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人向您每个要了三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今天,听说决定处决五个。请吩咐全留给我,我每个只要十五个卢布,您放心,我会干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这提议是否被采纳,但我知道有这个提议。
政府造成的这些罪行,就这样对一些很坏的,最没有道德的人发生作用。但这些可怕的事件也不能不影响大多数道德一般的人。大量普通的,尤其是年轻的经营自己个人事业的人,由于不断听到和读到当局,即民众已经习惯当做优秀人士而加以尊敬的那些人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非人的兽行,非但不理解制造这些可恶事件的人不配受人尊敬,而且会不知不觉地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如果大家尊敬的人做了我们以为可恶的事,那么这些事未必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恶。
如今人们在文章上写着和口头上讲着死刑、绞刑、屠杀、炸弹,就像以前讲天气似的。孩子们玩绞死人的游戏。孩子或中学生几乎也敢于在剥夺财物的时候杀死人,像从前打猎一样。杀死大地主、占有他们的土地,现在许多人认为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可靠的办法。
总之,由于政府的所作所为,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容许杀人,容许任何罪行,如抢劫、偷盗、撒谎、苦刑、屠杀等等,都被那些为政府所败坏的不幸的人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人类本来就有的事。
是的,不论事件本身多么可怕,它们所造成的道德的、精神的、看不见的祸害更加可怕得无法相比。
三
你们说,你们制造这些恐怖,是要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你们,基督权力的代表,受到教会人士赞扬和鼓励的指导者、教师,你们消灭人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点信仰和道德,制造最大的罪行:即谎言、背叛、各种各样的苦刑,以及违反每一颗尚未完全败坏的人类良心的最坏和最可怕的罪行;即不是单数的屠杀,不是一次屠杀,而是多数的屠杀,无尽的屠杀,并且你们还想引用各种愚蠢的条文为它们作辩护,而这些条文是你们写在被你们侮辱地称之为法律的你们那些愚蠢和虚伪的书里的。
你们说,这是使人民安宁和消灭革命的唯一手段,但这显然是一句假话。很清楚,这并不是满足全体俄国庄稼人最起码的正义要求:消灭土地私有,恰恰相反,而是在肯定私有,并且以种种办法激怒人民,激怒那些开始和你们进行暴力斗争的轻举妄动和满腔愤怒的人,既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流放和监禁,绞死孩子和妇女,你们就不能使他们平静。要知道无论你们怎样竭力摧残自己人类本来就有的理智和爱,它们还是存在于你们心中,你们应当醒悟,应当想想,这样就会看到,要是像现在这样行动,即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你们不仅不能医治病症,而且只能使它加重,使它病入膏肓。
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
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无论如何不在物质世界的事件里面,而是全部问题都在人民的精神情绪当中,并且有所变化,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它回到以前的状态,正像不能把成年人再变做儿童一样。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决不取决于彼得洛夫是活下去还是被吊死,或者伊凡诺夫不是生活在唐波夫,而是生活在尼布楚,在苦役中。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只能取决于不单是彼得洛夫或伊凡诺夫,而且是极大多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境遇,取决于这个大多数如何对待执政当局、土地私有、所传播的信仰,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大多数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事件的力量决不在于物质的生活条件,而是在于人民的精神情绪。如果你们屠杀和折磨哪怕十分之一的俄国人民,那么其余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会是你们所希望的那样。
所以,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连同你们的搜查、侦查、流放、监狱、苦役、绞架——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把人民引到你们想要引到的状态,而是相反,会增添愤怒,消除任何安宁的可能。
你们说,“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要使人民安宁,该做什么呢·怎样阻止那些正在发生的暴行呢·”
回答最简单:停止你们在做的那些事。
如果谁也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人民”——全体人民安宁(许多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使俄国人民安宁最需要的就是:必须废除土地私有,正像五十年前必须废除农奴制一样),如果谁也不知道,使人民安宁现在需要什么,那么仍然很清楚,要使人民安宁,肯定不需要做只会增添人民愤怒的事。而你们现在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
