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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章 妙手妥协（第2页）

不过，SAP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并非完全来自高薪与分享利润模式。SAP成功建立了团队精神也是该公司成功的秘密。

员工对外团结一致，彼此有雅量接受批评——也包括自我批评，与内部的坦诚开放气氛相匹配。“SAP企业文化的重心就在于彼此间的信任。”前任董事长荷普说。

在SAP的新员工（1996年有2345人）中，85%是大学毕业生。SAP倾向雇用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单是1996年就有1。8万人寄履历来应征工作。《法兰克福日报》报道说：“经济工程师与计算机人才，都梦想进入SAP开创事业。”

3。向拉里·埃里森叫板

作为全球软件业的第三大企业，SAP与排名第一的微软和排名第二的甲骨文都有过长期的合作。90年代以来，SAP就与微软频频接触，最终SAP宣布以微软的WindowsNT作为安装R3系统的作业平台，而微软也承诺在自己公司中加装R3财务、成本控制、设备及物流管理及销售等模块。无疑，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SAP和甲骨文的关系则更具戏剧性。由于甲骨文长于数据库产品，而SAP开发的企业应用软件又必须以数据库为基础，因此早年两家公司就关系甚密。据说SAP刚进入美国市场时，80%的产品是使用甲骨文的数据库产品。最为普莱特纳津津乐道的是有一次SAP需要一份甲骨文公司还未上市的操作系统资料库拷贝，普莱特纳干脆直接打电话到甲骨文老板拉里·埃里森的办公室，二十分钟后他就拿到了。但最终SAP还是和甲骨文吵翻了，原因是甲骨文也盯上了ERP市场这块蛋糕，而且甲骨文在广告宣传中处处把自己标榜为新时代的领袖，SAP的产品不过是落伍的东西。对此，普莱特纳大为光火，SAP美国公司与甲骨文总部的办公地点只有一街之隔，每次普莱特纳隔窗看到甲骨文的总部大楼时，都发誓要把大楼上的牌子摘下来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普莱特纳个性张扬，生活不拘小节，每次公司聚会的时候他都会弹上一曲摇滚吉他音乐助兴。普莱特纳致力于帆船远动，而且十分投入。他的帆船“赞美黎明号”长80英尺，是加州帆船设计师与造船师借助电脑辅助系统设计制造出来的顶级帆船，普莱特纳借此跻身国际帆船赛好手之列。巧合的是，甲骨文公司的埃里森也精于此道。因此，凡是有两人参加的比赛，往往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据说，到目前为止，这对宿敌在大海上的竞赛已有三场，艾里森赢得两场，普莱特纳赢了一次。普莱特纳最得意的一场比赛要算1996年从纽西赫巴尔特到悉尼的帆船赛，当时他不仅击败了所有对手，还将记录整整提前了29分钟，可惜艾里森那次并没有参赛。

新年婴儿

1995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响，佛罗里达州某市的一家市直大医院就迎来了新年的第一个婴儿。那个小女婴只有四磅重，而且遗传了她母亲的可卡因毒瘾。当地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故事，而市长本人——希尔维曼的上司——也无法对其置之不理。他与她约定了时间碰面，寒暄似地问了问她的假期过得如何，其实对她的回答毫不关心，然后突然就把话题转到说他们必须讨论一个新的政策计划。

希尔维曼对她接下来听到的话大吃一惊。市长提出的方案是采取其他地区已经实行的做法：他想要采取一种强硬的“铁拳”政策，开始拘捕那些在怀孕期间吸毒的妇女。他还想提出立法议案，让检察官起诉这些妇女虐待婴儿。新的政策将取代现行的处理办法，其实现行的处理办法根本算不上一项政策，只是由时有时无的强制执法和毫无规律的对孕妇的延伸服务胡乱拼凑而成的。市长相信除了采取法律手段来对付这些妇女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办法。那个新年婴儿提醒了所有人，这个城市的婴儿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伴随着吸毒率和跟毒品有关的暴力事件发生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该市的各种报纸、警方以及很可能是下届市长有力竞争者之一的市检察官都在呼吁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希尔维曼一直听着，没怎么吱声儿，并且答应按照市长的要求去做——参加由检察官、卫生官员和警方组成的特别工作组，研究出新政策的详细方案。为了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市长将亲自挂帅领导特别工作组。

