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神秘的信仰文化(1)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在我国四川丰都县有座“鬼城”。那里,一尊尊形象逼真的塑像,为人们展现了“地狱”里阴森可怖的景象。在阎王殿里,凶神恶煞的阎王端坐在大堂上,青面獠牙、牛头马面的判官、小鬼站立两旁。一个个刚刚在阳间死去的人,都被带到堂前审判。凡是生前做过坏事、恶事的人,都逃不脱地狱里扒皮、抽筋、上刀山、下油锅、大卸八块等种种酷刑的惩罚。罪孽越大,受到的惩罚越重。鬼怪们狰狞可怖的面目和受刑人痛苦的挣扎,使整个“地狱”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让人不寒而栗。
凡是做了恶事的人都得进地狱,只有那些修行积善的人才能进天堂。这是佛教对世人的劝诫。你看,地狱是这样的可怕,可那天堂却是宝石盖屋、黄金铺地、百花盛开、果实累累,人在里面,吃的是美味佳肴,穿的是绫罗绸缎,睡的是宝石铺成的床。真是个无忧无虑、令人向往的极乐世界呀!
人人都害怕堕入地狱,都向往那幸福的天堂,可是佛教规定,只有遵守“五戒”的人,才能进入天堂。那五戒中的第一戒就是不杀生。谁要是伤害了有生命的东西,就是做了极大的恶事,死后自然不能进天国。所以,和尚们走路都得小心,为的是怕踩死了蚂蚁。蚂蚁虽小,但它也是有生命的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按这么一说,那些杀人如麻的残暴君王,为富不仁的豪门恶霸,不更是罪大恶极,只有下地狱的份了吗?可这样一来,佛教怎能让统治者们喜欢呢?不过,你别忙,佛教早已为统治者想好了,他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虽然你杀人很多,干尽了坏事,这都不要紧,只要你一旦悔悟,把屠刀放下来,也可以立地成佛,一样进入天堂。
古代印度的东南,有个小国叫羯陵迦。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率领大队骑兵、步兵、战车、战象来攻打它。羯陵迦人奋起抵抗,战争打得十分激烈残酷。由于寡不敌众,羯陵迦被阿育王吞灭了。.
残酷的战争刚刚结束,阿育王来到一座小山上。他举目四望,到处是残垣断壁,横七竖八的尸体布满了原野,孤儿寡妇的哭泣声随着风儿阵阵传来。据说,骄傲的阿育王面对着悲惨的景象,禁不住忏悔起来。他深深地叹口气,下令说:“战争太残酷了,从今往后,再也不出征打仗了。”后来,阿育王果然一心皈依佛法,大力提倡佛教,成了一个有名的佛教国王。
至于那天堂和地狱到底有没有,我们先不要去管它。你看,双手沾满鲜血的阿育王,放下了屠刀,真的立地成了佛。一个杀人如麻的君王,为什么突然有了慈悲心肠,“忏悔”起来了呢?其实,阿育王经过多年征战,几乎把整个古印度统一了,打羯陵迦是他最后的一个战役。扩张的任务已经完成,事实上用不着再打仗了。阿育王懂得,统治这么多靠武力夺来的土地和人民,单靠暴力来维持是不行的。也需要用宗教思想来麻痹人民,让人民顺从忍耐。阿育王的忏悔,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啊。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王国幸福的门票。”这段话揭露了宗教的本质,说得多么好啊。
为了宣扬佛教,阿育王在全国各地建造了8万多座佛塔,盖起了许多寺院,让人编出大量佛经,还把佛教定为国教,让所有的人都来信奉。这样,佛教就在印度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开始向周围的国家传播了。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是沿着两条路线。向北的一条,经帕米尔高原传人中国,再由中国传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向南的一条,先传人斯里兰卡,再传人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家。
佛教传人亚洲各国,在那些国家里兴盛起来了。可是4世纪以后,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却几乎消失了,一种新兴的宗教——印度教起来代替了它。这看来挺奇怪,其实也不难理解,佛教虽然衰落了,可它的许多教义却被印度教所吸收。印度教是古老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一种混合物。天堂地狱,灵魂轮回等说法都保留下来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宗教适应形势,跟着变化,以新的姿态出现,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
大车和小车
释迦牟尼逝世以后,他的弟子们对老师口授的佛教教义和戒律有了不同的理解,开始争论起来。对一个问题,你说应该这样理解,他说应该那样解释,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相让。于是佛教便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个派别。后来这两个派别又进一步分裂,形成好多派别。就这样争吵了几百年,到公元l世纪,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大乘佛教出现了。
大乘佛教的信徒把自己这一派称为“大乘”,把以前不同于自己的教派贬称为“小乘”。“乘”是梵文“运载”、“车辆”的意思。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小乘”这种教派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一辆只能装载自己脱离苦难的“小车”。而大乘佛教则是一辆很大很大的车子,它不但能使自己脱离苦海,还可以普渡天下的众生,运载大家一同进入幸福的天堂。一个车大,一个车小,一条路宽,一条路窄,所以要成佛,还是应该乘大车。
