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回顾经济学的历史,虽然两三百年来经济学著作可谓是车载斗量,学科分类五花八门,但理论经济学不外两大门派:一是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市场经济学,二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1776年斯密出版的《国富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石。
亚当·斯密其人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他的父亲是当地海关的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仅比斯密早死6年。斯密生前丧父,童年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妹,一生未曾娶妻,同母亲相依为命60年。斯密接受启蒙教育是在卡柯尔迪市立学校,这所学校在相当有名望的戴维·米勒的领导下,造就了一批卓越人才。幼年的斯密在学校中以对书籍的热爱和超人的记忆而引人注目。斯密在卡柯尔迪度过了中小学时代。工场手工业和外贸相当发达的卡柯尔迪,使斯密对苏格兰社会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1737年,斯密以出色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在该校的3年中,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以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给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奇森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天资,把16岁的斯密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1740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致力于钻研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认真研究了《人性论》等当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
1748年秋,斯密担任了爱丁堡大学讲师,1749年他编写过一份经济学讲义,在1750~1751年的冬天,讲授过一学期经济学。1751年,他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从1752年起,他又继承他的老师——哈奇森博士任该校的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64年辞去教职为止。这个时期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1759年4月,斯密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个词是用来说明自私的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了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亚当·斯密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763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斯密在这个演讲中,论证了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的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可以把斯密在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看作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国富论》的出版
1763年11月,斯密受聘作为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德的养子——年轻的巴克勒公爵出国旅行的家庭教师,进行了为期近3年(1764年2月至1766年10月)的欧洲大陆之行。在此期间,由于比较空闲,斯密就在长期酝酿、构思的基础上,根据他已积累的资料,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他在这封信中所讲的已开始写的这本书,就是《国富论》。
在整个旅行中,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的一些重要城市,考察了各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并与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成员狄德罗、达朗贝、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就经济学、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精华。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斯密影响较大的是魁奈和杜尔哥,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意见。
1766年11月初,斯密从巴黎回到了伦敦。在伦敦停留的半年时间内,他曾利用当时刚刚建立的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丰富资料,继续进行《国富论》中所要论述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殖民地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等。1767年5月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卡柯尔迪,直到1773年4月的7年间,他一直在从事《国富论》的著述工作。
1773年春,斯密携带已经完成的初稿前往伦敦,原来打算稍加修订和润饰便交给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伦敦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1774年以后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被称为“稀世珍本”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特别是1773年以后不断加剧的北美殖民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和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引起了他对殖民地问题的极大关注。为此,他又用了3年时间阅读资料,继续研究有关问题,对初稿进行了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才得以问世。
1778年1月,由于巴克勒公爵的举荐,亚当·斯密被诺思首相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及苏格兰盐税专员。斯密在担任这两项公职期间,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在任职的第一年,他就利用担任海关和盐税专员所获得的实际知识,增补、修订了《国富论》中有关论述公共事务的部分,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1784年,斯密又根据从事海关专员所获得的确切资料,更详细地论述了苏格兰的渔业奖励制度、特许公司和非特许公司以及东印度公司等有关部分,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版。
1786年,亚当·斯密又为《国富论》增写了《序论及全书设计》,出版了该书的第四版,这是斯密生前审订的最后一个《国富论》版本。
1790年7月17日,斯密在爱丁堡与世长辞。
《国富论》
《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正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兼顾好个人和社会、生产者的利益,而避免牺牲掉某一方面的利益。围绕着这个主题,斯密系统地发挥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财政学等一系列观点,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建立起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
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突出的特色是它的矛盾性——他几乎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是二重性的,但在当时,那两卷四开本的辉煌巨著,以其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彩广博的例证让人们无可争议地去接受他所得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努力使个人经济和社会利益保持一致”的结论。
斯密认为增进国民财富的最大原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加强分工和增加劳动力。所以他的《国富论》从分工写起,引出了他的价值理论,引出他关于资本的划分……斯密庞大博杂的理论被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各取所需”,创造出许多经济流派。
“既没有打算,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对私人目的的追求,便促进了一个超过我们原有的更大的目的,看不见的手,于是作为作用于人类命运的一个最初的动力。”斯密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个前提,便是把人看作“经济人”。
“经济人互通有无,物物互换,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斯密从人性论出发分析人,认为作为“经济人”的人们从利己主义出发达到了利他的结果。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种内在自然秩序。经济生活就是按照这种秩序自发运动的,这种秩序就是自由发展政策。他极力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认为国家的作用应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竞争,以及举办一些资本家无利可图的工程,国家的政权义务,是保障资产阶级有一个和平、安全地进行经济活动的环境,起到一个资产阶级“守夜人”的作用。
政府要开支,就必须有收入,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赋税,斯密提出税收应遵循的四原则:(一)公平。国民必须按照各自收入比例纳税。(二)稳定。即税额、征税方法等必须稳定明确,不能随意变更。·穴三·雪便利。给纳税人以最大方便。(四)经济原则。把收来的税款最大限度用于人民。这些原则,对以后的财政学一直作用很大。
影响
可以说,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是工场手工业和产业革命前夕的集大成的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国富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商品经济运行的原则。《国富论》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在该书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它的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学说,对它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后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都不能跳过亚当·斯密这座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