然而，在希尔维曼驾车离开市政厅的路上，她意识到自己无法赞同市长的计划。在她抵达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她感到忧心忡忡和迷惑不解。希尔维曼是市长忠实的拥护者，希望他能够连任。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在政策问题上保持着完全一致的观点，而这也是她本能地答应他的要求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希尔维曼在这个问题上是同意市长的看法的。她的个人观点是所有吸毒的行为都是不正当的、非法的，而且绝对不能饶恕。她坚信《毒品法》应该被严格执行，每个人对自已的行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以当前的这件事来说，她这些年里看到过许多染上毒瘾的婴儿，而她每次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难以置信和毛骨悚然。这些幼小的受害者对她内心最深处的是非观念构成了相当大的打击。

但是在希尔维曼到达她办公室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能支持那个强硬的“铁拳”计划。

像许多其他健康专家一样，她相信用逮捕来威胁那些孕妇的话，她们就会被吓得不敢去医院和诊所就医。她们的健康会受到损害，并且影响她们生下的婴儿。希尔维曼还知道，一些研究表明，那些接受孕期检查治疗的妇女生下的婴儿的质量比没有接受孕期检查治疗的妇女要高。事实上，孕期检查治疗的重要性非常之高，即使产妇在怀孕期问继续吸毒的话，婴儿的质量也会比不接受梭查治疗的情况下要高。但是希尔维曼同时也很清楚，在市长的办公室里，政治斗争上的严酷现实此刻要比政策的副作用和统计数字的权重更高。

看起来，希尔维曼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一种选择就是再去找市长，跟他说她反对他的强硬计划，并且解释说她不会参与特别工作组的工作。但是这样做会使她损失一大笔政治资本。

它还可能意味着某个支持新政策的人会取代她在特别工作组里的职位。另一种选择是用辞职来表示抗议。这样做的话，希尔维曼可以做到忠于她的个人信条和专业判断，而她的观点也会引起广泛关注。不过，这种关注的半衰期实在是太短暂了，而那些刊载它的报纸会很快被扔进街道旁的垃圾箱里。

还有一种选择是，约个时间和市长面谈，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她知道自己可以列举专业知识、研究结果和基本常识，但怀疑市长是否有耐心听下去。事实上，他很有可能转而使用他的魅力和极具说服力的手段来劝她改变主意。而且，希尔维曼觉得他很可能会成功。她很容易想象到，他会说现存的制度已经支离破碎，需要重新进行修补，而激进的举措是很有必要的，作为面向长远的政坛一分子，你必须奋起迎接挑战，螳臂挡车没有任何希望。谈到最后，他会凝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他是多么需要她的帮助来结束他的这番话。

好在希尔维曼放弃了所有的这些选择。像我们讨论过的沉静型领导者一样，她不打算牺牲掉自己的职位，也不会对此事袖手旁观。由于深深地关注这个问题．她乐于利用自己的组织资本来做一些事。但她需要的是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使她避免陷于从严执法和提供治疗的夹缝之间。

由于想出新的办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希尔维曼的第一步就是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她把回去找市长谈话的念头搁到一边，相反与他的两名政治顾问碰了头。她告诉他们逮捕和拘禁孕妇是玩火的行为。她说所有人现在都在关注新年婴儿事件。但她问的是，如果报纸头版刊登了警察把戴着手铐的孕妇押进警察局的图片，公众会做何反应?