你们做的那种事,你们不是为人民做的,而是为自己,为了维持由于你们的谬误被你们认为有利的,实际上却是你们所处的可怜和可鄙的地位。所以,你们别说你们做的那种事是为人民做的。这是谎言。你们所做的一切卑鄙龌龊的事,你们都是为自己做的,是为了你们自己自私自利、沽名钓誉、追求虚荣、报复私仇的目的;为了自己能在那种你们所生存并认为是一种幸福的腐化堕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
但不管你们讲多少遍,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做的,人们总是越来越懂得你们,越来越鄙视你们,越来越不像你们希望的那样看待你们的镇压和制止的措施。你们希望把这看做为某种高级人物集合体的,政府的行动,而他们却看做是个别一些不怀好意的自私自利之人私自干的坏事。
四
你们说:“开头的不是我们,而是革命家,而革命家的可怕暴行,只能用强硬的(你们这样称呼你们的暴行),强硬的政府措施来镇压。”
你们说,革命家造成的暴行是可怕的。
我不争辩,对这个我还要加上一点,他们的事业除了可怕以外,也同样愚蠢,同样击不中目标,正像你们的事业那样。但他们做的事:所有这些炸弹和暗害,所有这些极其可恶的谋财害命勾当——所有这些事不论多么可怕,多么愚蠢,都远远不如你们干出的那些事罪大恶极和愚蠢。
他们做的完全和你们一样,并且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他们像你们一样,抱着同样的(我想说可笑的,如果它的后果不是这样可怕的话)谬见,一些人只管拟订计划,应当照他们的意见建立多么合乎希望的社会,他们就有权利和可能照着这个计划安排另一些人的生活。谬见一模一样,达到臆想目的手段也一模一样。这些手段是直到杀死人的种种暴力。为暴行作的辩解一模一样。这辩解就是为多数人的幸福做出的坏事,不是不道德的,因此,如果能为多数人实现我们所想象、所预见以及希望设置的那种假设出来的幸福境遇,就可以说谎、抢劫、屠杀,而不破坏道德的定则。
你们,政府人士们,把革命家的事业称之为暴行和滔天大罪,但他们过去没有做,现在也没有做任何你们不曾做过的事,你们也不曾做到极端的事。所以,当你们使用你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那些不道德的手段时,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革命家。他们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些事:你们雇用间谍特务,一再欺骗人们,在报刊上传播谎言,他们也这样做;你们使用种种暴力手段夺取人们的财物,按你们自己的意志处置,他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你们处死你们认为有害的人,他们也这样做。凡是你们能够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切,他们也同样用来为自己作辩护,且不说你们还做了许多他们没有做的坏事,如挥霍人民的财物,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征服和压迫异族人民等等。
你们说,你们有你们遵循的古代传说,有往日伟大人物的活动典范。他们也有同样来自远古的、比法国大革命还要早的传说,而伟大人物,可以仿效的典范,为真理和自由牺牲的殉难者,也不比你们少。
所以,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么,这仅仅是你们希望一切都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保留下来,而他们却希望变革。当他们想着一切不能永远原封不动,如果他们没有从你们那里取来的,荒唐和有害的谬见。以为一些人能知道未来一切人所特有的生活形式,并且可以用暴力建立这种形式,那他们就会比你们更加正确。其余一切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你们做的那种事,而且采用的手段也是同样的。他们完全是你们的学生,他们,像俗话说的,全是你们一盆水里的几滴水珠;他们不仅是你们的学生,他们还是你们的产物,你们的孩子。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他们。所以,当你们想以强力镇压他们的时候,你们所做的,就和一个人使劲在挤对他开着的门一样。
如果说你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那么,这决不会有利于你们,而是有利于他们。他们可以从轻的理由,第一,他们的暴行是冒着很大的个人危险干出来的,这种危险比你们冒的大得多,而冒险和危险,在易于受骗的年轻人眼里,可以为许多过错辩护。第二,他们极大多数都是年纪轻的人,本来容易犯错误;你们却大部分是成熟的人,年老的人,对犯错误的人是能持以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理智态度的。第三,利于他们的可以从轻的理由还有,不论他们的杀人行为多么可恶,他们还不像你们的施里塞尔堡要塞、苦役、绞架、枪毙那样冷酷残忍。第四条,可以减轻革命家罪过的理由,他们都毫无疑义地不接受任何宗教教义,认为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正确。因此,为了臆想的多数人的幸福而杀一个人或几个人,他们的行动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你们,政府人士们,从下级的刽子手到高级的主管他们的人,你们是捍卫宗教、捍卫基督教的,而基督教无论如何也同你们所干的事不能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