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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 章 不要骗你自己02（第2页）

律师的汇报使奥尔森相信解雇米勒是正确的。事实上，奥尔森的真正想法是，不能简简单单把他解雇就了事，绝对该把他从办公室里拖出，直接扔到大街上去。她不想看到他做了十恶不赦的事之后还能逍遥法外，并相信那罪恶应该记录在他永久的档案中。此外，解雇米勒，还能满足那位控告他性骚扰的女士的最基本要求。那位女士表示，如果医院解雇米勒，她就可以不用参加通常州里为处理此类事件所举行的听证会，那样就能避免许多令她难堪的流言蜚语。

最后，奥尔森还是决定不解雇米勒，也不控告他性骚扰。相反，她会想办法让他自动辞职。不过，在要求他辞职之前，奥尔森决定先要准备好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马弹药火力”。换句话说，她把这个大问题化整为零，分解成一系列小的步骤，并努力逐步实施，各个击破。像其他沉静型领导者一样，她明白小事并不好做，而且往往是见真章的地方。

例如，她准备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并且花了时间与律师交谈，弄清自己必须既遵守关于性虐待的法律条文，又尊重米勒在被指控严重冒犯他人罪名时还应享有的权利。她努力争取能用一笔解雇费，来显示出医院对一位老员工应该尽到的一种义务。在处理法律方面工作的同时，奥尔森私下与两个赞成她计划的董事碰了头，让他们试着去知会和说服其他董事会成员。

终于，奥尔森在董事会里的盟友们与其他董事们私下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决定解除米勒的职务。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证据，都出自奥尔森和她的支持者们共同拟订的一份为特定的“菜单”，其中，包括了说明指控有多么严重、让丑闻止步的机会与可能、如果不这么办的话奥尔森可能会辞职，以及有必要承认米勒多年来在医院服务的价值，等等。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多数董事投票赞成给米勒一笔高额解雇费。

由于米勒有恐吓他人的前科，在会见米勒的时候，奥尔森让一名医院保安人员守在办公室外面。会见安排在傍晚，在米勒到达的时候，奥尔森坐在她的办公桌旁，旁边坐着董事会主席。米勒本以为参加的是一次常规的管理会议，进来后，他环顾四周，才意识到事情不对。他冲出办公室，片刻之后带进来一个他医院里的老朋友。他希望这次会见有一个目击证人。

奥尔森非常委婉地提出，希望他自动辞职。奥尔森叙述了对他的调查和调查的结果，然后提到了董事会批给他的那笔解雇费，最后，递给他一封拟好的辞职信，解释说只要他在上面签名就再也不要来医院上班了，他可以在这次会后立即离开医院。第二天会有人把他留在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送到他家里去。

奥尔森庆幸自己一直控制着声音没有颤抖。董事会主席半句话都没说，谈话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米勒的脸变得跟猪肝一样红，随后把身体猛然探过桌子，乞求董事会主席不要解雇他。董事会主席大吃一惊，请米勒控制情绪，然后声称自己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并建议他好自为之，走好以后的道路。米勒坐回到座位上，沉默不语。他拿起那份辞职信，慢慢地阅读。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平素冰冷的态度。再又读了一遍信之后，他签了名，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奥尔森向医院的高级职员们宣布米勒不会再来上班了。她措辞委婉，与医院董事会统一口径，宣布米勒自动辞职。她声称医院高度评价米勒多年来的服务，希望他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帆风顺，提醒所有人，医院的工作仍需照常进行，并宣布了在过渡期间接替米勒工作的人员安排。有些人对她宣布的事情感到惊讶，而其他人似乎都已听说了关于此事的传闻。

奥尔森两个月的秘密计划在没有什么失误的情况下得以实施。一周后，米勒领到了那笔解雇费。危机化解了，受害者满意了，没有人到州劳工就业部去请愿，当地媒体没听到任何风声。几周以来，奥尔森一直觉得自己裹在一身巨大的、厚重的衣服里举步维艰。现在，这身衣服被脱掉了。

