记录与阐述，经毛生等编纂而成的，这只有在汉武大统一时代才有可能。

周代，子夏说。宋人胡寅认为《乐记》为子夏所作（见朱彝尊《经义考》）。持此说者，不过是因曾有子夏作《毛诗序》之说，而《毛诗序》中有一大段文字与《乐记》同，加之《乐记》中又有子夏论“乐”的记载。实际上《毛诗序》并非子夏作，亦远出《乐记》之后，历来信此说者甚少。

又有人说《乐记》是子夏、窦公合作，元代何异孙则认为是荀子所作。今人丘琼荪则说《乐记》“为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所作”（实际上公孙尼即公孙尼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可见，在史料既少又杂的情况下，要解开《乐记》成书年代与作者之谜是极不易的。这里要指出的是，许多论者在论述以上结论时总是免不了加上“大体”、“很可能”等副词，这样即使结论是正确的，也会引起后世人的怀疑，因而“千古之谜”恐怕也会变成“万古之谜”了。

（潘银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