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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 变通规则02(第4页)

不幸的是。尽管经过了审慎的权衡,拉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不能满意。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都为没能更多地帮助杰罗姆感到遗憾——完全不考虑这样做的难度系数或其他的借口。

然而,拉索的确表现出了真正的领导风范。

严肃地对待规则

当沉静型领导者遇到复杂的伦理困境的时候,他们遵循两个准则。其一告诉他们要严肃地对待规则,就像拉索所做的那样。另一个则告诉他们要充满创造性和想像力地找出办法.既遵循规则的内在精神,同时又对其加以变通。

拉索是一个严肃的、有思想的、遵纪守法的公民。他参加过阿姆斯中心的培训项目,在两年的志愿者生涯中,严格地遵循其规章制度和各项准则。在他与杰罗姆相处的整个过程中,阿姆斯中心关于不许越权服务的规章制度一直萦绕心头。他理解这项规则的理由——对特殊训练的要求,以及自作主张的越权服务会给中心以及志愿者本人带来的后果。要观察拉索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不许越权服务的规则这一点,或许最明显的迹象是他最终决定不去打破规则。

坚信法律和规则是让人们去理解、去尊重、去遵守的这一信念,就能把有责任心的人和沉静型领导者,与未成年酗酒者和白领骗子清楚地区分开来。在藐视法律者看来,法律和规则不过是需要扫到一边去的蜘蛛网罢了。而沉静型领导者遵纪守法却是因为他们强烈的伦理意识。

在一个民主国度中,法律反应的是人民的愿望和社会的传统。而当人们加入组织的时候,他们默认或明确地表示同意遵守它的规章和政策。

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沉静型领导者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规则。丽贝卡·奥尔森在处理对理查德·米勒的指控时遵守了规则——她咨询了几个律师。来确定医院对他应尽的义务——尽管她心里强烈的念头是直接开除掉米勒。艾略特·柯特兹相信他的公司在出售处方药物时钻联邦法律空子的做法是错误的。吉尔·马修斯上尉之所以感到愤怒则是因为那些检查员们漫不经心地、毫无顾忌地藐视了规则。

在绝大多数时候,有责任心的人只要能够严肃地对待规则就够了。但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教条地遵守规则可能反倒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会导致不幸的结果。因此,沉静而有德的领导者——像尼克·拉索一样——在严肃对待规则的同时,努力地寻找转圜的空间。

寻找转圜空间

沉静型领导者认为,规则制定出来不是为了让人打破的。他们对“打破规则”的概念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合伦理的、目光短浅的处理严肃问题的方法。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循规蹈矩有时会导致痛苦的两难局面和有害的结果。于是.沉静型领导者努力去寻找或创造一些转圜的空间,但他们的行为还是控制在规则约束的范围之中。换句话说,他们严肃地对待规则.但他们同样寻找转圜空间。

沉静型领导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深知生活中很少会出现鲜明极端的、是非分明的挑战和问题。尼克·拉索既不打算放弃杰罗姆,也不想违反阿姆斯中心的制度。他知道这二者都是严肃的义务。他不想因为很好地履行其中的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因此,他只是与杰罗姆谈话,请他吃了些东西,并且和他一起乘坐地铁而已。

什么是越权服务?在他遇到杰罗姆的时候,拉索正在返回中心的路上。而不是有意寻找那些需要庇护所的孩子。而且不是拉索主动接近杰罗姆,是杰罗姆主动接近他。的确。拉索可以让杰罗姆走开。但他在和杰罗姆谈话、给他一顿饭吃的时候.只是想弄清楚怎么回事。在这样一个深夜.遇到一个上来搭讪的男孩,拉索的反应与很多人是一样的。他没有戴着他的“志愿者帽”,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要把杰罗姆带回阿姆斯中心。

此外,阿姆斯中心本来就是家帮助13—19岁青少年的机构.而它禁止越权服务的政策也是针对这个范围说的。在杰罗姆声称自己14岁的时候,他看上去更像是1l岁。因此,对杰罗姆来讲,严格地说.禁止越权服务的政策,以及它背后的推理恐怕并不适用。例如,这一政策旨在保护志愿者不受暴力威胁,而杰罗姆年纪还小。他看起来对拉索不构成任何威胁。

