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第十章 勤奋刻苦终成大器（第1页）

第十章勤奋刻苦，终成大器

1。孔子不耻下问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的鲁国人。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创立了影响中国文明几千年儒家学派，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

传说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的父母同去尼山祈祷后下山时，在山下东侧的一个山洞里将孔子生下。后人为了纪念孔，称此洞为“坤灵洞”，又称为“夫子洞”。

孔子出生后，其父母给他取名叫“丘”，这是因为孔子刚生下来时，头的形状有点像圩顶，所谓圩顶，通常是人们形容山的周围高而中间平的形状，这种头形很像这种山，因此取名为“丘”。又别名“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因为孔子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孟皮。

尽管孔子降生于尼山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然而幼年的孔子是十分不幸的。孔子三岁时，他的父亲叔梁纥含着眼泪、满怀对三岁的儿子的一片爱心与期望，离开了人世。母子俩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由于叔梁纥去世后，家中妻、妾、子、女关系复杂，矛盾甚多，孔母觉得对儿子的成长与教育不利，于是决定离开夫家，迁往鲁都的娘家。当时的鲁都曲阜是鲁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典籍丰富，名师众多，孔母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这种良好的文化环境中完成学业。因此，孔子自幼就生活在曲阜的传统文化气氛中，接触到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周王朝的典章文献、礼仪制度。孔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继承先圣商汤的伟绩，长大后成为有出息的人，教他学习通晓周王朝的《诗》、《书》、《礼》、《乐》。因此，他在父亡母寡、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仍然发愤学习周礼。《孔子世家》上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意思是说连小的时候做游戏，也常摆设各种祭器，学着大人祭祀时的礼仪动作。

在孔母的严格教育下，尽管生活清贫，但仍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认真学习贵族的礼仪，《论语》上记载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是说孔子在十五岁时，就立志求学，又两次记孔子“入太庙，每事问”。

古鲁国是个规模方正的古城，鲁宫位于城的中心，鲁君一家便居住在这些宫殿中，鲁国的太庙即在这些宫殿中。孔子少年时代曾有机会进入太庙，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太庙里问这问那，事后有人讥笑他说：“谁说鄹人之子（孔子）知礼?入了太庙，事事都要问!”孔子听到这种批评后，反而静心地说：“正因为我不停地问礼，才说明我知礼啊!”

孔子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这对孔子又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虽是鄹邑地方的一个小小的武官，且在孔子三岁时就去世，但孔子对其父是十分尊崇的，母死后，孔子非要按贵族的规矩将双亲合葬不可，尽管当时孔子不知其父葬地。根据《史记》和《礼记》一致的记载，孔子直到母亲去世那年仍然不知道父亲墓地所在。孔母生前为何不将叔梁纥的墓地告诉孔子，这是一个谜。但这中间多少透露出这一家族内部的矛盾，说明孔母在叔梁纥在世时受到男方亲族的排斥。看来，这与叔梁纥的武士（相当于大夫职位）地位的世袭有关，孔子的异母兄长孟皮在当时有可能继承其父叔梁纥的官职与采邑。但现在为了合葬母亲，非要查清父亲的墓地不可。出殡时，孔子没有将母亲的灵柩送往墓地，而是停放在热闹人多的五父之衢，一时人山人海，围观的人们议论着，消息传遍曲阜城内城外。过了几天，果然有位陬村的老妇，带着自己的儿子来找孔子。这位老妇将她儿子当年运叔梁纥灵柩上防山的路线告诉了孔子。孔子这才将父母合葬于防山这个地方。

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国的附庸小国郯国，郯国的国君郯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郯子自称是少昊氏子孙，在鲁昭公举行的宴会上，鲁国的大夫叔孙昭子向郯子问起昊氏“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古代官名的由来。孔子听到郯子来到鲁国，便抓紧时机拜见郯子，向他仔细打听少昊氏时代的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向孔子介绍了古代东海岸有关鸟图腾的传说。孔子终于弄明白殷商文化与东海岸的神话传说的关系。郯子的讲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向郯子求教后感叹地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官失其守”，文献典籍四散，西周王室的巫、史、祝、宗和礼兵之士流散民间的时代里，孔子不得不以其强烈的求知欲，四处求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