一个月之后，奥尔森家里的电话在清晨六点三十分响起。医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告诉她一定得看看当天的早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叙述了米勒的“解雇”事件和他在圣克莱蒙医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整个文章充斥的都是米勒的一面之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报纸刊载了几封米勒的同盟者的来信，抨击奥尔森和医院董事会。当记者们询问医院他们这方的说法时，由于调查的保密性，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在此期间，有人非法闯进了医院的人力资源资料室，奥尔森和那个最开始指控米勒性骚扰的女员工接到了深夜恐吓电话，有人扔石头砸了奥尔森家的窗户。米勒的住处离奥尔森家只隔几栋楼，但查不出所有这些事与他有任何关系，而奥尔森认为这是蓄意报复。医院遭到了某种精神氛围上的穷追围困，而奥尔森后来也说妄想症和受虐感成了她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米勒在西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丽贝卡·奥尔森和圣克莱蒙才终于得以安生。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一些董事仍在替米勒说话，其中几个人始终对奥尔森保持着疏远和不友好的态度。

四项指导原则

以英雄主义的观点来看，奥尔森的做法更像是投降妥协，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指控米勒的证据是有力的，而法律站在奥尔森这一边。从伦理角度来看，奥尔森似乎显然应该解雇米勒，而这也正是她心中深信不疑的念头。同时，解雇米勒看起来也颇有可行性—毕竟，奥尔森是老板，而且她也并不是个害怕对阵较量的人。

那么，为什么她恰恰没有开展行动，做“正确的事”呢？为什么她不采取一种直截了当的、强悍有力的方式呢？可能是因为她上任伊始，缺乏信心。或许米勒曾经恐吓威胁她，就像对其他许多人那样。然而，即使想把奥尔森的行为解释为胆小怕事，也不太能站得住脚。

答案是，她冷静而现实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认定正面进攻是毫无用处而不负责任的做法。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对自己勇气的考验，或者是主持正义的机会。她希望的是保护医院的利益，而不是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她意识到除了CEO的头衔，自己并没有多大权力。奥尔森感到自己正在雷区中穿行，而小心迂回是最好的前进路线，她以这种方式实际而尽职地解决了理查德·米勒问题。

奥尔森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看清了所处的局势。不是因为她多么了解医院的情形或与她打交道的人，所有这些对她来讲都是陌生的。对她帮助最大的，是她对世事的了解。在她观人察事的时候，遵循的是四项指导原则。它们使她了解真正的局势，避免可能的伤害，同时非常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处境，安全地驶出了身边汹涌狂暴的湍流。

你并非什么都知道

需要运用沉静领导之道来处理的局面往往是复杂的、动**的、危险的。摆脱并控制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大你对事态了解的程度。

想一想围绕在奥尔森身边的不确定因素吧。一些是个人因素与专业因素。她或者其他任何人有使圣克莱蒙医院翻身的能力吗？医疗发展日新月异，行业竞争紧张激烈，而她的医院积弱已久。奥尔森在接受CEO职务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但她常常清晨很早醒来，躺在**，怀疑自己是否脑子出了毛病。她估计自己很多年都弄不清这件事情。

管理层的政治关系则是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当奥尔森开始在圣克莱蒙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谁不胜任工作，也不知道谁真正站在她这一边。如果她在头一二年里遇到麻烦怎么办？她认为事态在出现转机之前总会每况愈下，她知道重大的结构调整会威胁到几乎每个人。与此同时，董事会中米勒的支持者们会把她的表现与想象中米勒的表现做比较。

由于凭空想象总要比现实美好，他们很快就会对她的表现产生不满。

当然，性骚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雷区。奥尔森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沃莫特的说法，尽管她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如果奥尔森将调查开展下去，米勒差不多一定会否认对他的指控。这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而死缠烂打的官司—无论在法庭上，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米勒的名声将为他赢得信任，他长期以来的同盟者们会给予他支持，而其他人会怀疑奥尔森的动机。她是想除去米勒这个眼中钉吗？她是想夺权吗？她是害怕与强手共事吗？另一方面，如果奥尔森告诉沃莫特她的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沃莫特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到州议会去。米勒会倒打一耙，当地媒体会趋之若鹜，米勒的同盟者们会四处鼓动，而医院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这在这件事上，而不是用于完成打翻身仗的紧迫任务。

