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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印度的神秘文化1（第2页）

印医在治病上强调辩症施治，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药的原则是促使三液恢复平衡。在它看来，一切药都是补药，是为了让得病的人体组织复北，等整个人体调理平衡了，病自然就好了。

在用药之前，印医主张第一步先要“班恰卡尔玛”，即“净身”，也就是先把病人身上的脏物弄干净。采用的办法是呕吐、腹泻、灌肠、鼻滴和放血等。只有先净了身，用药才会有效验。

印医的药有两千多种，绝大部分是草木树根，同我国的草药差不多。此外，人与动物的奶、盐、钾碱、明矾、金、银，乃至剧毒的砷（砒霜）和汞也可人药。印医的一些书详细介绍了如何化毒为药的方法，酷似我国道家的炼丹方术。印医草药一般也都是用水煎服，但也有用丸散膏丹之类的成药。印医诊断也讲究望问闻切，与中医如出一辙。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对印医也有记载：“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名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

“绝粒七日”指的大概就是先要“净身”吧。这种方法现在好多印度人还在沿用，每每奏效。绝粒七日指的是不吃饭食，但可以喝新鲜的柠檬水，既滋养肌体，又使有病的器官休息，靠人体自身的生理活动恢复功能的平衡。

我国有“阴阳”学说，印医也有“冷热”学说。既然病是饮食不周引起的，印医师就要确定人体内是冷盛热弱还是热盛冷弱，然后给你开一个配以药物的食谱。印医把一切药和食物都分为冷热两类，这种冷热不是指触感，而是根据它的效果决定的，例如大蒜属热，椰子水属冷，洋葱属热，乌达德豆属冷。

印医中对蜂蜜相当推崇。蜂蜜可以治疗从胃酸过多到肥胖症的种种疾病，用它调和草药，还可以增加药力。这同中医又是一样的，我们吃的好多中药丸不是也要“蜜封为丸”吗?印医还有几种据说可以强身防老的成药，都是用几种野生水果磨成粉末，调和蜂蜜和奶酪制成的。

印医同中医相似相近之处，举来比比皆是，其原因既有不谋而合之处，又有互相吸收的结果。印医影响中医，大抵是佛教东传的结果。印度佛教有很多高僧，往往都是名医，他们用医术作为宣传佛教、吸引大众的重要工具。古代印度大学者都要做到五明：声明（声韵学）、工巧学（工艺学）、内明（哲学）、因明（逻辑学）和医方学（医学）。学医在印度古代是高尚的，一些印僧来我国后，自然也会把医术带来。《隋书·经籍志》中保存了从天竺传人的“龙树菩萨药方”等十二种。唐朝时，一个名叫那罗迩姿婆的方士给太宗献过延年药；高宗时，另一天竺僧人卢伽阿逸也献过延年药，后被封为怀化大将军。在印医传人中国的同时，中医也传人南亚地区，如《明史·外国传》榜葛刺（孟加拉）条记述，说那里“有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

我国西藏的藏医可说是中印医和当地医术交流融合的产物。据吐著王朝史书记载：“唐王以……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妆，又给子……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一百种，诊断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以后藏王又聘请内地中医师韩文海、印医师巴热达扎，据各人见解，共同编成一本名叫《敏吉村恰》的医书，意思是《无畏的武器》。

现今，印度政府也很重视挖掘、整理、研究和推广印医。据统计，到1980年，印度全国有46万印医医生，除私人诊所外，还有250所由各邦政府办的印医医院和16000个印医药房。一些大学开设了印医课程，不但招收本国学生，还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在那里进修。

在印度，印医是很注重医德的。他们认为，治病是救苦济世之道，不应有世俗的杂念。《恰拉卡本集》中曾对习印医的人有这样一段教诲：在你去病人家里时，应该把你的语言、思绪和智慧完全集中在你的病人身上，只考虑怎样医治，而不应有任何杂念……决不要把病情告诉那些因掌握了病情而可能谋害病人或其他人的人。

