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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是怎样继位的（第1页）

启是怎样继位的?

夏是中国古代由无阶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又是习称为上古三代之首的朝代，夏朝究竟是始于禹还是启，启何以继位，历来史家说法不一。

据说，尧舜是实行禅让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述：“尧日：‘谁可承顺事?’放齐日：·嗣子丹朱开明。’尧日：‘吁!顽凶，不用。’……众皆言于尧日：‘有矜在民间，El虞舜。’舜乃盲者子，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尧妻之以二女。”“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通‘避’）丹朱于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至丹朱而至舜，狱讼者不至丹朱而至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日：‘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但近代一些学者却认为，舜临死前也想把酋长职位给儿子，禹借口不能破坏传统，逼迫舜把职位让给他。这个时期，不管是谁占据了酋长职位，都传给自己儿子。

及至禹时，继续沿袭禅让制还是一改为世袭制，却莫衷一是。《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日：‘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司马迁的观点基本承袭《孟子》篇。《孟子‘美章》载：“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阳，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日：‘吾君之于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日：‘吾君之子也。”“‘启贤，能敬承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综上述，尧舜禹都是实行过禅让的，而且舜、禹、益均先后避让过尧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禹之子启，只因舜、禹、启均由于贤，方才得到诸侯的拥戴而践帝位。从此看来，当时禅让虽则是一种制度，但还得取决于继承者贤不贤，能否揽众心而定。

与此相反，许多史书上都记述：“尧舜传贤，禹独传子。”“尧舜皆传贤，及禹而德衰，不传贤而传子。”尽管有的学者辩解道：“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禹传之启，而启独贤。”按《竹书纪年》、《韩非子》、《战国策》之见，又另番面目。《竹书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而《战国策·燕策》则日，“禹传益，而以启任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这里并没提到启由于贤而受诸侯拥戴之事。夏启确实是使用武力，杀了伯益的，不久许多诸侯来都城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举行盛大筵宴款待他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臣服于启，不仅有扈氏反对，而且原来应该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东夷部落，也一直利用各种机会起兵攻夏。“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有扈以尧与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伐灭之”。值得令人深思的是，据《淮南子》记载：“有扈为启庶兄。”那么，他为什么要反对启杀益为帝呢?

禹是传位于益过的，但他是出于真心还是虚伪呢?现代有些史家以为，禹因为有较多的财产，较大的势力，他不愿意再将天下传于他人，暗中积极培植启的党羽和势力，传于伯益只是表面虚假之举。尽管启杀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讲道：“世袭继承制在凡是最初出现的地方，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而不是人民的自由许可。”

司马迁为何要以启贤受诸侯拥护而得天下来叙述这项史事呢?是启果真贤，还是为大人讳、长者讳，加以谥美褒掖之辞?翻检有夏一代之史书，自禹而外，传者绝稀。惟有二事古书多道之。一为益与启之事；一为羿与浞之事。益启之事，一以为天命归启，不归益（《孟子》）；另一以为益为启所杀（《逸周书》）。至今无法统一。

至于奴隶制的夏王朝，究竟以禹为始，还是以启为始，看来也有商榷之处。按《左传》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其为夏王朝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相传禹还曾铸九鼎，这九鼎历来被看成是国家的象征，凡拥有者方可成为天子。但有的学者提出异议。范文澜曾说：“战国以前书，从不称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称启为夏启、夏后启，这种区别还保存两人时代不同的意义。”OL记·礼运篇》以“大同”和“小康”来区别这两个时代，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我们区别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基本一致。禹是大同时代最后一个酋长。该文中述：“今大道（原始公有制度）既隐，天下为家（公有制变故私有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继位为当然）。”这个大同之世是“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所谓“小康之世”则是“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

鉴于夏朝遗址与文物，几千年来一直未曾发现。有关夏的历史均以古籍或传说撰写的。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据测，其时间早于商代文化，晚于龙山文化，估计相当于夏代，晚期延续到商朝，或许是夏时的先商文化；1976年，考古工作队又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了一座早期城堡遗址，据科学测定其时间和夏纪年相当，地址又在传说中的夏人活动地区。这个“东下冯文化”也很可能是夏文化。但有关启究竟是为何作了夏后这段史实，还有待于将来能发掘出更多的有关夏史资料文物来验证，我们拭目以待。

（余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