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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力避犯上官运长（第2页）

所以，从朝廷整个形势上看，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已成不可逆转之局，长孙无忌等人再反对已是螳臂挡车。

永徽六年九月的一天，退朝后唐高宗李治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宁入内殿。

四人情知还是要谈废立皇后的事。

褚遂良表示自己出头力谏，宁可自己被杀，也不能让长孙无忌和李勣被杀，因为那样会被后世认为皇帝昏庸杀了亲舅舅和大功臣。

李勣在这关键时刻却借口有病躲开了。

当天因褚遂良、长孙无忌仍坚持反对意见，废立皇后之事议而未决；第二天，又议及此事，褚遂良表示宁肯不做官也反对皇上这样做，李治大怒，命人将哭拜在地的褚遂良拉出去，武则天则在帘后大声说：怎么不扑杀这个老东西!

其他朝臣或面谏，或上奏章谏阻此事，唐高宗铁了心，一概不听。

几天后，一次李勣入朝，李治问他道：“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

李勤既不表赞同，也不明白表示同意，把球又踢给了唐高宗李治：“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李勤的这句话，在后世有很大影响。后来权臣往往学说此语以避免正面回答皇帝欲废立皇后太子的难题。

李勣的这两句答话，实际上是表示了自己的同意态度，促使李治最后下定决心。

于是，在将褚遂良贬为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都督后，十月己酉（655年11月16日），唐高宗李治下诏废掉了王皇后，五天后正式立武则天为皇后。

李勣被任命为册后礼使，亲手将立后册书交给武则天。

此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人，都先后被武则天害死。

李勣则一直位极人臣，寿终正寝。

点评：

后人对李勣在立武则天的态度问题上多持贬议。但抛开传统的“忠”、“奸”理论，只就当时的形势和李勣仕途命运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李勤此举是精明的。在官场，对周围的情势有独到的见解，并且付诸实施，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逢凶化吉。

3。忠纯伴君不遭疑

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辛丑（781年7月9日），唐汾阳忠武王郭子仪死去。史家对他盖棺之论云：“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

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率领朔方军（驻今陕西靖边县境）从北线进攻安禄山，此后累立军功，先后以功进位司空，代国公、中书令、汾阳郡王，唐德宗即位后号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唐肃宗李亨曾对他说过“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意思是，李唐的天下是因郭子仪之功失而复得的。

古往今来，功高震王而被奸臣谗陷、被人主疑忌不得善终者不可胜数。但郭子仪以塞天地、造乾坤之功立身朝堂二十多年，位极人臣，安享穷奢极欲之福寿，同僚不嫉妒不诋毁；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更迭，却没有一个皇帝疑忌他。

人们对他不嫉不非，与他待人宽和诚实有关。

这里只分析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

要使皇上不疑忌，首先必须自己忠纯于皇上。

郭子仪对李唐的忠纯有几个典型事例。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底，唐代宗因郭子仪功高，要给他加“尚书令”的头衔。这“尚书令”是无比显贵的官衔。唐时中央机关有“三省六部”，其中尚书省统领百官，其首脑为“尚书令”。唐太宗李世民未做皇帝前曾做过此官，此后此官一直空缺，直到唐代宗儿子雍王李适立为太子之前，因曾立有大功，才一度加此头衔。

面对这无比的荣耀，郭子仪却诚恳固辞道：“太宗尝践此官，故累圣旷不置员，皇太子为雍王，定关东，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且用兵以来，僭赏者多，至身兼数官，冒进亡耻。今凶丑略平，乃作法审官之时，宜从老臣始。”（《新唐书‘郭子仪传》）因郭子仪坚辞，唐代宗只好作罢。不用说，郭子仪这种谦恭识大体的做法，使唐代宗衷心赞许。

郭子仪的忠纯还表现在他被人谮毁时从不萌丝毫怨望并绝对服从皇帝的调遣。引《旧唐书》本传上说，“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

这里所说的“诏命征之”，是皇帝对权臣特别是拥兵的权臣常用的一种考验手段，就是看那拥兵在外的权臣是否能丢下部队亲自立即奔赴皇帝这里。如心中有鬼，就会不离兵营帅府拒不赴召。但郭子仪表现得坦**无私，一见召他觐见的诏书，立即放下自己做的事，马上去见皇上。这样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皇上自然就不疑忌他了。那些挑拨构陷的谗言也就失去作用了。

还有一次，时间是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郭子仪曾奏请朝廷任命一个人做县官，朝廷没有答复。僚佐们互相议论说：“凭郭老令公的功勋德行，奏请一个属吏做个县官上面都不答应，宰相怎么这样不晓事?”这里明指宰相，实际上也是说皇上做得不对。

郭子仪听到后，不是附和僚佐，也不是简单地怒斥僚佐，而是要僚佐们祝贺自己，他说：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武将不少人拥兵胁迫朝廷，凡所请求，朝廷无不委曲同意。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朝廷疑忌他们又暂时无可奈何他们的一种应付措施。而现在我请求的事，皇上认为不应该那么办就不表示同意，这正是说明皇上没有把我当成拥兵要挟朝廷的一般武将，是对我亲厚信任的表现。“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

郭子仪的这番话不但说服了自己的僚佐们，也表现出他对皇帝的赤诚。

还有一次，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正月，郭子仪入朝，宦官头目鱼朝恩迎接郭子仪并请他顺路漫游他自己建造的章敬寺。无非是想炫耀一下自己建寺之功，朝廷中另一权臣无载唯恐鱼朝恩和郭子仪乘此机会相勾结谋不利于自己，便悄悄派人请郭子仪的属官转告郭子仪说，鱼朝恩可能要在寺中谋害郭子仪。郭子仪不相信，那个属官出于对主人的忠诚，告诉了郭子仪手下众将，武将们要求派三百人内穿铠甲保护郭子仪，郭子仪正义凛然地说道：“我是国家的重臣，鱼朝恩如果没有皇上的命令，怎么敢害我?如果他有皇帝的命令，你们披甲执刀保护我又有什么用，难道你们要违抗圣旨吗?”于是只带几个家僮前往。

鱼朝恩见郭子仪随行人员特少，很是惊奇，郭子仪将事情如实说出，并且说，恐怕带的人多您要杀我太费事。鱼朝恩感动得涕泪交流，握着郭子仪的手说：您若不是忠纯长者，能不起疑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