从远古以来，从事印医的人常常诵祷这样一首共同的祈祷诗：

我不想立国称王，

也不想升人天堂。

要什么超脱轮回，

到梵天自由翱翔。

为民解除疮痍，

乃我唯一理想。

大约正是这样一种高尚的济世救苦之道，千百年来，鼓舞着印医刻意研修，普济众生，才使印度代代相传，成为印度的国宝。

综上，在介绍印度文化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印度文化具有如下三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有着浓重的宗教内涵；第二，在其发展上具有连续性，但在思想上具有僵化性；第三是对外来文化的容摄性。虽然印度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表现出强烈的继承性，但这并不排斥它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包、消化、吸收、改造的能力。

印度文化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对世界各国文化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我国同印度的友好交往已达2000多年，印度文化，曾给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过新鲜的血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文艺，无不蒙贶，虽无兄弟眷属，何以加之”（《鲁迅全集》第7卷246页）。这些话不单表达了他对印度人民的感情，也同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相信，这种源远流长的感情，一定会与日俱增。

印度——一块培育“宗教的沃土”

有人说，印度是宗教孵生的温床，这句话实不过分，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便是诞生于这块美丽的大陆。那么，是什么滋润了这块“宗教的沃土”呢?

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7探讨。多数学者认为，印度的地理环境是宗教赖以产生和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度之地理，如唐僧玄奘所说，“北背雪山、三垂大海”：东接孟加拉湾、西临阿拉伯海、南津浩瀚的印度洋，北邻冰雪绝顶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北是嶂气汾汾使人感到无比神秘的阿萨姆原始森林，西北是既无鸟兽、复无水草的塔尔沙漠和高山插云、雪岭绵绵的苏来曼。远古时代，航海术、造船术和生产力的水平尚很低下，这一切当给人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未必有几位勇敢的开拓者能征服令人望而却步、仰之弥高的崇山峻岭和浩瀚无垠、神秘莫测的汪洋巨泽。源远流长的印度河、恒河以及众多的支流虽然给人们带来灌溉与舟楫之便，但也常常肆虐成灾。印度次大陆的亚热带和热带气候更是终年给人类带来滂沦的暴雨和难挨的暑热。在这种封闭而险恶的地理环境和无法驾驭的自然力量面前，人们感到宇宙的广漠和个人的渺小，感到寻求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依托的需要。于是幻想着用祈祷、祭献或巫术来影响主宰自然界的神灵以获得嘉惠与庇佑，同时赋予这些神灵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由此产生了最初的宗教。

当然，除去地理环境的影响之外，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其历史原因。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压迫给人们带来了比自然灾害更加深重的痛苦。在人们还无法理解它的社会根源时，便产生了人生的祸福命运皆由神操纵的观念，并把这种主观认识无限地夸大和膨胀，使之脱离客观现实，脱离自然而成为绝对人格化和精灵化的力量。此外，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印度次大陆不断遭到雅利安人、希腊马其顿人、匈奴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次大陆内部也是战乱频仍。阶级压迫的出现和长期动**不安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提供了滋生宗教的沃土。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形态的出现和各种政权形式的交错、更迭，更使人们感到世事如浮云，变幻无常；人生如梦境，四大皆空。人们在现实生活的苦海中只能寄希望于神灵和未来，由此繁衍出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宗教和天界体系。一般人认为印度宗教十分复杂。这里所谓的复杂，不外乎是指其历史悠久、变化繁多和内容广博而言。印度宗教信仰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在当时史前社会后期的印度河流域文化中已出现宗教崇拜的踪迹。公元前20至前15世纪左右，出现了印度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宗教即吠陀教。得名于印度历史上早期吠陀时代的吠陀教是印度河流域原始居民达罗毗荼人和来自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游牧部落两者宗教信仰的混合物。严格说来，吠陀教只是一种自然崇拜的宗教。达罗毗荼人和征服者雅利安人把一切显著的自然现象都视为人格化的神而加以崇拜奉祀，计有天神婆楼那，地神菩利迪维，日神苏利亚、弥多罗、沙毗特里，晓神乌沙散，雷神和雨神因陀罗，风神亚龙，火神阿耆尼和酒神索玛等36神。吠陀教虽属多神崇拜，被崇拜的诸神也常有尊卑之分，但各神的尊卑却又因时因地而异。因而如德国近代著名东方学者M·穆勒所说，吠陀教是一种真正的“交替神教”。这时印度正处在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和奴隶制社会的孕育之中。较为原始而朴素的吠陀教便是这种社会形态下的一种由原始宗教向阶级社会宗教演变的过渡性宗教。

