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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1（第1页）

第三部分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1）

藏族神秘文化

自然崇拜，是藏族及周边少数民族先民最原始的崇拜。高寒缺氧，自然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容易使原始的游牧先民对自然产生强烈的依赖，任何风云变化都会对人的生产劳作产生巨大影响，很久以来就从未改变过。而万物有灵观的形成，正是对自然崇拜的产物。

人们畏惧于大自然神奇力量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自然的敬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理，使得人们将山岳湖泊划分为善与恶两种神力，它们或使大地沃野千里，或降雪灾于草原。这一切被认为是神的力量或视为是神的化身，并由此产生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藏族信奉万物有灵，西藏古老的苯教曾有杀生祭祀的原始礼俗j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杀生祭祀活动消失，但用牛头祭供天地的习俗保留至今。

雪域高原辽阔的大地上，无数的雪山多被冠以神山而朝拜，白色正是雪山的颜色。原始的游牧民族（古羌民）依赖白色卵石敲击获得火种，从而演变出游牧民族对白石的崇拜。冬季的雪原，一场天降的白雪使大地一片苍茫，生命经历着严酷的考验，这时白色使人产生敬畏，进而则是对白色的依赖。

白色由此成了藏民族最为崇拜的颜色，在一些描绘神山的唐卡中可以看到，许多山神被绘成具体形象，跨下骑白马神驹。位于云南与西藏交界的康藏卡瓦格博雪山（即梅里雪山十三峰之首的太子雪峰）正是一座这样的神山，传说中的卡瓦格搏，面庞皎洁如满月，双目比日月明亮，身材魁梧跨白马，威武盖世功德高。另一个卫藏念青唐古拉山神也披覆白色，．是受人们敬仰的财宝守护神。人们将念青唐古拉描述为，身穿白色的丝衣，挎着雪白的神驹，右手握藤枝，左手提晶莹的水晶利剑。

走过藏区你一定看到无数的玛尼堆，尤其在一些神山和偏远的山乡，许多玛尼堆并没有镌刻“六字真言”，而白色的卵石则是不可少的，最起码在玛尼的顶部都会有几块，这是藏族对白色的崇拜的具体体现。另外，这被赋予神性的白石，还被藏族放置在自家的屋顶，以求护佑平安。这与羌族的白石崇拜关联密切，进一步讲又包含有火文化的踪影。由此引申：白色又蕴含着纯洁无邪、坦诚善良之意。圣洁的哈达之不必多说，每个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圣洁的哈达。

滇西北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众多古老的民族，当他们演变为一个个具体的羌族、僳僳、普米、纳西、摩梭等少数民族后，依然可以看到他们共同的远古游牧痕迹，相似的文化和大同的崇拜，火崇拜正是一条追寻马蹄的溯源之路。

发现火，是一种惊异的瞬间。由此已发出恐惧、好奇、观望。使用火，是一种必然的偶然，一种人类潜在能量的具体实现，好奇的想象。于是，对火的崇拜便由此产生，而这种崇拜又正是在运用中进行的。

羌族至今遗留下的白石崇拜，正是古羌人对自然神话演义后的产物，它们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块圆润的白色卵石，在相互碰撞之后产生火星，这样一来白色圆润的卵石便与太阳连接在了一起，火星便成了漫天群星，而卵始中的另一块被认为月亮。日月同辉，群星璀璨，白色卵石变成了神界不可知世界的使者，从此获得了被供奉的理由。

在四川部分藏区的人们也有在屋顶供放白石的习惯，许多玛尼石堆上也同样供奉白石，而在朝拜神山途中摆放白石也是常见。

朝拜神山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对自然崇拜的具体体现。在他们心中认为，绕神山转可以洗清一生罪孽，可以在生死轮回中免遭坠入地狱之苦，甚至来世成佛。如在转山中死去，被认为一种造化。因此，转绕神山的朝圣者总是年年不断，风尘仆仆。

在神山朝拜者中，决大多数中都是绕山行走的，但也由少数无比虔诚者则会五体投地对山神叩拜，他们双手套者木板高举过头，再收于胸前，然后全身扑倒，之伸双臂，前额触地，起身后前进一大不再拜。这种五体投地的顶礼膜拜，绕山一周要几十天或更长。

博大的高原腹地，酝酿出无数的高原湖泊，在西藏湖泊称为“措”而在四川藏区则被为“海子”。圣湖崇拜则总是与神山相伴，据说神山代表男性，圣湖是女性，是母亲，同样是藏地先民对自然崇拜遗留至今的具体表现。

现今，藏区最著名的四大圣湖有：玛旁雍措、羊卓雍措、纳木措和青海湖。在这些湖的民间传说中，都是以女性化身出现。有的还出现草原母系部落对母亲的崇拜，认为这些湖泊不仅仅具有生育功能，更是人类及万物繁衍的生命之源。至今，每逢藏历十五日，一些不生育的年轻妇女便到湖边转湖祈祷，求其恩赐。

