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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习先进求贤若渴（第1页）

8。学习先进，求贤若渴

成吉思汗不但重视耶律楚材这样的异国饱学之士，而且也特别关注异国之宗教。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求长生不老，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表明他对异国宗教与文化的推崇。

1219年5月，成吉思汗西征途经乃蛮故地时，有一名汉族臣下刘仲禄向他进献医药，顺便对成吉思汗说，金国有个长春真人，名叫丘处机，年高300余岁，不独有治天下之术，恐怕也有长生不老之药，建议他召丘处机问以长生之道。成吉思汗于是先后颁发了2份诏书，请长春真人万里西游。

丘处机是全真道的首领，出身汉族，因不愿接受女真族完颜氏的统治，隐居山林聚徒讲道，拒不入仕。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莱州昊天观讲道时，金朝使者请他出山，他婉言谢绝。同年，南宋请他出山，他亦婉言谢绝。不久，刘仲禄带着成吉思汗的诏书和金牌找到他，金牌上铸有八字：“如朕亲行，便宜行事。”也来请丘处机出山。成吉思汗在让人起草的诏文中说：“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敝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蓄，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7载之中成大业，6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柘；获承至尊，南连赵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犹惧有阙。且失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已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访闻丘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形，阐祖宗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迳，莫可称教。白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中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士。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唯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之愿哉!故兹之诏示，惟宜知悉。”

这份冗长的诏书显然是耶律楚材捉笔，但显然也是经过向成吉思汗释义，自然也就体现了成吉思汗君臣对于丘处机的景仰，当然这种景仰还是以长生药为主要目的的。

盛情难却，丘处机答应了成吉思汗的要求，表示愿同刘仲禄一同去见成吉思汗。他不赴宋、金统治者之邀，而远赴蒙古，也表明了他对成吉思汗的仰慕之情。

1220年正月，丘处机荷囊北行，走到燕京，听说成吉思汗已率军离开乃蛮，到更远的西方去了。丘处机担心年事已高，受不了路上的辛苦和风霜，因此想等成吉思汗回师再来朝见，为此写了一份《陈情表》，派使者送给成吉思汗。《陈情表》中说：“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哀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中冲霜，图其一见。兼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项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在，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4人出家，3人得道（去世），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

纵览此表，丘处机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懂得军国之事，没有姜子牙、诸葛亮那种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因此难登三九之位；另外，自己虽有道德之心，但时当乱世，“令人戒欲”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由于年事已高，不耐风霜，因此难以去西域，想等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再去朝见。显而易见，丘处机的这种表达方式一如传统谋士之为，既有酸腐之气，又有孤高之风，且有半推半就之态，抱有但看成吉思汗能否给他三九之位的价格之意。

成吉思汗不会明白汉族文人的酸腐气，他正忙于征服西域的壮举。收到丘处机的表文时，蒙军已经攻克了撒麻耳干。这时他稍有余绪，随即授命耶律楚材发了第二份诏书，敦请丘处机西游撒麻耳干。诏文说：“成吉思汗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3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熏，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以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哉扬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马又可游于天竺。达磨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州途之虽阔，瞻几仗似非遥。爱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

这份言简意赅的诏书明确说，即使丘处机不能辅佐处理军国之事，成吉思汗仍然崇尚他的道德之心，因为成吉思汗渐渐认识到：凭武力只能征服敌人，要达到久逸暂劳、长治久安的目的，不能只凭武力，还要心服而后已，他之所以派出使者去万里之外专门寻丘处机，主要是希望从这种既然能使人长生，必然有得道之术的半仙之人处找到征服人心的办法，借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成吉思汗的这一意识，体现了他对任何高于蒙古民族的先进文化的渴望，尽管他有可能寻得的是一种巫术，比蒙古的巫术和萨满教高不了多少，但他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夺得的天下实在太大，包括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内的各族民众仅靠武力并不能驯服，得天下可在马上舞刀，治天下他却并无多少可以炫耀的招术。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作为饱学之士的耶律楚材，为何不直接向成吉思汗推销他那套儒学理论作为统治思想，反而要舍近求远，到万里之外去招一个道教首领?耶律楚材《西游录》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

原来，自东汉以来，佛、道、儒三教虽然都是汉族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矛盾和冲突。随着朝代的变化，由于君主的好尚不同，各教的社会地位也不同。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初，道教地位最高，而儒学则一直排在末位，并未引起统治者真正的重视，因此耶律楚材很难一下子使成吉思汗明白儒学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说：“余以为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三圣人教皆有益于世者。尝读《道》、《德》二篇，深有起予之叹，欲致吾君高蹈羲皇之迹，此所以赞成之意也。亦将使为儒、佛之先容耳。”这就是说，当时蒙古贵族还来不及修文崇善，不知佛、儒、道三教为何物。为了长治久安，首先必须宣传3圣人之教，因此他愿让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先讲一讲匡时救世的道理。这3种圣人之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虽然也是压迫之道、剥削之道，但面对蒙古贵族野蛮的屠杀和掠夺，实行3圣人之道，也可以说是“行文教，施善道”，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劳动人民的苦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本身崇尚道教的刘仲禄积极推荐丘处机时，作为儒家和佛教信徒的耶律楚材也乐于替成吉思汗起草诏书，欢迎丘处机。而他本人对丘处机也以礼相待，往来密切。

佛、道、儒三教虽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力量的增长与削弱，但用这种说教来代替蒙古贵族的野蛮屠杀和掠夺，这是其他民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因而邀请丘处机，与耶律楚材并无妨碍。

在成吉思汗的第二份诏书感召下，丘处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去西域谒见了成吉思汗。

丘处机不赴金人之召，身为汉族人而不向往南宋，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因为金朝女真贵族实在太黑暗和腐朽，并且大大侵犯了汉族和契丹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不满女真贵族的统治，是女真贵族在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南宋统治者偏安于江南，苟且偷生，不求复国，唯以醉生梦死的享乐为要，自然要受到丘处机的鄙夷和唾弃。另一方面，丘处机看到宋、金统治者都难于救世，而成吉思汗却是天启雄主，自己的一套主张可以通过成吉思汗来变为现实，作为一名深受传统文化渊源影响的汉族知识分子，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丘处机是一个胸怀大志，力求济天下苍生于苦海的道教领袖。在西游的路上，他曾给燕京的道友寄回一首诗，诗中有“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正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露诛残喘在，早教生命得消忧”之句，可见心怀天下之志。在以后的诗中，他又说：“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道德欲行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这些诗作表明了他的宏伟志向以及对人民的苦难所寄予的深切同情。正是传统汉族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不远万里去拜见成吉思汗，希望成吉思汗及蒙古贵族能够接受他那套道德说教，用道教的世界观去影响成吉思汗的政策，使之采取比较文明的封建主义统治方式，而逐渐放弃野蛮的屠杀政策。

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寻求安民的统治术，表明他是一位开放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不仅来源于蒙古人民，而且也来自于异国，这是一个生活于中世纪的普通政治家难以做到的。召见丘处机，也表明了他善于学习，乐于学习，思路开阔，从不固步自封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