雅利安人征服北印度后，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先进文化，开始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他们除奴役被征服的氏族成员外，自身内部也发生了贫富分化。公元前lO世纪初期，一批奴隶制城市国家相继出现。印度奴隶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在雅利安人奴隶制国家形成过程中，阶级关系急剧变化并形成了以婆罗门祭司为中心的种姓制度。在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中，最低种姓的首陀罗是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或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或为雇工，或为奴隶。后来，又出现了地位较首陀罗更低下的“贱民”。婆罗门集团为了加强对低等种姓和劳动人民的统治，便用宗教为精神武器以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自己的特权地位，婆罗门教应运而生。宗教从此便和印度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婆罗门教由吠陀教演化而来，但神的观念已发生改变，吠陀教诸神渐失势力，而以“梵天”为全智全能的至高无上神，是万物的创造主。梵天被神化了的属性几乎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不生不灭、不变不化、寂然立于万有之上。多神崇拜的婆罗门教虽然不设庙宇、不拜偶像，但却发展出从私人日常生活到国王即位时的一套非常繁琐的理论和祭神仪式。婆罗门祭司被称为“人间之神”，是当时一切知识的垄断者和人民精神生活的指导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造“业”和“轮回”说。他们说，人的生前思想和行动可以造“业”（即身、口、意三方面的活动）的善与恶，从而决定人在来世的种姓之高与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者才能免罪超生，在未来世界中获得神的赦免并在种姓轮回中转为较高种姓，反之则被降为低等种姓。其目的当然是劝说人们，特别是劳动者和奴隶安于现状，忍受剥削和压迫。婆罗门教的造业和轮回思想在以后出现的印度其他宗教中也被继承下来，成为长期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婆罗门集团也是现实社会的中心，控制着大大小小的政治领袖，没有他们出面主持就职仪式的祭典，任何政治领袖的社会地位是不被承认的。即使是平时，他们也常常干涉政治领袖的行动。公元前6世纪，北印度已经形成了十六个较重要的王国和部落联盟。在这些国家和联盟的扩张战争中，以国王和武士为代表的刹帝利种姓的力量不断强大起来，吠舍种姓中也出现了富有的商贾。他们对把持着社会最高特权的婆罗门集团和维护森严社会等级制度的婆罗门教日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于是，在印度思想界出现了反婆罗门教的、主张思想自由的沙门思想，并导致耆那教和佛教在北印度婆罗门教势力较弱的地区相继产生。耆那教和佛教兴起时，正值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城市国家大批出现，阶级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雅利安人此时早已东移至恒河流域，他们对当地土著居民的奴役又产生了严重的民族矛盾。婆罗门教已不能完全适应作为奴隶制国家的思想武器。低等种姓和奴隶们在普遍无权、屈辱、绝望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人产生了逃避尘世的幻想，企图通过宗教来寻求自我解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同样出身于王族刹帝利种姓的大雄和释迦牟尼才创立了耆那教和佛教。这就是恩格斯所说：“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

到公元前3世纪，佛教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印度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基本统一了印度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孔雀王朝从瓶沙王起直到阿育王止的历代帝王都是佛教的皈依者和支持者。以佛教王国著称的孔雀王朝不但在印度境内广建寺塔，号召人们巡礼佛迹，而且还派出一批高僧大德到国外大规模布教，从而对后世佛教见重于亚洲并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所谓“乘”即寻求解脱的“乘载工具”或“道路”）不拜偶像，只拜舍利（即佛骨）和窄堵波（佛骨葬地），主张个人修行以成罗汉。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佛教内部分化出大乘佛教，提出“菩萨说”，认为菩萨也是一种神，并大胆主张神在“普渡众生”的同时也要轮回，从而为大乘佛教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大乘佛教把小乘佛教视为现实世界中传教者的佛租晋级为法力无边、大慈大悲、全智全能、人格化了的神，并为他杜撰了种种神奇的故事。佛教由此开始了偶像膜拜。大乘佛教宣扬的世界如梦、现实世界苦难的不真实性，以及只有寄希望于彼岸世界的涅，按照佛教教义持戒修行方可获得真正解脱的说教，正适应了君为国主、君权神授、君命不可抗的意识，从而缓和了人民变革现实的阶级斗争。在这点上说来，宣称普渡众生、人人成佛的大乘佛教的反动性，显然比小乘佛教更为昭著。

