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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致远写过南戏剧本吗（第1页）

马致远写过南戏剧本吗?

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你一定熟悉这首经常被选作中学语文教材的元代小令《天净沙·秋思》吧?它以一件件客观的景色，组接成一幅表现万端秋愁的萧索图画，遣字浅显，意境深远。王国维誉之为“纯是天籁”。它的作者马致远也以散曲创作的高度成就，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马致远同时又是元代的著名杂剧作家，写过15个剧本。虽然由于他道教观念浓厚，一些剧本宣传了“神仙道化”的消极思想，但其代表作《汉宫秋》借昭君故事抒发了民族感情，谴责了汉族统治者的懦弱，表现了弱国之耻。这部优秀的古典悲剧使马致远居于“元曲四大家”之列。元末贾仲明曾有《凌波仙》赞曰：“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齐肩。”

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忽然冒出这样一个说法：著名的散曲和杂剧作家马致远，还写过南戏剧本《牧羊记》。此后，踵其说者有之，辩其妄者亦有之：直到今天，马致远和南戏的关系还没有弄清楚一个究竟。

南戏《牧羊记》也是一部不错的作品，颂扬了苏武被匈奴扣留19年，始终坚守汉节的不屈精神，和《汉宫秋》中流露的民族感情是有相近之处的。剧中对于因无奈而降的李陵，既批判又同情，为他开脱；也似乎是马致远这类在蒙古统治者手下做小官的汉族知识分子的自我写照。但是，嘉靖己未（1559年）徐渭著《南词叙录》时，已对《牧羊记》的作者不甚了了，笼统地把它列之为“宋元旧篇”。徐渭的邻居和学生王骥德，更进一步指出《牧羊记》决不是哪一位著名杂剧作家写的：“元初诸贤作北剧，佳手叠现。独其时未为今之南戏者。”认为这个剧本“鄙俚浅近”，“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曲律》）。

奇怪的是，与王骥德“称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的好友吕天成，则和他的观点相反。其所著之《曲品》曰：“《牧羊》，元马致远有剧。此词亦古质可喜，令人想念子卿之节。梨园演之，最可玩。”言之凿凿。王骥德对《曲品》也很欣赏，赞扬它“系罗颇博”；他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真不知道如何解释。

明代祁彪佳所著之《远山堂曲品》，是据吕天成《曲品》扩展而成，他将《牧羊记》列为“能品”，评价不能称低。但作者一项却空而不填，显然他对吕氏之考订是持有保留态度的。而至清代，《古人传奇总目》、《传奇汇考标目》等，又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它们都把《牧羊记》记在马致远的名下。更有甚者，据张大复《寒山堂新订九宫十三摄南曲谱》所记，马致远所作之南戏除《牧羊记》而外，还和别人合作写过《风流李勉三负心记》和《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从一个剧本变成了三个剧本，问题越弄越复杂。

时至今日，戏曲研究诸家对马致远和南戏的关系依然都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戏曲史上两种不同的倾向则依然延续着。一种意见认为南戏和杂剧在语音、阴阳、平仄等方面差别很大，“南北故绝不同”；马致远是大都人，在这方面“天若限之”。何况他又“创法甚严，沿守惟谨”，不大可能去写他不熟悉的南戏。张大复《寒山堂南曲谱》在《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剧名之后原注“一名《刘文龙传》”。该剧已佚。据钱南扬《戏文概论》一书称，他从别处查得《刘文龙传》之“副末家门”一阕，可知其剧情为刘文龙直接回家见萧氏，并无“祭坟重会”一节。从而旁证《寒山堂南曲谱》之记载并不都确实可靠。张庚、郭汉城等则认为元代统一南北后，不少杂剧作家到了南方，他们熟悉了南戏之后，动手创作南戏剧本的也大有人在。马致远做过江浙省务提举，自然对南戏不至于陌生，“张大复把《牧羊记》、《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题为马致远作，想他一定有所据”。（《中国戏曲通史》）不同的推测看来还要延续一个历史时期。

（缪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