这个问题引起了那两个顾问的注意。然后，她又让他们想想被逮捕的会是什么人。答案是许多黑人和拉美妇女。在这个社会群体中，市长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许多当地的领袖人物觉得自已的选民受到了歧视，成了替罪羔羊，如果他们成为市长发起的这次“铁拳”运动的受害者的话，后果会如何?她提出的显然是政治性问题，打出的是“竞选牌”，跟公众康没有半点关系。然而一项强硬政策会成为政治上的一枚手榴弹，而她知道市长的顾问不会把它视为儿戏。她说完以后，其中的一名顾问以“好的，我明白了。我们会研究的。”这句意思含糊的话结束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两天之后，市长又把希尔维曼找去面谈，解释说他要派给她一个新的任务。希尔维曼的第一感觉不炒，觉得可能是马上就要被调离岗位了。但是正相反，市长告诉她，他收回了他的“特别工作组”计划，打算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市正面临着一场婴儿死亡率危机，表明他对“乱世需用重典”的支持，并且宣布他的办公室将立即开始制定新的政策。然后，他要求希尔维曼来负责领导制定这些政策。

希尔维曼告诉他说，她其实无法赞同他最开始的“铁拳”方案。他说，他认识到了事情比他开始的那个计划中设想的更为复杂，但是，他又补充说，她得理解他的办公室所承受的压力以及问题的严肃性和危险性。希尔维曼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答应帮忙。几分钟以后，在市长还在向她道谢的时候，她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又一次需要认真地重新考虑她仓促的决定。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在她驾车回办公室的路上。她意识到她的新任务不管有些什么困难，都会是她的事业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它会把她置于美国大城市面对的最棘手问题之一的中心地带。它会使她运用自己在过去20年中磨炼出来的所有技巧和经验。而且，如果她成功的话，她将帮助成百上千名妇女和儿童摆脱悲惨的境地。

但是，为什么市长会转变方向，撤回特别工作组，收回“铁拳”计划呢?而且他为什么会选择她来带头制定政策呢?希尔维曼猜想是因为他的顾问同意她关于政治风险的意见。显然，市长也得出了结论，认为宣布新政策将在近期出台。要比让一个特别工作组花上六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更为合理，看起来也要好一些。他很可能也感觉到希尔维曼在公共卫生行业的背景会加重新政策的筹码。而且，如果改革成功，得到荣誉的就会是市长，而不是一个特别工作组；如果改革失败了，希尔维曼猜想，责难将会落到她的头上。

然而，由于答应了市长的要求，希尔维曼把一个看上去没有可能解决的问题转变成了一个有些棘手的问题。对于是否参加“铁拳”特别工作组的个人两难困境消失了，可是现在她必须研究出一整套替代的政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她似乎仍旧面临着不知如何取舍的两难——如何打破从严执法和提供医疗两者之间的紧张局势。同时，媒体，社会群体、政治候选人和公共卫生组织随时都准备着剖析甚型挑剔她的一举一动。

在随后的6个月中，希尔维曼与她的班子一起竭力寻找问题的根源所在，同时拼合出一个方案来。最初的步骤之一是调整她部门的人员分配，把更多的人力从办公室的工作转移到做孕妇的劝说工作上来。他们的目的是给处于危险中的妇女尽可能宽松的空间，使她们能参与该市的孕期医疗计划。这些做延伸服务的工作者还试图帮助那些妇女理解吸毒对她们的婴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一最初努力的结果令希尔维曼大为吃惊。她原本以为毒品的危险性人尽皆知，许多年来的反毒品运动已经普及到了每一个人，而许多妇女会对她部门的简单直接的劝说工作有积极的反应。但实际情况是，她的属下发现很多时候需要把看起来挺吓人的死婴或发育很不完全的、浑身插满管子的婴儿的照片拿出来给有些妇女看，甚至，即使通过这种“震惊疗法”，还是有很多妇女对接受给她们的帮助显得犹豫不前。

当然，延伸服务绝不会被当做彻底的解决方式，关键的一步是让那些妇女去看医生，开始接受孕期检查治疗服务。这又回到了提供治疗和从严执法之间的两难选择的起点。希尔维曼的同事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拿出文件（通过面访、问卷调查和医学报刊上的文章）来证明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然确信的一点——医生和护士不愿像警察那样工作，告发那些病人。他们说，除非病人相信他们，把所有损害自身健康的东西都告诉他们，他们是无法履行医务工作者的职责的。