阿育王死后，中央政权的瓦解为宗教信仰提供了自由放任的机会。衰微了近千年之久的婆罗门教徐徐苏醒，并在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某些内涵的基础上演化为印度教。4世纪时，旃陀罗·芨多一世首先扬弃佛教，建立了享有“印度教王朝”之称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注重于宗教理论的发展。但它热心于追求烦琐空洞的理论论证的作法使佛教逐渐脱离广大徒众，导致佛教占主导地位的状况逐渐结束，佛教进人了最后的密教时期。密教是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地方民间信仰的混合产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式为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咒语、手结契印、心作观想（即语密、身密、意密）同时相应，即可立地成佛。八九世纪时，由于印度教的兴盛、佛教的极度腐败、内部派系纷争以及频繁的外族入侵等原因，佛教开始衰微，到13世纪时已基本消亡。

印度教经过8世纪时商羯罗的改革，恢复了婆罗门教时代通用的梵文，开始重新重视并致力于研究吠陀经典。印度教把宇宙间的力量归纳为三种，并从婆罗门教诸神中提取出三大主神加以崇拜：创造神梵天、破坏神湿婆（原型为因陀罗）和保护神毗湿奴。人们对三位主神的偏爱与疏远，自然地产生了印度教的三大主要教派，天神们利益均沾，人间方得相安无事。新兴的印度教也采用了轮回说、创业说，重视牺牲祭，如佛教一样重视圣地巡礼、偶像膜拜和广社庙宇。实际上，印度教是印度旧有宗教的集大成者，它不但包含有婆罗门教、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成分和哲学精神，而且也将各教教主和神抵推崇为印度教的圣人。正因为如此，印度教才能日见兴旺，最终成为印度的国教，使佛教、耆那教的香火日沦一日。

公元712年，伊斯兰教教徒穆罕默德·伊本·哈希姆首次将伊斯兰教传人印度西北海岸。众所周知，伊斯兰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集政治、军事和宗教于一身的体系。这一性质，决定了伊斯兰教大规模传人何处，便迟早要在那里建立起伊斯兰教政权。印度由印度教时代转入伊斯兰教时代，足足经历了8个世纪的历程。信奉伊斯兰教的德里王朝（公元1206—1526年）和莫卧儿帝国（公元1526—1859年）统治印度长达650年，伊斯兰教的势力在印度日益繁殖，以至根深蒂固，成为印度的第二国教。印度固有的宗教颇受摧残，特别是佛教的塔庙寺院，几乎被毁灭殆尽，印度佛教因之绝灭。耆那教也受到严重影响，唯有根基坚固的印度教在民间得以一息尚存。

伊斯兰教使印度的文化艺术、社会结构乃至行政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伊斯兰教有很多不同于印度教传统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伊斯兰教的现实主义精神。伊斯兰教要求全体穆斯林不分种族、家族和部落，统一在伊斯兰的星月旗下。因此，伊斯兰教对徒众的控制和统治远较其他宗教为强。伊斯兰教最初不仅仅是宗教，也是一套代表阿拉伯封建主利益的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的制度。这套制度后来通过“舍利阿”（即伊斯兰教律）的形式得到充实与巩固。这样，伊斯兰教一直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其宗教影响渗透到了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顺从全能全智的真主安拉的安排，顺从安拉的使者和代表安拉发布命令的人，以便适应现实，而非逃避或否定现实。伊斯兰教也崇尚武功、肯定战争，认为参加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可使穆斯林获得真理而升入天国。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不但强调个人行善与仁爱，而且尤为注重团结合作，互助御外。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在印度固有的传统宗教社会里所鲜见的，它使得穆斯林社会在印度表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斗争性。

