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段时间,他和她都升迁了,工作越来越忙,他在梦里都思考着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有时就忘了给她挤好牙膏,而她的妆越来越认真仔细,偶尔便会忘了给他的面包涂上黄油。他和她都会歉意地笑笑,同时提醒,下次注意。中午通电话的时候,他和她都开始觉得浪费时间,十分钟,可以创造多少财富?况且,要紧的话,在家不都已经说尽?于是越来越简洁,简直成了按部就班的日常问候。晚上下厨时,两个人都一身疲倦,都说干脆不如叫外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和她都事业小成,他们的家,却越来越像旅馆。她不会再为没看到挤好的牙膏而嗔怪他,他也不会再为没涂黄油的面包而提醒她。他们甚至懒得去想——没有这些细节,生活照常能够继续。中午例行公事的电话,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和她无需相互打扰。他和她都不再按时回家,晚饭常在某个觥筹交错之地,匆匆完成。从一个习惯,到另一个习惯,就如此简单,简单到,仅仅是岁月的褪色。
那天,她早早地回了家,翻他们的抽屉,无意中落下一张纸,她捡了看,却是张密密麻麻的表格。她忽然泪流满面,好像又回到了新婚燕尔的时候。不偏不倚这一刻,他推门而入。他看着她手里的那张纸,愣住了,直到她扑过来紧紧地抱住他,说,我们按照这张作息表,重新开始,好吗?他的眼睛也湿润了,一言不发,只是拥紧了怀中的她。他永远不会知道,她原本,是回来找结婚证书,正式向他提出离婚的。她也不会知道,他也是有了外遇,回来向她摊牌的。
那张发黄的纸,令两个梦中人,忽然醒来。
第二天一早,窗台上又有了挤好的牙膏,餐桌上也有了涂好黄油的面包。他和她会心一笑的时候,都想,原来,腐蚀爱情的,不仅仅,是岁月。
答案在风中飘零
李华伟
春天早就来了,可我还徘徊在季节的篱笆之外。
阳光落在我的肩上,又从我的肩上落下去,照亮了挂在树杈上和草叶间的露珠。那些露珠不但晶莹,还有五彩的光晕,像那个做了千百次的梦,让我眩晕且迷惑。
有风吹过原野,带来了花开的消息。可是,你打我的梦里已走过了许多次,为什么还不送来一丝音讯?我是个孤独的孩子,是寂寞送给父母的礼物,父母在转身离去的刹那又亲手把我奉还给了寂寞。我没有听到父母因为我的到来而发出的幸福的欢呼,甚至没有来得及看一眼他们匆忙走失的背影。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第一声啼哭不夹杂一丝悲伤,因为生命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不存在悲伤。但此后,我的每一声呐喊或者呻吟都在拨向委屈的弦。
福利院的院长说,我们这一群人的到来都是美丽的错误。那是谁制造了这个错误?是上帝么?上帝说,如果他错了,也会受到惩罚;是我么?我一无所有,根本不可能由自己购买一张从彼世界到此世界的单程车票,责任也不会在我这儿;那就是父母错了?但是,我找不到自己的父母,所以,答案也只有在风中飘零。福利院和我脚上的鞋一样破旧,但是,却有一道很美丽的篱笆。那是由一丛一丛的灌木长成的绿色的“墙”,迎春、蔷薇、月季、爬山虎在墙头相互拥抱、彼此纠缠,把小小的院落绽放得万紫千红。我们十几个孩子就在万紫千红里一天一天长大。院长是位老太太,常年穿一件蓝布围裙,围裙有一个大口袋,特别大,像袋鼠的育儿袋。院长的围裙兜里有时也会装几个糖果,用以奖赏不淘气的孩子,更多的时候则只装着一只铁哨子。这只铁哨子是福利院最常用的道具,我们早就背熟了哨音的定义——吹一声是集合,吹两声是解散,吹三声是吃饭,吹四声是撒尿,吹五声就该熄灯睡觉了。要是哨音很急促,又是接连不断地吹,那就表示有人激怒了院长,要躺在小板凳上打屁股。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背了双手站成一排,跟着院长的巴掌声有节奏地数:一、二、三、四、五……当然,这样的时候并不多,一周也就那么四、五回。
我喜欢站在篱笆前。因为透过篱笆墙疏密不均的缝隙,可以看见外面的街道和行人。街道上很热闹,有三三两两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的工人,有背着书包成群结队上学或回家的小学生,还有牵着小孙子慢慢散步的老爷爷、老婆婆。黄昏的时候,远远近近的楼里还会飘出呼儿唤女的声音,忽高忽低、忽急忽缓,这对于听惯了哨子声的我们来说是一种不小的**。
看着,看着,我便有些出神。总以为哪幢楼里会有一个声音喊我的名字,甚至还会有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从街道那边奔过来,一把将我拎过去,一边责怪我贪玩忘了归家,一边牵着我的手向亮着灯的方向走去,一直走进属于我的家。我的家一定很缀简陋,没有沙发和电视,窗户的玻璃也掉了,风径直往屋里吹。但是,房间里有许多人,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会问我冷不冷、饿不饿、衣服有没有常换、小手有没有洗干净。
有一天,我正在篱笆前出神,院长领着一群人走进了福利院的大门。他们东瞅瞅,西看看,不停地向院长打听,院长满脸堆笑,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在噼里啪啦地照相,很多小朋友都被那一群大人拉着、抱着、牵着照了像,我也照了一张,是和院长站在篱笆前照的。照相的时候院长让我很开心地笑,可我笑不出来,院长马上伸手去掏围裙里的哨子,我有些害怕,心头一急居然就笑出来了。那天晚上,院长回来得很晚,她的步子有些晃悠,脸上却笑得很灿烂,我们把头伸出被窝,老远就闻到一股刺鼻的酒味。
第二天集合的时候,院长从围裙里掏出一大把炒熟的豌豆、黄豆分给我们吃,我数了数,竟比其他小朋友多了好几颗,我有些奇怪,怔怔地望着院长发呆。院长拿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图片给大家看。我看见自己跟院长很幸福地站在篱笆前微笑,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只蝴蝶围着篱笆上盛开的蔷薇跳舞。
“瞧你们多幸运呀!”院长说:“有那么多的好心人来关心你们!是不是呀?”