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

中国在两汉时期已形成相当系统的以尊奉天帝为中心内容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理论，并存在相应的宗教习俗。虽然称之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未尝不可，但学术界一般不这样说。我国古代的主要宗教有佛教、道教以及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唐朝传人而在元以后有较大发展的伊斯兰教。

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产生于印度。创始人是当时北印度的城镇国家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国境内）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5年）。由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僧团得到了当时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摩揭陀国、懦萨罗国等国的国王和工商业主的支持，因为主张在宗教信仰方面“四姓平等”，从而也得到农民、手工业者和从事低贱职业的劳动者的支持，发展迅速。在释迦牟尼去世一、二百年的时候，佛教僧团发生分裂，形成以主张改革的大众部和主张维护原始佛教教义和戒律的上座部两大派，此后在这两个大的部派之下又出现很多支派。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约前273—前232年）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到印度各地，并不断向邻国传播，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在公元前后的两汉之际，佛教从古印度经中亚传到中国内地。《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一带）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概是讲佛陀生平的经）；东汉初年，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英传》）；汉明帝也曾派人去印度求法，取回《四十二章经》（小乘佛经的摘要著作）译为汉文。

当时盛行黄老、神仙方术，人们也把佛教看成是道术的一种。东汉末年，安息（伊朗高原东北部）僧安世高等人来华译出大量小乘经典，其中包括介绍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论著作（阿昆昙）和指导修持禅定的禅经（如《安般守意经》等）。支谶是同时来华的大月氏僧人，他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人中国内地。他所译的《般若道行品经》（或《道行般若经》）很快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魏晋曾风靡一时。

魏晋盛行玄学，重《老》、《庄》和清谈。魏正始（240—249年）年间，何晏、王弼提倡“贵无”，认为天下万有“以无为本”，名教出于自然。魏晋之间，向秀、郭象注《庄子》，认为万有“自生”、“自尔”、“独化”，名教即自然。以般若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大乘空宗因为在思想上与玄学有相似的地方（如空与无、真俗二谛与言意之辨等），所以受到士大夫的欢迎，并得到迅速传播。《般若经》宣传“诸法性空”，认为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假而不实，唯有体认永恒真实的、超越世俗认识的“实相”、“真如”、“第一义谛”才能达到觉悟。玄学家以佛教般若学说来发挥玄学的理论，佛教学者用玄学来解释般若学说，佛玄交融贯通，两晋时期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般若学派——“六家七宗”，其中以本无宗（主张本体为空）、心无宗（空心不空外境）、即色宗（万有即空）影响较大。

东晋十六国后期，战乱不断，生灵涂炭，佛教因宣传因果报应和彼岸世界的教义，受到社会普遍欢迎，发展很快，几乎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西域佛图澄（232—348年）受到后赵石勒、石虎的尊崇，除传教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在他的影响下，朝廷正式允许汉人可出家为僧。北方广立佛寺，僧人增加很多。佛图澄的弟子分散到全国各地，对佛教义理和组织制度的发展，影响很大。其中道安（312—385年）提倡般若空宗，用玄学观点论释般若理论，主“本无宗”。他还整理佛典，撰《综理众经目录》，为僧团制定仪规，组织僧人系统翻译小乘经戒。他的弟子慧远（334—416年）住庐山，广交朝野名士，提出协调王权和僧团、名教与佛法的理论，既倡般若，又倡西方净土信仰，对后世净土宗的创立有直接影响。后秦王姚兴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名僧鸠摩罗什（343—413年）至长安，译出经典35部300卷。其中大乘经典《般若经》（大小品）、《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法华经》等，对后世影响深远。弟子僧肇（384—414年）著《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发挥般若中观的学说，对以往佛学和玄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作了总结，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虚幻不实的，是静止不动的，但“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劝人们应相信佛教报应理论和成佛学说。

南北朝时期，从广译佛经进人深入地研究佛经，讲经和著述之风甚盛。围绕研究佛经的不同和理论主张的差异，出现了涅、成实、三论、昆昙、地论、摄论、楞伽等学派。继魏晋盛行般若之后，涅佛性学说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竺道生（355—434年）在南朝大讲“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闸提人（谓善性灭绝者）皆得成佛”和“顿悟成佛”的理论，在佛教界发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南朝宋文帝和梁武帝等人都提倡这个理论。从此，般若空义和涅佛性理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大乘起信论》虽题为印度马鸣造，陈真谛译，实际是南北朝末的编译著作。此书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心）生来即具有善（真如、净）、恶（无明、染）的两个方面，前者即众生所秉有的佛性，后者即情欲烦恼；前者被后者遮蔽不能显现。此书主张通过信奉佛教，坚持断恶修善的修行，就可使佛性显现，达到解脱。这种佛教心性论不仅为隋唐大部分佛教宗派所吸收，对哲学界心性论的兴起也有直接推动作用。

