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第十章 勤奋刻苦终成大器（第2页）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相反，对败将李广利却不敢责备，胸中很觉不平。因此，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分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含蕴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然而，司马迁的这番言论，却引出了历史性悲剧后果。在汉武帝看来，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无非是要达到贬损贰师将军李广利，有意给他难堪。盛怒之下，全不顾及司马迁多年侍从尽忠职守，将他打入监狱。在狱中，审讯司马迁的就是后来被他称作“酷吏”的那些人。这班人残忍狠毒，司马迁在他们手中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但一时没有定罪。第二年（天汉三年），汉武帝误听传言，说李陵很受匈奴器重，单于已将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正在为匈奴练兵。遂下令把李陵的全家抄斩了，连他无辜的老母也上了法场。司马迁因此受到株连，被扣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

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用钱赎罪，大约需交50万钱，当时通行的是五铢钱，50万个五铢钱，约合黄金五斤。另一条是甘受宫刑。所谓宫刑，也称腐刑，是阉割**的残酷肉刑，是对人格最野蛮的侮辱。司马迁俸禄并不丰厚，家境也很平常，父亲一生做了几十年的太史令，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根本没有能力偿付这巨额的赎罪金。自从他因李陵案蒙受不白之冤以来，昔日的亲朋好友们生怕引火烧身，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而是远远地离他而去。世态炎凉，司马迁得不到亲友的支持，只能忍辱负重甘受宫刑。

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作人的尊严，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决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亡一毛，与蚁蝼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天汉三年（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含垢，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腐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腐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出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受刑后的司马迁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这种非人境况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几乎天天与《史记》结伴，或在脑中酝酿，或不停地记下一些考虑成熟的片断。大约在太始元年（前96年），他才获释出狱。

司马迁出狱后，也许是汉武帝的良心有所发现，觉得对他的处罚确实过重，或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很快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是贴近皇帝身边的重要官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表面上看，其地位要高于太史令。他的经常性工作是将皇帝的命令下达到尚书，并将尚书的奏事转呈给皇帝，地位颇为显要。他以带罪之身，得以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被一些人视为“尊宠任职”。

其实司马迁自己最明白，中书令一职能出入皇上身边，权势确实非同一般，然而此职一般都是让有文化的宦官担任。他因蒙冤受了腐刑后才被委任此职，这正是对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时时感到悲怨与愤恨。自然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毫无兴味。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再次以坚强的意志，充分利用在皇帝身边工作的种种便利，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之中。

经过司马迁前后14年的努力，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一部构思严谨、体大思精的空前历史巨著——《史记》，终于完成。这是一部融入了司马迁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的不朽著作。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圣，他的名字将和他的不朽著作一起光耀千秋。

点评：

司马迁以自己杰出的才智，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写出了一部规模空前的史学巨著，在我国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然而他身上那种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却是值得我永远学习和敬仰的。

4。王充废寝忘食，站着读书

王充（27一约97），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写出了一部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哲学巨著《论衡》，王充一生屡遭坎坷与不幸，他从不怨天尤人，毅然举直反对虚妄的大旗，对以神学目的论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思想体系，以及以神鬼，因果极应为代表的一系列世俗迷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贯穿《论衡》全书，直到今天还放射着战斗的光芒。它不仅是《论衡》的灵魂，也是王充的治学宗旨，更是王充独有的人格。王充的家庭是由官宦而降为平民的。他的先祖曾因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仅一年便被削去官爵，后来便以农桑为业。至祖父王泛时，因勇武任侠，为仇家所迫，不得不舍弃家园，举家搬迁到会稽钱唐县（今浙江杭州市），以商贩为业。王充的父亲王诵，又因常常打抱不平，与当地豪门结下怨恨，全家又被迫迁居上虞。王充虽出身寒门，内无祖上之业可以继承和炫耀，外无权势之亲可以高攀和依傍，并且此时常遭人冷眼和讥笑，但他的父亲却非常器重他。父亲一心指望王充能学有所成，以振兴家业，光宗耀祖。

王充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性格。其他同龄的孩子都喜欢在一起玩捕蝉、爬树等游戏，而王充却喜欢一个人独处。他时常久久凝视天空，沉思不语。又时常拿一根小木棒在地上写写画画。父亲常为自己的儿子与众不同感到惊奇与欣慰。于是，在王充6岁时，便下决心教他读书。年幼的王充似乎从父亲热切期待的目光中弄懂了父亲的心意与渴望，他读起书来十分严肃认真，从不浪费时光，年幼的他不仅认真读书、识字，而且努力学习书中所讲的做人的道理。8岁那年，王充正式进入书馆求学。馆中百余个学生，或因过失受到责罚，或因字写得不好而遭鞭笞，唯独王充的书法工整隽秀，日有所进，而且品行端正，因而从未受过责打，甚得老师喜欢。当王充学成书法后，便跟老师学习《论语》、《尚书》等儒家典籍。他读书从不需父母和老师敦促，老师要求背诵的经书，他定能按时背过。每天放学回家背经书给父母听时，看着父母满意的笑容，王充感到特别高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荏苒，王充所掌握的典籍亦与日俱增。学馆的老师认为王充已经学透了《论语》等经书，继续留在书馆已没有必要了，便劝他另求高师，以求学有专长。王充依依不舍地辞别老师，告别书馆，回到家中，继续深入钻研经书。他终日埋头于书堆之中，读的书越多，心中积累的疑难问题也就越多，他多么渴望能有深造的机会啊!