此外,如果拉索忽视了杰罗姆主动接近的举动的话,他恐怕就违反了阿姆斯中心的另一条重要政策。该中心只有在把青少年送到市立的福利机构时才会“放弃”他们——这正是拉索刚刚执行的一项任务。尽管这种做法把青少年交托给公共机构监管,该中心将这一策略视为最后的选择或者失败的标志。换句话说,一旦该中心与某个青少年有了关系,它会竭尽所能去帮助他。难道拉索对杰罗姆不是这样做的吗?与杰罗姆谈话,跟他一起乘坐地铁,他遵循的难道不正是阿姆斯中心的根本使命,而不是一个制定了没多长时间的、未经考验的、内部的规章制度吗?

在这种情形中,哪个是更重要的呢?

但是,如果他和杰罗姆一起下了地铁又会怎么样呢?在这一点上,拉索对于如何帮助杰罗姆离开街头考虑得很清楚。跟他一起去纽约港务局公共汽车总站,并且试图劝说他去阿姆斯中心本来就是过于自作主张的越权服务。此外,那个带刀旅客的插曲向拉索证明,禁止越权服务的政策是有道理的。当志愿者违反规则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陷入真正的危险,同时危及阿姆斯中心的声誉和前途。

所以拉索适可而止。他认为与杰罗姆交谈,给他买顿晚饭,和他一起乘坐地铁只是对规则的变通,但是如果跟他一起走出地铁就是违反规则了。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做的更少一些呢?他能不能做的更多一些呢?即便我们反省整件事情,这些问题也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拉索一直认为他应该做更多的事,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其结果不得而知。在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环境中,追根究底想得出最后结论的做法会徒劳无功。真正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对相互冲突的责任进行权衡。在极其棘手的情况下,尼克·拉索为此付出了努力。在这样一次要求严格的领导考验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像拉索一样,沉静型领导者并不打算在两难的选择中钻牛角尖。他们长时间地努力寻找履行他们所有义务和使命的途径,而不是在他们之间做出艰难的取台。与其直接面对两难的境地。他们更喜欢用创造力和想像力来迂回前进。弗兰克·泰勒避免在满足他的客户的要求和遵循“双赢”的政策之间做出选择,正是采取了这种策略。同样,加略特·威廉姆斯在寻找既能公平地对待他的员工,又能满足他上司对于迅速打一个翻身仗的要求的时候,也是用的这种方法。

创业者式的伦理学

绝大多数时间里,遵循本章中提出的两条准则的第一条是不会出错的。严肃地对待规则往往是安全、明智和负责任的做法。如果大多数人不是常常这样做的话,火车就会经常晚点,社会就会四分五裂。然而在困境中,这两条原则都很重要。只遵循其中的某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

可能导致的问题之一,是由于过分重视规则而逃避责任。只说一句“这些都是规矩,而我必须遵守它们”可以成为逃避责任的手段。只有那些戴着绿色眼罩的道学家们才会把道德看成是一张写满了“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清单。这看上去可能很负责任,但有的时候恰恰相反。

在有些情况下,正如法国道德学家德·拉·罗希夫格公爵所说:“我们只是由于懒惰和怯懦而坚守我们的责任,我们的道德却因此得到了称颂。”

对沉静型领导者来说,严肃地对待规则并不意味着对它们逐字逐句教条地遵循。在复杂的情况下,沉静型领导者发挥主动性,相信自己的创造力,努力创建转圜变通的空间。他们处理伦理问题的时候,扮演的是创业者而不是办事员的角色。

