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在
“伊莎贝拉,你五分钟后上场!”
地毯上的一小块地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个地方原本没什么特别的,但我觉得很顺眼。我盯着看了一会儿,那个地方在视线里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立体,周围的一切逐渐模糊起来,我仿佛进入了隧道一样。
“伊莎贝拉!”
我希望我能一直行走在黑暗的隧道里,可以选择性地只专注于某一个点,其他一切物体于我而言都是静止的,一切声音都弱化为白噪声。
“伊莎贝拉!”
啪,啪。
一只手在我面前不停晃动着,啪啪地打着响指,我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
“醒醒!伊莎贝拉。”
“不好意思。”我晃了晃脑袋,好像这样做能摇散脑子里的那团迷雾,如同雨刮器清理掉模糊了挡风玻璃的雨水一样。我又使劲眨了眨眼睛,试图将注意力再次聚焦到刚才那个地方,但怎么都做不到了。我知道它消失了,消失在地毯下,踪迹全无。我希望自己也能那样彻底消失。“对不起,好的,五分钟!”
我拿起便携装的加浓美式咖啡抿了一口,干裂的嘴唇贴在杯子上发出吸溜声。以前,我很享受清晨第一杯咖啡的滋味,咖啡豆的迷人香气会溢满整个厨房。我还喜欢站在后院的走廊上,捧着马克杯,感受咖啡的温热逐渐传向我冰冷僵硬的指尖,然后安静地欣赏日出,直到晨露打湿我的皮肤。
但我现在意识到,我依赖的不是咖啡,而是那种习惯和熟悉感。便携装的咖啡就像是加了自来水的方便面面饼,放进微波炉里叮一下,就成了一顿正儿八经的饭。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什么舒不舒服、习不习惯了。舒适感对现在的我而言是一种奢望,而那些习惯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现在我需要的只是咖啡因,能保持清醒就行。
“两分钟后上场。”
我抬头瞅了一眼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他双手背在身后,手中拿着一个夹着节目单的板子,板子背面抵在臀部上。我冲他点头示意,然后低下头,把剩下的咖啡一口气喝光,苦涩的味道瞬间袭击了我的味蕾。真难喝,但是无所谓,只要能让我保持清醒。我伸手从包里掏出抗疲劳的眼药水,熟练地往双眼里面各滴了三滴。我想这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裤子,拍拍大腿,表示我准备好了。
“请跟我来。”
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男人带路,我紧随其后。我跟着他出了候场室的门,穿过昏暗的走廊,荧光灯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像电椅行刑时的响声。我们来到另一个房间门口,门被打开的一瞬间,热烈的掌声扑面而来。我越过他走到舞台的一侧候场,站在巨大的黑色幕布后,几乎看不到观众席的情况。
这次的场面可不小,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场面。
我低头看了一眼我的手,过去我习惯拿着便笺卡,上面有用铅笔记录的要点,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提醒我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些东西可以帮我讲好我的故事,就像一份菜谱,能够详细地指导我如何一步步地做好一道菜,并且像添加作料一样,用细节丰满整个故事。但我现在不再需要这些便笺卡,因为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太多遍了。
而且,也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
“下面,我将请出这位大家期待已久的嘉宾。”
我打量着舞台上那个离我大约三米远的男人,他的声音通过舞台的音响撒在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云雾般笼罩在我的四周,又好像穿过我,直抵我内心深处。观众席上再次传来欢呼声,我清了清嗓子,提醒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女士们,先生们,《真实罪案》(True)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伊莎贝拉·德雷克!”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我走到了聚光灯下,主持人示意我,让我站在他的旁边。观众依然在欢呼,有些人甚至边鼓掌边站了起来。无数的手机摄像头,像一只只眼睛朝着我的方向不停地眨着。我面向观众席,却只能看到一些模糊不清的轮廓,等眼睛适应了周围的环境,我挥了挥手,挤出一丝微笑,朝着舞台的中央走去。
主持人递给我一支麦克风,我点了点头,接了过来。
“谢谢。”我的声音听起来仿佛自带回声,“感谢所有周末抽时间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出色的演讲者。”
我的话让观众席再次躁动起来,我开始习惯性地观察人山人海中那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在座的观众大部分是女性,一般这种场合,女性观众会相对多一点。一些稍微年长的女性,会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享受着脱离日常生活和责任的片刻愉悦,沉浸在自己的无限遐想中;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则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惊慌失措,就像偷看成人电影时被人抓了个正着。当然,现场也有男性观众,比如被自己老婆或者女朋友硬拽来的那部分人;戴着金丝边眼镜,胡子都还没长齐的青少年,他们瘦弱的手肘异样地突起着,像长满疙瘩的树干一样;一些独自前来的观众,他们一般会坐在角落里盯着你看,看得人浑身不自在;还有负责巡查走廊的警察,正在那里无聊地打着哈欠。
接下来,我开始打量这些人的穿着。
一个女孩穿着一件胸前印着“红酒与罪行”的T恤,罪字头上的横折,是一支枪的造型。还有一个人,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上面分布着一些不规则的红点,那应该是模拟血迹喷溅的痕迹。一名女性观众穿着件印有邦迪(Bundy)、达默(Dahmer)、盖西(Gacy)、伯科维茨(Berkowitz)四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名字的T恤,我之前路过电视台纪念品商店时,见过这件T恤。当时这件衣服被紧紧地固定在塑料模特身上,高价卖给那些狂热的粉丝,就像演唱会纪念品店售卖的乐队文化衫一样。
一股熟悉的苦涩感瞬间涌上我的喉咙,强烈又快速地流动着,我不得不转移视线。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我,我叫伊莎贝拉·德雷克。我的儿子梅森,一年前失踪了。这个案子至今未破。”
观众席瞬间安静下来,只能听到一些椅子挪动和清嗓子的声音。前排一位灰褐色头发的女观众轻轻摇了摇头,眼里泛着泪光。我知道,她进入状态了。对她来说,这样的场景就像吃着爆米花看心爱的电影,嘴里重复着那些熟悉的台词。她听过我的演讲,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可尽管她知道,她还是来了。所有人都一样,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惨故事百听不厌。T恤上印的那些人,是罪犯;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是英雄;我儿子梅森,是受害者。那我是什么?
我可能,算是个孤独的幸存者吧,一个留下来讲述不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