在南亚次大陆，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受到其它宗教势力的顽强抵抗。但是，军事力量支撑下的穆斯林政权通过给予穆斯林某些经济、法律特权，通过征收沉重的异教人头税和广建寺院等措施，迫使许多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同时，伊斯兰政权推行的维护私有制的种种措施也逐渐赢得了印度封建主的欢心。居民中伊斯兰教徒大增，西北印度尤为显著。除了南端还散存的一些独立的印度教小国外，伊斯兰政权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印度一直未能形成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

据说早在4世纪后，基督教就从西亚传人了印度西南海岸，但基督教大规模传人印度却是在15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一起到来的。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人达·伽马到达西南印度的卡利库特，此后，西方人便纷至沓来。他们在印度贸易殖民之初便祭起了基督教的旗帜。1541年，果阿出现了印度近代第一个耶稣传教会，1727年英国人在印度首创了自己的传教组织。西方殖民者在武力征服印度的同时，极力以基督教文化为骨干的西方文明对印度实行精神上的征服。基督教文化并非全盘输人近代西方文明，而是选择那些有利于殖民统治的内容作有计划的移植。基督教传教士们在向印度输入殖民化了的西方文明的同时，大力兴学办教，不遗余力地互相竞争。其热心固然可佩，但他们那种浅薄的商业化传教精神对于文化低落及固有宗教信仰薄弱的民族来说，可能较易奏效，而对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浓郁的宗教气氛和自信力较强的印度来说，则收效不大。1941年时，经过传教士们几百年的努力之后，印度基督徒也不过才475万人，占印度人口的1．5％，而这个数目中还包括了前英属缅甸、在印欧洲人和英印血统人中的基督徒。1981年，印度基督徒已增至1400万人，占印度人口的2．6％。尽管其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派别林立而复杂，大概说来计有英格兰教团、路德教会派、埃塞俄比亚派、浸礼教会派、组合教会派、希腊教会派、美以美正派、小新教派、长老会教派、新基督教派、教友派、罗马天主教派、救世军人派、甫印度联合教会派、叙利亚景教派和叙利亚罗马叙利亚派等二十多个派别。这样繁多的教派不能不使人们联想到它赖以产生的殖民奴役的历史背景。

几乎在基督教于近代传人印度的同时，印度宗教中出现了一个以革新宗教闻名的锡克教。该教是旁遮普贵族纳那克（1469—1538年）所创。当时，印度正处于莫卧儿帝国初创时期，伊斯兰教政权对印度教的宗教迫害事件屡见不鲜。很多宗教改革家试图弥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对立，使人们在共同信仰中团结起来，锡克教遂以印度教改革派的面目问世。后来，锡克教逐渐发展为完全独立的宗教体系。该教信徒自称“锡克”，意为门徒或弟子，尊纳那克为古鲁（即祖师）。锡克教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和繁琐的教规，不拜偶像，信奉不生不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上帝，不重祭祀，主张各种宗教和睦亲善。当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早已盛行于印度，基督教也开始传人，因而使锡克教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锡克教徒大多聚居在旁遮普一带，至今依然如故。锡克人由于遭到莫卧儿帝国的迫害渐渐变得倔强而尚武。锡克教也渐渐与争取锡克人的政治地位问题紧密连在一起。锡克教徒数目虽然不多，但势力却很强大，曾在1765—1849年间建立了独立的锡克国家，直到旁遮普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兼并时为止。从此，躯体魁梧、骁勇好斗的锡克人常常被召到英属殖民地军队中服役，旧中国上海租界里的“红头阿三”便是这班人。

当然除上述主要宗教外，在11、12世纪和17、18世纪时，一些受伊斯兰教压迫而先后避居印度的波斯人将帕西教传入印度。该教又称二神教或阴阳教，得名于它所信奉的阿呼拉玛兹德（光明神与善良神）和安格拉玛尼乌（黑暗神与恶怪神）二神。除两大主神外，帕西族还有若干次要神，实际上，它是一个二元的多神教。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犹太人亡国后，散居于世界各地，犹太教也就传播于全世界。在印度的帕西教和犹太教信徒人数甚少，主要聚居在孟买一带。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其人数固然较少，但很多信徒却在政界、商界、军界、文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