尽管大乘佛教的“大车”很诱人,可小乘佛教仍然保持原来的教义,不肯同意大乘佛教的教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成了佛教两个最主要的派别。后来,大乘佛教往北发展,传人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小乘佛教向南发展,传人了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有很大的区别。小乘佛教主张:人不过是由血、肉、骨头、思想、感情等因素凑成的,处于生灭变化之中,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而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还是真实存在的。大乘佛教的主张则比小乘佛教更进了一步,不但认为主观世界是空的,就连客观世界也是虚无的。在“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解释上,小乘佛教说,富贵人所以坐享富贵,是他们前世做了好事,积了德,穷苦人受苦受难,是因为前世造了孽,犯了戒。所以只要独善其身修行,就可以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大乘佛教则说,人不但需要今生富贵,还需要永世长乐,天下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修行的人不但要利己,还要普渡众生。
在对释迦牟尼的看法上,小乘佛教开始只把他看作一个教祖和传教的老师,而大乘佛教则编出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说他是一个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神。在修行方法和修行的目的上,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也有很大差别。小乘佛教一般要修行求得自我解脱,而大乘佛教除了自身修习,还要去导化别人。
出家做和尚的皇帝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后,就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开始是一些西域的僧人到内地来翻译佛经、传授佛法,后来,一些当地人也出家当了和尚。不过那时候,人们只把它看成是神仙道术的一种,真正信奉它的人还不多。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里的香火突然兴盛起来,不但许多平民百姓信佛,就连那些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甚至连皇帝也都信起佛来。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遍布全国,有几千所之多,寺里的和尚、尼姑有好几十万人,许多寺院还拥有大片土地和房屋财产。佛教不仅成为影响人的巨大思想力量,而且有了相当的社会经济势力。
在这个时期崇信佛教的皇帝里,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看到佛教宣传的因果报应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就把佛教定为梁朝的国教。他想让百姓相信,只要规规矩矩,吃斋念佛,死后就可以进天堂,如果不遵守皇家的法律,犯上作乱,死后就要下地狱。梁武帝让百姓们信佛,自己也装出十分虔诚的样子信佛。他不但常常吃斋念佛,还先后4次“舍身”到寺院里当和尚,每次出家后都让大臣们用大笔的钱把他赎出来。经他这么一提倡,全国各地都建起了佛寺,许多人出家当和尚尼姑。光是京都建康(今南京)就有佛寺700多所,和尚尼姑十几万人。这些人只会吃斋念佛,不参加生产劳动,成了靠老百姓养活的寄生虫。
佛教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旺发达起来呢?这是有社会根源的。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封建统治者荒**残暴到了极点,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很尖锐。连年战争不断,处处闹饥荒。拥兵自重的军阀常常纵兵烧杀掳掠,屠杀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有些地方人口减少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在饥饿和兵荒马乱中受着煎熬,就像生活在地狱里,痛苦不堪。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感到绝望,就幻想到天国里寻求安慰,把希望寄托到来世,求助于神佛的保佑。一些王公贵族也深感世道太乱,世事变幻无常,自己的权势、命运没有保障而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就成了穷人和富人都能从中找到安慰和寄托的一条出路。尽管由于皇帝带头,信佛在全国成了风气,可也有人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不但不信佛,而且对佛教的唯心思想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齐梁时候的范缜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次,崇信佛教的南齐竞陵王知道范缜不信因果报应,就请来许多客人,当众问他:“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之分呢?”范缜不慌不忙地答道“人生好比树上的花,随风飘落,有的落在厅堂里,有的掉在粪坑中。您生在帝王家,同那落在厅堂里的花一样;我是贫民百姓,就好比那掉在粪坑里的花一样。我们的地位虽然悬殊,可都是一棵树上的花,哪有什么因果报应呢?”一席话把竟陵王说得哑口无言。
为了批驳佛教“灵魂不死”的思想,范缜写了一篇名叫《神灭论》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说:人的肉体和精神,就好像是一把刀,说这把刀很锋利,其实是刀刃在发挥作用。离开了刀刃,就不会有锋利,离开了肉体,也就不会有精神,所以,人死灵魂不死的说法是不对的。”范缜还列举了崇信佛教的种种危害,说佛教用虚渺的谎言来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来吓唬人;用天堂的快乐来引诱人,使人们出家拜佛,家家骨肉分离,子孙灭绝。士兵在战争中打败仗,官吏在衙门里吃空缺,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和尚尼姑吃光,财富被修建奢华的寺院耗尽,对社会上的坏人不认真处置,却在大念“阿弥陀佛”。这样下去,它的祸害无法估计。