这种创业者式的做法往往会带来相当大的回报。这一部分是因为人类的想像力丰富得让人惊讶。人类能通道多种不同途径观察问题的天赋是人类的一种珍贵的才能。玛沙·纳斯波姆对亚里斯多德的理论研究颇具天赋,她写道:“道德知识·…一并不仅仅是理性地掌握一个命题,甚至不仅仅是理性地掌握特定的事实,而是一种洞察力。它是用一种高度清醒和非常负责的方式来看待复杂的、具体的现实,它是用想像力和感觉来领会理解事实的真相。”沉静型领导者处理问题的时候,抱持的信念是从现实出发的创造力,往往可以为负责任的行为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当然,想像力不可能创造出奇迹来。在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中,他描写“坐在一家咖啡馆里,试图说服一位沮丧的朋友对于一篇说他是个‘无论如何都完全没有前途的剧作家’的评论”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解读。有时候事情的确是黑白分明,不得不做出抉择的。有时我们只能遵循一种信念或是担当一种责任,把其他的放在一边。但是,沉静型领导者在陷入绝境以前,都会一直强有力地、创造性地寻找尽到所有义务的途径。

想像力往往会带来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都会比最开始看上去更加多层化、更加错综复杂。例如,当弗兰克·泰勒深入钻研他的问题时,他意识到判定将一个电脑“连接”到一个网络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他处事轻率、反复无常,而是事实上对于被计算机专家称为“连接”的概念,本来就没有标准的、板上钉钉的判定。泰勒的分析和探索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而这给了他更多的机会去创造变通的方法。事实上,泰勒最后解决问题的途径——给那家法律事务所安装归为“试验”的新型服务器——本身就是一个有创意的、在他公司规章制度范围内有所变通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个极富想象力的转折,泰勒恐怕要么就是打破公司禁止与旧版网络连接的制度,要么就会使公司失去一笔重要得生意了。换句话说,转圜腾挪的空间并不是什么噱头而已,它反应的正是现实。如果仔细认真地研究地研究世界的复杂性,就往往能够找出转圜得余地。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棘手的问题,有创造性地、技巧的解决方法常常颇有成效的原因所在。

正如机械地遵守规则一样,打破规则是很容易的脱身之道。反之,变通规则却是艰难的工作。它需要在法律、规章和普遍的道德习俗约束的范围内发挥出创造性。它需要的不仅仅是纪律和控制,还有灵活性和想像力。最后,它还需要一种信念——相信艰难地、审慎地判断相互冲突的责任具有非常长远的意义。

拉索一直不知道杰罗姆发生了什么事。或许他那天晚上就遇到了麻烦,或许他安然无恙,或许拉索对杰罗姆表现出来的关心和同情使他更情愿去收容所,或者寻求其他的帮助。细微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这样看来,它们就像书信一样,爱米莉·狄金森曾经这样形容过——人们深思熟虑地写信,小心仔细地填上地址,投送到信箱里去,但是就再没有人知道它们有没有被收到,有没有被读到了。

领导之道与聪明机巧

这种处理伦理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心目中关于领导的标准形象全然不同。我们更喜欢那些明确而强悍地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的领导者。我们把机巧、复杂、利用漏洞和转圜腾挪与可疑暖昧的人物性格联系起来,而不是真正的楷模。像其他许多政客一样,罗新·佩罗在他的总统竞选中就利用了这种情绪。他最喜欢说的有一句话是“瞧,这很简单”,接着他会把一些长期的、复杂的国计民生问题,比做他的轿车或一条老狗。

更好的一句格言来自艾尔伯特·爱因斯坦。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超简化越好,但不要过于简化了”。沉静型领导者并不是随随便便地变通规则,他们也不会把聪明机巧和转圜手段当成处理问题的理想方法。但是,有些时候,情况的复杂性让他们别无选择。深入地钻研得不出结果,而他们也无法争取到更多的时间。他们遇到的情况,正如拉索在“地狱厨房”看到杰罗姆向他走来时一样。

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变通规则而不是打破它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尽力地解决复杂的情况,而不是走捷径绕道而行。他们的目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寻求一种务实可行的方法来尽到他们所有的责任。对于伦理上的两难境地,一种有想像力的、创业者式的方法往往能够帮助人们避免心痛如割的抉择,使他们能够实现所有他们珍而重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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