点评：

由于孔子的父亲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使他很早就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因此，在他后来被人尊为师表，誉为圣人时，他仍然待人和蔼，平易近人，一旦在学问上遇有疑问，仍是很诚恳地去请教别人，从不因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骄傲自大。

2。董仲舒闭门学“公羊”

董仲舒是西汉广州人。人称“汉代孔子”的经学大师。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时期。鉴于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西汉统治者不再采取秦王朝那样的文化专制政策，而推行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先秦以来几大学派的思想又相继在民间活跃起来。儒家作为先秦最大的学派自然不甘沉寂，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儒家经典的影响逐渐扩大。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儒家最早的六部重要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所作。但是，《春秋》记载史事，文字简约，含义深奥，一般人不易读懂。因此，解释《春秋》之作，便应运而生。据传孔子死后，鲁国史官左丘明作《春秋左氏传》，以解释《春秋》。此外，还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这两部著作起初只是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写成文字。其中，《春秋公羊传》后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公羊学”。董仲舒从小便对“公羊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专攻《春秋公羊传》。

为了专心学习，他谢绝一切宾客往来，用帷幕将自己的书房围起来，独处其中，终日不知疲倦的诵读、研习《公羊传》，偶有所得便奋笔疾书。日久天长，他竟做成了厚厚的一大摞读书笔记。

董家有一个十分别致的花园。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董仲舒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竟三年没有跨进花园一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公羊传》上，周围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了。往日的亲朋好友兴致勃勃地来探望他，也被他拒之于门外。起初，人们对他这种“无礼”行为表示气愤与不解，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经过多年的闭门勤学苦思，董仲舒的学问大有长进。他不仅对《春秋公羊传》有了精辟的理解，而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风格，成了远近闻名的“公羊学”专家。他不仅得到了学者的敬重，而且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

汉文帝时，董仲舒被朝廷选为博士。博士是我国古代一种学官的名称，其职责是传授经典。汉文帝是开始设立经学博士，召集一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的某一部经典。董仲舒专门负责传授《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在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

汉武帝时，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已基本治愈了战争的创伤。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准备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他下令广召天下贤良之士，讨论治国方略。董仲舒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挥笔写下了一篇奏章，献给汉武帝。在这篇奏章里，董仲舒主张统治者应实行“德治”，以“礼乐”教育感化百姓。他用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德治”的合理性。指出，“德治”乃是上天的意志，皇帝身为上天的儿子，是上天在人间的唯一代表，因此，就应该尊从上天的意志，实行“德治”，以德抚民。他又以周秦以来的政治得失为例，尤其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为例，论证实行“德治”是治国之本。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奏章，连声称好。经过认真地遴选、评比，董仲舒的奏章被选为天下第一。尽管统治者选拔贤良之士有自己的标准，然而，“天下第一”毕竟是对董仲舒渊博学识的认定。

汉武帝非常赏识董仲舒的才学，于是便召他进殿，亲自向他提了两个关于如何治国安邦的问题。董仲舒恭恭敬敬地上了两道奏章，陈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严刑峻法是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奏章中抨击了法家学派的主张，而力倡儒家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政治思想。同时董仲舒发挥其学问专长，从公羊学家的立场出发，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本义即在于主张“大一统”。汉代继秦而后，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局面，但鼓励各家学说竞相传播的文化政策却并不利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凡不属于《礼》、《乐》、《诗》、《书》、《易》、《春秋》（即儒家六经）的科目，不同于孔子、儒家学说的理论和主张，都要加以禁止。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统一了，汉王朝的政权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汉武学采纳了他的建议。董仲舒应诏陈言，一举夺魁，所靠的既不是弄虚作假，也不是阿谀奉承，而是真才实学，是他多年专心致志、勤奋钻研的结果。