同时，奥尔森也面对着伦理上的不确定因素。她必须明确对医院、对梅兰妮·沃莫特、对自己，甚至对理查德·米勒应负的责任，毕竟米勒有权力享受该有的待遇和应有的程序。

奥尔森帮助沃莫特讨回公道的责任，难道该比她保护医院及其名誉的责任更优先吗？这些事情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伦理因素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棘手，更加危机四伏。像这样的伦理指控，会在公司内部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它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加强每个内部圈子中人的忠诚度，有时甚至把公司分裂成许多不同阵营。米勒并没有被指控疏忽大意、判断失误，或者有其他什么失职行为，受到抨击的是他的个人品德—连带着，这也指责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品格和判断力。指责一个人犯错是一回事，像这样指责他和他亲近的人们品质奸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对米勒的指控很容易使奥尔森面对的其他问题激烈化和复杂化。

奥尔森面前布满了巨大的不定性和危险性因素。一旦出错，会给她本人，给医院，以及给很多其他人造成伤害。奥尔森感到危机重重、踌躇不定，所以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不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只能说明她认清了形势。总而言之，奥尔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不会在局势的复杂性上自己哄骗自己。她采取一种谨慎谦卑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乐于相信有很多事她还一无所知。

你会惊讶

这四个字充分形容了沉静型领导者的世界观。像奥尔森一样，他们总是设法多想几步接下去的棋路。他们进行分析，做好准备，拟订计划。他们揣摩那些未知的因素并审慎地加以判断。然而，甚至在做好了所有这些之后，他们仍然准备迎接各种意外的发生。

换句话说，沉静型领导者相信他们需要和两类未知因素打交道。一类是“已知”的未知因素。它们显然不确定，可能这样发展，也可能那样转变。优秀的领导者试图将这些偶然性纳入计划的范畴。另外一类未知因素更具挑战性。它们是“未知”的未知因素。这就完全无从预料、无法计划了。没人能探测到它们。它们在人身上潜伏着，突如其来地搅乱他们本来的周密计划。

在丽贝卡·奥尔森的故事中出现的这些大小意外，说明了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是何等的重要。包括奥尔森自己在内，很少有人能够料到她被任命为CEO。她年纪轻轻，是个外人，还是卫理公会教徒。她从来没在医院工作过，也从来没有领导过整个组织。然而，尽管如此，奥尔森得到了CEO的职位。当这个职位空着的时候，无论是米勒和他的同盟者，还是董事会的保守派，都没有预见到这个结果。他们坚信米勒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

当然，米勒事件，对于奥尔森来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同样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她得知此事的途径—居然是她一向以为自己了解并信任的董事会主席，在她刚刚上任的时候，突然将这件事推到她面前，以及米勒的令人费解的愚蠢—他居然不顾丢掉工作和失去成为CEO的机会的风险，对梅兰妮·沃莫特进行骚扰—而且恰恰发生在寻找新的CEO的这一段时间里。奥尔森惊讶地看到米勒在受调查时仍保持冷静；看到即便是在暧昧的局势下，沃莫特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指控米勒。最后，她为自己感到吃惊。她一辈子都是个斗士，却受到了米勒的威胁；而就在她刚刚开始梦寐以求的工作之后，她居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所有这些意外都是可以解释的，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而隐藏在未知的未知背后的逻辑关系，只有在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方才露出庐山真面目。或许董事会在聘用奥尔森的时候是仔细算计过其风险的；或许董事会的领导者掩盖米勒事件是为了促使奥尔森接受她的职位；或许米勒是一个自我毁灭型的人；或许沃莫特怒火中烧，为了复仇不惜任何代价；或许奥尔森之所以害怕米勒，是因为他使她陷入压力当中。在它们发生之前，奥尔森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些事。这并不是因为她天真幼稚、目光短浅，或是缺乏想像力。奥尔森已经是非常努力地去了解她要应对的局面，并且认为自己很清楚要冒的风险，但是深刻影响着她在这个岗位上第一年的工作的那些因素，说实话都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就冒出来的。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过，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过去来理解生活，然而，若要真正生活却必须不断前行。在回顾中，我们经常会找到为什么有些事会发生，而另一些没有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像丽贝卡·奥尔森这样的人面对的问题，同样需要他们向前看。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和力量在事态发展中起作用，很难说哪一种是影响最大的。

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假定人们都依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可以了。这看上去颇有道理。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断续的、延迟的、间接的。有的时候，就像米勒事件那样，他们也许出了差错，或者很懒惰而选择走捷径，也许感情或无意识的想法占了上风，或者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的真正所在。而即便人们直接追求其一己私利，他们与其他有同样做法的人也会发生冲突。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混乱迷茫、贪婪欲望、机会主义、奉献精神，以及理性思考，这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偏向何方、强度多大都是我们很难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