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关心,大家只记得昨天曾经被一大群人牵着、抱着、拉着照过像,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院长说的幸运和关心。
看见大家没有反应,院长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太好看,她伸手去掏哨子,可还没等她掏出来,小朋友立刻就发出了整整齐齐的回应——“是!”
院长满意地走了。小朋友也散了,去各玩各的泥巴游戏。
我独自走向篱笆墙,透过疏密不均的缝隙看外面的街道。我相信有一天,墙外会有人喊我的名字,并且飞快地从街道那边奔过来,很心疼地抖落我一身的尘土,然后,牵着我的手回家。
我相信那一天会到来,但不知道确切的日期,所以,我只好每天在篱笆前等着。春天来了又要走了,我还徘徊在季节的篱笆之外……
家书伴我行
陈玉军
凄厉的风雨,无声地飘落;冷漠的行人,匆匆走过。满身伤痛的我,把头藏在竖起的衣领里,寂寂地行走在都市的大街上,没有目的,也没有终点。
远远的有崔健撕心裂肺般吼出来的《一无所有》涌过来,撞击我脆弱的耳膜。狠狠地骂了句:“狗日的,噪声污染。”没有撑伞,其实是没有伞。故意昂然走在风雨中,没有小跑,也许觉得前面不也下着雨吗?就这样走着。天气贼冷,衣着单薄的我,只有把脖子再往竖起的衣领里缩了缩,可怜的手脚,早已没有知觉了。
仍然孤寂地走着,没有目的,也没有终点。肚子早已唱了好几遍“空城计”了,可自己清楚身上就那么几块钱,还有明天、后天……我还得活下去呢,不敢动它。哦,皮带已到了最后一个孔眼了。走过一家临街开着的小店,刚出锅的包子热气腾腾,对我散发着极大的**,由不得我望了两眼。那吆喝的老板似乎看透我的心思,忙招呼着,“小兄弟,来几个吧,刚出锅的”。我摇了摇头,忙转身,艰难地吞下分泌出来的唾液。紧走几步,离开了那是非之地。
走到无人之处,不甘心的念头促使我又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那把零乱的毛票,准备重数一遍,却带出了一封旧家信。放下数钱的念头,把那把毛票胡乱塞回口袋,攥紧这封旧家信。哦,这是我那识字不多的母亲写给我的。那时我还在读大二,母亲托熟人给我带了一些衣物,想夹带一封家信。可平时写信都是父亲,母亲这一辈子从未写过信。而这时,父亲为了维持生计,出门打工去了。不得已,母亲硬着头皮给我写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信封”是我用过的作业本粘成的,里面一页作业本纸用铅笔写了30多个字。母亲识字不多,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别字占了一半。收到信后,我热泪盈眶,偷偷地哭了一回。后来,我一直保存着它,毕业离开学校时,焚烧四年收到的信笺时,我把它放进了行囊里。
离开学校后,由于工作的不顺心,一直在流浪。在流浪的日子,才真正体验到生活的艰难。父母一直很担心我,可每次写信给他们,都说自己过得很好,不敢让他们牵挂。总是十分想家,想念家的那脉脉温情。这封家信,成为我思念的寄托,我把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攥着这封家信,母亲那慈祥的脸又浮现在眼前,忍不住又流泪。而自己似乎有了家的温暖,浑身一热,那些曾经的伤痛似乎消失了。擦干眼泪,暗暗地说,为了父母,我不能消沉下去。
仍然孤寂地走着,但感受到家书的相伴,前进的脚步坚定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