董仲舒再次把自己关进书房，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终日埋头读书，家里有大小事务，一概不予过问。朝廷中有什么大事需要向他请教，他也不再前往，而是由皇帝派人亲自到他家里来讨论。

董仲舒把自己再次封闭在书房里，集中精力著述立说，长达17年之久，直到离开人世。他自幼专注于《春秋公羊传》的研究，积60年的深厚功力，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后人将其整理、辑录成《春秋繁露》一书。《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一生勤奋治学的思想结晶，它虽为后人辑录而成，但展现给世人的却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董仲舒一生对原始儒家的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与发展。《春秋繁露》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系统阐发了以“大一统”为核心，以儒家仁义德治为主的政治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古今通行的大道，因此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同时，五道、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伦理道德也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副人数等神学思想论证儒家仁义道德、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为儒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神学理论基础。董仲舒的神学理论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被历代统治所推崇，成为其后整个封建社会实行统治的理论基础，其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

点评：

董仲舒这位研究“公羊学”的专家，专注学问、百折不悔的精神，为后代学子留下了学习的榜样。

3。司马迁忍辱著书

汉景帝中元五年，司马迁出生于地处黄河岸边的陕西韩城。大约在4岁左右，司马迁即随父在村上的“司马书院”开始识字读书。他天资颖悟，加上肯下功夫，进步很快。相传有一年他随外祖父杨鼎出席一次乡间文人学士们的聚会。在场的一位名叫杜明的儒生，早就听说司马迁年纪虽小，肚子里墨水却不少，耳听为虚，眼见是实，就有心想当场考考他。杜明说：“小兄弟，听你外祖父介绍，你能将《国风》145首都背诵出来，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下。”司马迁听后语出惊人，他反问：“是顺背?还是要倒背?”在场的众人听后无不为之惊愕。只见司马迁不慌不忙地站在太师椅上，滚瓜烂熟地倒背起来，其声调抑扬顿挫，刚柔婉转。大家无不为之惊叹、折服，都说他长大了一定大有出息。

在其父司马谈的严格督促和精心培育下，司马迁10岁时已经能熟练地诵读《左传》、《国语》等书。他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已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比的。司马谈出任太史令后，司马迁便跟随父亲一起离开家乡，来到京师长安。长安是当时的都城，也是西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才荟萃。司马迁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他拜当时的古文大家老儒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又从当时的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曾为中大夫，在职期间常给王公贵族们讲授《公羊春秋》，司马迁能得到他的指点，一定很有收获。他学习甚解，有一次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发现有几本书上的记载都和《尚书》不同，便搜集了许多材料，仔细地加以比较研究，最后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结论。经过这一番刻苦的学习，加上父亲与家庭的熏陶，20岁以前的司马迁已经打下了厚实的知识基础，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青年。

然而，司马迁却不以书本知识为满足，更不想永远沉湎于“经史子集”之中。大约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也许是他胸中潜藏着的人生目标在剧烈涌动，或许是受到父亲的指点和鼓励，20岁的司马迁，决定暂时走出书斋，开始了他那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壮举，到祖国各地去游历，实地考察名山大川，查考古代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了解和搜集各种史料。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然而，天汉二年（前99年）秋天，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司马迁，却因直言敢谏而大祸临头，蒙受了一场极大的不幸。《史记》“草创未就”，他却下狱受了腐刑。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精于骑射，有祖父李广遗风，谦虚下士，为人守信，不贪财，有口皆碑。

天汉二年，汉武帝诏令李陵领兵从居延出发，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深入敌境未遇抵抗，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内部出了叛徒，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入狭谷团团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数十倍于汉军，大有一举歼灭汉军的气势。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且战且退，经过十几天的浴血激战，歼敌一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

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便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大臣们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