南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寺院，由朝廷和群臣以巨额金钱赎回。梁武帝并多次登坛讲经，从事著述。北朝虽发生过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发起的两次灭佛事件，但总的来说是积极扶植佛教的。云冈、龙门石窟的建造，大量寺院的修建就是证明。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南北朝时已形成了相当稳固的以经营土地为中心的寺院经济，并在世俗官僚制度之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了近三百年以后重新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T空前发展。成为亚渊乃至世界的竞选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扶植，于是佛教进入鼎盛时期。隋朝承北周武帝灭佛之后，文帝自小受尼鞠养，即帝位后常对群臣讲：“我兴由佛法”（《续高僧传·道密传》）。他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从仁寿元年（601年）开始，前后令百余州（全国共有州或郡190个）建舍利塔。据《辨正论》卷三记载，隋时建寺3985所，度僧尼23万6千余人。唐太宗即位后，曾命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给家人、车、牛、田庄，并立碑颂德”（《广弘明集》卷28）。在贞观十一年（637年）下的诏令中，他虽然有意抬高道教，说“朕之本系，出于柱史（老子李耳）”、“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113），但实际上，采取的是二教并重政策。武则天时因曾利用佛教篡夺帝位，于是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前（同上），从此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唐武宗时曾一度灭佛（公元845年），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命僧尼还俗。据《资治通鉴》卷248记载，被毁寺院达4600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僧尼还俗的达26万多人，没收的寺院土地达数千（“千”当为“十”）万顷，查出奴婢15万人。但武宗以后，佛教很快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六七百年的初传、普及，逐渐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经济也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一个方面。在教义理论方面，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哲学本体论、天人关系论和人性论以及宗教习俗、鬼神观念等广泛吸收，在僧团组织方面，采取了中国封建宗法观念和制度，从而形成许多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

主要佛教宗派

在隋唐时期形成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

天台宗创始人是隋代天台山国清寺的僧人智f（531—597年），以《法华经》和智f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为主要依据。此宗认为世界是万有乃一心的产物，所谓“一念三千”。在这个前提下又提出“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的理论，认为世界一切空幻无实（空谛），存在者皆为假有或名相（假谛），二者不即不离或相即相离，是万有的本质（中谛）。空、假、中三谛系于一心，修行者通过体认三者融通相即的关系，可灭惑证智，达到解脱。佛与众生没有根本差别，也是相即不二的。人所具之本性有善恶两个方面（性具善恶），极恶的人也可修证成佛。九祖湛然（711—782年）甚至提出连无情草木瓦石也有佛性。

法相宗（也称唯识宗）创始人是唐代名僧玄奘（602—664．年）和弟子窥基（632—682年），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和窥基著的《成唯识论述记》等为主要依据。本宗对世界各种现象，特别是心理活动和精神现象作了极为烦琐的分析和论证，认为一切皆为精神的产物，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把人的主观认识机能或精神作用分为“八识”，即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八种识。前六识是认识外界的六种机能或作用，末那识是联系前六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中间桥梁，而阿赖耶识是主宰前七识的“根本识”，实为灵魂。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精神种子即藏在阿赖耶识之中。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既然属于精神作用的因缘和合而显现，那么就不是真实的，只有清净的真如佛性（“圆成实性”）才是真实的。人要达到觉悟就应体认真如、为此应断除对法、我的两种执著，达到“转识成智”，觉悟成佛。

华严宗实际由唐初僧人法藏（643—712年）创立，主要依据《华严经》和法藏所著《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五教章》等。因法藏号贤首，故该宗也称贤首宗。主张“真如缘起”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是“一真法界”（真如、法性）的显现。它用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四法界）的教义论证世界的本质和现象，宣称体现真如本体的“理”，显现出世界一切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现象（“事”），如月映万川那样，“一一事中，理皆全遍”，“事理融通，非一非异”（《华严发菩提心章》）。世界上没有任何矛盾和斗争，各种事物（包括概念）皆“圆融无碍”。既然理体与事相融通，众生与佛也就无根本差别。众生之所以轮回于生死苦恼之中，是因为有“妄想”（世俗认识和情欲），如果能认识法界缘起重重无尽，事事无碍的道理，就可清除“妄想”，而达到觉悟。

禅宗唐中叶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最有势力的宗派。禅宗奉北魏时来华弘传禅法的印度僧菩提达摩（?—约536年）为初祖，以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道信为四祖，弘忍为五祖。但实际上唐末以来所流行的禅宗是由唐中期的被称为六祖的慧（或作“惠”）能（638～713年）创立的。《楞伽经》、《金刚般若经》、《涅经》、《大乘起信论》等对该宗有较大影响。传为慧能说法记录的《六祖坛经》和历代禅师的语录为该宗传授禅法的重要依据。据记载，五祖弘忍（602—675年）弟子中有神秀、一慧能二人。神秀（?—706年）的禅法主张可用他作的心偈表示：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坛经》敦煌本）

主张渐悟，认为通过勤苦修行，坐禅观心，可以消除“妄念”，达到觉悟。慧能主张顿悟，针对神秀的偈也作了一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