在达成某种成果的谈判中．关键的一方是市检察官，他支持强硬方案．认为那种方式能帮助他成为下任市长。通过一连串旷日持久的、有时会出现紧张气氛甚至激烈争执的会见，希尔维曼终于说服了检察官，达到了她的目的。她解释说，她相信有三个棘手的现实问题是无从回避的。一是．一项针对该市少数种族的制裁政策对任何政府官员来说都会造成损害。二是，医生和护士不愿意告发他们的患者。三是．吸毒的孕妇必须以某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由于道德、法律和政治上的原因。有了这三点，希尔维曼就把最基本的问题摆上了桌面：这个城市不能再承受任何种族仇视；新政策不能依赖医生和护士们的自发帮助；而怀孕的吸毒者和她们的孩子需要医疗上的帮助，而不是监狱的拘禁。

最后，检察官办公室同意支持一项“赦免计划”。这意味着那些妇女会被明确而反复地承诺，她们给医生和护士提供的信息不会被用于任何指控她们的法律程序中。为了报答检察官对于赦免计划的支持，希尔维曼提出，如果生下婴儿染上了毒瘾，那些妇女就会被送交儿童保护服务部门。该部门会要求她们接受治疗和定期的毒品检测。如果那些母亲违反了协议，该部门将采取一些措施来使母子分离。

这项新的方案给出了三个信号。一是吸毒成瘾的孕妇可以去看医生，向他们咨询，接受他们的帮助，而不用担心进监狱。二是家庭是非常重要的，而该市会努力帮助妇女们保住她们的孩子。三是该市尤法容忍持续的吸毒行为，而触犯者将为之付出代价。希尔维曼希望这些信号能够对那些孕妇和市长的关键政治选民们都产生效果。此外，这个计划提供了一条非常务实的途径，使医生和其他医疗工作者避免扮演“强硬执法”的角色，这对于整个方案的成功与否是十分关键的。

一旦达成了这个协议，希尔维曼和她的同事们就去找当地所有为孕妇提供病床和戒毒治疗的医院，劝说他们每个月无偿接纳一名低收入的患者作为捐献。有些医院的领导很乐意地答应了。而其他医院则只是在他们的医院从市长那里得到优惠政策之后才做出了这种“捐献”。

用了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希尔维曼的方案才得以出台，花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许多对成败起关键作用的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谈判。尽管特别工作组的进程超出了预定的时间，市长还是认为这种努力将会有回报，继续对其进行支持。最后，所有的事情都各就各位了——扩大的服务、赦免的计划、附加的医疗床位，以及儿童保护服务部门的密切监督。剩下惟一的同题是，这个计划能否起作用。

希尔维曼盼望最初成果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如果计划起作用的话，将很有可能是她整个事业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同时，她担心的是一个看起来成功的计划可能实际收效甚微。而事实不幸被她言中了。尽管该市的婴儿死亡率不再攀升，甚至开始有所下降，但基本问题依然存在。

希尔维曼参加过一些对高度危险的孕妇的庭审，由于发现一些她认识的妇女生下了死婴，或是体重过轻、恐怕活不了几天的婴儿，使她感到备受打击。这时，降低婴儿死亡率的种种策略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希尔维曼觉得她失败了。

此外，这项计划随着时间的流逝需要进行重要的修改。例如，当希尔维曼和她的人意识到他们在因果关系上的一些判断错误时，有关延伸服务的条款就必须得改变重点。他们本来以为基本的问题在于妇女们在怀孕期问开始吸毒行为。但他们发现许多接受治疗的妇女早在怀孕以前就有了严重的毒瘾——事实上许多人之所以怀孕，是因为她们为了得到买毒品的钱而沦为妓女。为了帮助这些妇女，希尔维曼的人与当地福利部门和慈善机构合作，为她们安排其他的收入来源。

尽管他们对这些新的问题做到了查漏补缺．希尔维曼还是非常失望地发现问题比她开始假设的更加深刻，甚至更难解决。然而，她不能让这些感觉表现出来。新的政策需要抵抗怀疑者的抨击，他们宣称强硬手段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且她的同事们、市长办公室、医疗官员和社区代表都需要看到一个成竹在胸、朝气蓬勃的领导者。不过，虽然希尔维曼仍然受失望情绪的困扰。不知道新政策的长期收效如何，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意外，现在的她对自己能够对付这些变化充满信心，毕竟她已经驶出了身边的湍流。

辛勤努力的领导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