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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口之战（第1页）

白江口之战

６６３年６月，日本天智天皇令日将毛野稚子等率２。７万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７０００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城是敌军的巢穴，除恶务本，须拔其源，应该先攻取该城。如果打下周留，其它诸城不攻自破。”周留城修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于是刘仁轨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朝及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８月１７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日本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日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的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２７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７０００余人，１７０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战船１０００多艘。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军，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率军和倭兵相遇在白江口，四次进攻都取胜了，日本的战船被击沉四百多艘，到处是火光，海水都变成红色，敌军溃不成军，百济王扶余丰只身逃走。”日本史籍对此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２７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２８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们奋勇向前进攻，唐军就会撤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扶余丰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本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本之战船４００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日本则是盲目冒进，８月２７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竟“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击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影响

日本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９月７日率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唐朝投降。日本的陆军听到海军战败，也不寒而栗，于是和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逃回了日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本土，则他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日本就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积极向中国学习，它的许多制度、文化习俗，都是来自中国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