王充15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由于他自幼聪明好学，品行又好，因此被保举进东京太学求学。消息传来，王充激动得夜不能寐。他的心早已飞往千里之外的京师，飞往太学那个令无数年轻学子一心向神往的地方!王充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跋涉千里，风尘仆仆地来到京师洛阳，从此开始了他独立的游学生涯。

洛阳是东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东汉的最高学府——太学，许多著名学者都在此开业讲学。王充有幸进入这座知识的殿堂，并有幸从师于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他怎能不高兴呢?班彪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学者，是人们公认的“行不逾方，言不失正”的儒学大师。王充从6岁接受启蒙教育时起，学的就是儒家经典，如今又能得到班彪的面教，真可谓如鱼得水。在班彪的悉心指教下，王充的学问大有长进。他如饥似渴地博览古代典籍、文献，这使他的知识面越来越广，知识结构日臻完善，学识日趋精深。

王充虽然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但他并无意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忠实的儒家信徒。勇敢的批判精神和追求真知的坚强决心使他经常对当时官方化的儒学提出质疑。东汉以来，儒学逐渐演变成经学，并且与谶纬迷信思潮相结合，变成一种宣传灾异迷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王充对此深恶痛绝。他广泛阅览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典籍及自然科学书籍，以期找到批判这种神学目的论的锐利武器。独立不羁的批判精神把王充引向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知识天地。因此，自入太学求学以来，他已不满足于只精修儒家经典，而是把求知的触角伸向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学说，从中寻求着真理性的思想和学说。他不仅精心钻研儒、道、法、阴阳等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而且对天文、地理，乃至医学、算学都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博览百家群书的浓厚兴趣和热望，使王充不仅阅览太学藏书，而且时常光顾洛阳大街小巷的书铺、书摊。由于家境贫寒，他无钱购买自己想要的书籍，便每天到书铺站着看书。他经常一站就是一天，忘记了饥渴，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由于王充记忆力惊人，能过目成诵，再加上他那惊人的毅力与才智，使他在书铺这座开放的“图书馆”里，得以博通众流百家之说。王弃在洛阳游学长达十六、七年这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虽然在经济方面很拮据，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他学到的渊博的知识，思想也进一步成熟起来，这为他以后写作《论衡》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点评：

王充一生坎坷贫困，屡遭不幸，他为了学习，将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几部闪耀着光辉思想的巨著，他书铺站读、刻苦求学、为追求真理而不畏艰难的精神永远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5。博览经史的朱熹

朱熹字元晦，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宋朝大学者。他对儒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曾这样赞誉朱熹的理学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朱熹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中。他的父亲朱松早年曾受业于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父亲除了精心钻研儒家经典之外，一有闲暇便亲自教朱熹读书，朱熹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4岁那年，有一天，父亲指着天空对朱熹说：“这是天。”他便问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呢?”令父亲大为惊异。朱熹从小就显露出好问、好思考的性格。自5、6岁时起，就一直思考“天是什么”、“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8岁时，父亲教他读《孝经》，朱熹在书上题道：“不这样去做，就不能算是人。”

在父亲的教诲与启发下，朱熹自幼便培养起了对儒家圣贤之学的强烈兴趣。十几岁开始读《孟子》，当他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时，心里十分激动，觉得做圣人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心中便暗暗立下志向，将来一定要学成圣人!

朱熹的父亲虽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兴趣广泛，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学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这种包容、平和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少年朱熹。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的兴趣也十分广泛，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之外，也广泛阅读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朱熹自幼悟性极高，加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了那么多典籍，学问进步很快。可是，当他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他不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儿，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师，朱熹心中悲痛万分。

父亲死后，朱熹虽曾按照父亲的遗愿师事胡宪、刘勉之及刘之翠三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学中度过的，朱熹读书十分刻苦用心，他总是力图用心去体会圣人所讲的道理。其他同龄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背诵就已十分满足了，而朱熹则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领会书中的道理。他时常为一句话所困扰，食不甘味、夜不安寝。而每当他领会了书中的道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自己回忆幼时读《中庸》的情景：当他读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时，觉得吕与叔解释此段的含义十分精彩，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并工工整整地将其抄录下来作为警励自己奋发的座右铭。

由于朱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读书比常人更加辛苦。他曾经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四书’十分辛苦。早年读《大学》、《中庸》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先诵读十遍，在此基础上，再逐字逐句研究书中的意思，读《孟子》亦如此，开始时逐字逐句地读，后来便前后连接，首尾贯通。”

朱熹读书不仅肯下功夫，而且还善于总结学习方法。他好博览但从不贪多、贪快。他认为，不明白道理，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处。他说：早年他读《周礼》时，早就听人说，《周礼》的每一句话都好象是从圣人心中自然流出。但经过多年的研读、揣摩，他才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这就好比前日只听人说盐是咸的，糖是甜的，今日亲自尝到了，才知盐是真的咸，糖是真的甜。朱熹还形象地把读书比作射箭，初次练习时，只要射到靶子上就可以了，但反复练习，最终就要射中靶心，否则就不算学会了射箭。读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弄懂书中的义理，并且照着这些义理去做人、为人。他说：“我十七八岁时读《孟子》，至20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20岁以后，才知道不能这样读书。书中的许多长段都是首尾相接、脉络相通的，若只逐句理会，便不能前后贯通。只有将大段的文字综合起来理解，才能读到书的真谛。”又说：“我从20岁日时起，看书便看那里面的道理。我曾经读《论语》，起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为的是寻找书中的精义。”

朱熹读书十分讲究次第方法，他自己回忆说：“我旧日读书，当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读《论语》的‘学而’第一时，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至此方觉心安。”由此足以看出，朱熹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会读书。朱熹早年广泛阅览群书。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博学”的时期，或许他日后的“专思”就不会结出那样丰硕的成果。

朱熹一生著作极多，在他的著作中，每一段文学，每一句注解都是朱熹多年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的心血的结晶。他用自己毕业的精力为儒家的四部经典作了精辟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