范缜说,只有废弃佛教,鼓励农夫耕种,农妇养蚕,才能人民富足,国家平安。范缜的《神灭伦》激怒了许多信佛教的人,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驳倒范缜。后来,梁武帝怕范缜影响他崇信佛教,就找了个借口,把范缜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去了。然而,真理是封锁不住、消灭不了的。范缜的无神论思想还是流传了下来。它像暗夜中的火花,给了当时人们非常宝贵的启示。
奇特的喇嘛教
在我国的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区,有许多金碧辉煌的寺庙。这些寺庙不但建筑风格很奇特,和内地的佛教寺庙不大相同,就连寺里僧人的穿戴打扮也和内地的和尚不一样。他们头戴高高的僧帽,身披紫红色的袈裟,手里不停地转动着一个里面装有经卷的经轮。据说,他们手中的经轮每转动一圈,就等于把里面的经卷念上了一遍。
这种流传于藏族、蒙古族地区的宗教也是佛教的一支,叫“藏传佛教”。因为当地人管藏传佛教的出家人叫“喇嘛”(藏语是上师、师长的意思),所以人们又把这种宗教称做“喇嘛教”。
佛教传入西藏,大约在公元7世纪。那时候,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各部落,建立了吐蕃国。松赞干布和邻近的唐朝、尼泊尔建立了友好关系,他迎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做妻子。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都是崇信佛教的人。她俩在进藏的时候,不但带了大批农具、种子和精通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还带去了大量文史、医药、生产技术的图书和佛教典籍。由于佛教很适合松赞干布的口味,他也很快地接受、信奉了佛教,并且下令兴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把两位公主带去的佛像供奉起来。佛教就这样在藏族地区渐渐地流传开来了。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传人西藏的佛教,同当地原有的宗教本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有红教、白教、花教、黄教等许多教派。现在最主要的教派黄教,是明朝初年一个名叫宗咯巴的僧人创立的。他主张僧侣严守戒律,禁止娶妻、饮酒和杀生,确立了活佛转世的制度。因为他这一派的僧侣戴的都是黄色的帽子,所以人们就称它为“黄教”。在清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黄教成了西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虽然藏传佛教和内地的佛教崇拜的神都是释迦牟尼,可是藏传佛教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政教合一制度。汉族地区的佛教虽然很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香火一直很盛,但它一直是和政治统治权相分离的。而藏传佛教不但控制着宗教权,还拥有西藏地方的政治统治权。元朝的时候,有个名叫八思巴的藏传佛教僧人,创制了蒙古文字,被元世祖忽必烈尊为帝师,封为“大宝法王”兼藏王,让他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从那时候起,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便正式开始了,一直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才结束。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的另一个特点。汉族地区佛教首领人物的继承,是以师傅传位给徒弟,或徒弟继承师傅衣钵的方式来完成。而藏传佛教则不同,是采用活佛转世的制度。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有两个,一个是达赖喇嘛,一个是班禅额尔德尼。“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达赖喇嘛就是学问博大,犹如大海的上师。“班禅”意思是大学者。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大师是金刚的化身。他们死后,灵魂会寄胎转生,再来担任以前的职务。这样,每当达赖喇嘛或班禅大师逝世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就派人去各地,根据达赖喇嘛或班禅大师生前的转世预言、征兆,寻找聪明伶俐的儿童作为转世灵童。一般情况下,要先选出几个候选人,然后再经过金瓶掣签等仪式,从中正式挑选出转世灵童。入选的转世灵童先供养在寺院里,经过几年系统的经学学习后,再举行正式的坐床典礼,继任法位。现在,达赖喇嘛已经传到14世,班禅传到了10世。从第一代活佛转世起,各个达赖、班禅,都受到了元、明、清、民国历代中央政府的封赠,他们的转世灵童或继位人也要呈报中央政府批准。
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前,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农奴主手里,上层宗教势力利用神权、政权剥削压迫广大的农奴和奴隶。农奴不但要交纳高额的地租,还要服大量的劳役,稍有反抗,就要受到严酷的镇压。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民主改革,消灭了黑暗、野蛮的农奴制度,结束了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局面,藏族人民和藏传佛教的爱国喇嘛们充分十世班禅享受着宗教信仰自由。1989年圆寂(即逝世)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为宏扬藏传佛教,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反对分裂主义,建设繁荣富裕的新西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
两个值得纪念的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