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3洛阳伽蓝寺读感（第1页）

3、《洛阳伽蓝寺》读感

刘知几《史通》五补注篇云：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赅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1]《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邵《齐志》之类是也。

顾广圻《思适斋集》一四《洛阳伽蓝记跋》略云：

予尝读《史通补注》，知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意欲如全谢山治《水经注》之例，改定一本，惜牵率乏暇，汗青无日，爰标识于最后，世之通才倘依此例求之，于读是书，思过半矣。

于是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即依顾氏之说，分析正文子注，群推为善本。吴氏自序其书云：

古本既无由见，未必一如旧观，而纲目粗具，读是书者，或有取乎？

然吴本正文太简，子注过繁。其所分析疑与杨书旧观相去甚远，唐晏因是有《洛阳伽蓝记钩沉》之作。其《洛阳伽蓝记钩沉》自序云：

昔唐刘知几谓《洛阳伽蓝记》“定彼榛楛，列为子注”。斯言已逾千岁，而世行本皆刊于明代，子注已杂入正文，无复分别，亦竟无人为料理出之，此书遂不可读矣。近者之江吴氏创始为之画分段落，正文与注，甫得眉目。然究嫌其限域未清，混淆不免，虽少胜于旧编，犹未尽夫尘障。鄙人索居海上，偶展此书，觉有会于心，乃信手钩乙。数则以后，迎刃而解，都已尽卷，未敢谓足揆原编，然较各本则有间矣。

仍甚可疑。近人张宗祥君之《洛阳伽蓝记合校本》附录吴本及唐本所分正文，并记其后。略云：

昔顾涧莘先生欲仿全氏治《水经注》之例，分别此书注文而未果。吴氏闻斯言于其舅朱氏，集证本遂起而分之。然极简略，恐非杨氏之旧。如杨氏旧文果如吴氏所述，则记文寥寥，注文繁重，作注而非作记矣。杨氏具史才，当不如此。唐氏复因吴氏之简，起而正之。然第五卷原本注文，且误入正文，则亦未为尽合也。盖此书子注之难分，实非《水经注》之比。苟无如隐以前之古本可以勘正，实不必泥顾氏之说，强为分析，致蹈明人窜改古籍之覆辙也。

张君于唐氏所定第一卷城内永宁寺条正文“东西两门皆亦如之”一节下附案语云：

“东西两门皆亦如之”者，言与“南门图以云气云云”种种相同也。今“图以云气”四十一字作注文，则“皆亦如之”一语，无归宿矣。

于第五卷城北凝圆寺条“所谓永平里也注”之“注”字下附案语云：

炫之此记本自有注，不知何时并入正文，遂至不能分别。此“注”字之幸存者，自此至下文“不可胜数”句，当是凝圆寺注文。钩沉本以此下一句为正文。

又于其附录之钩沉本正文城北禅虚寺条“注即汉太上王广处”句下附以案语，重申其说云：

此处“注”字幸存，即汉太上王广处六字，明系注文，不得误入正文。

寅恪案，张君之合校本最晚出，其言“不必泥顾氏之说，强为分析，致蹈明人窜改古籍之覆辙”可谓矜慎。于杨书第五卷，举出幸存之“注”字，尤足见读书之精审，不仅可以纠正唐氏之违失已也。然窃有所不解者，吴唐二氏所分析之正文与子注，虽不与杨书原本符会，而杨书原本子注亦必甚多，自无疑义，若凡属子注，悉冠以“注”字，则正文之与注文分别了然，后人传写杨书，转应因此不易淆误。今之注文混入正文者，正坐杨书原本其子注大抵不冠以“注”字，后人不复删去，实非全书子注悉以“注”字冠首也。鄙意炫之习染佛法，其书制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惠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代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于《洛阳伽蓝记》一书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此类杨书，证成鄙说，其余不复备论。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七、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八、支道林《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一一、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等，俱论合本子注之体裁。兹节录一二，以见其例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略云：

然斯经梵本出自维耶离，在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晋，有法护叔兰，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

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云：

余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云:

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答:“说戒。”不来者嘱授清净说！

据上所引，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例，可以推知。《洛阳伽蓝记》五凝圆寺条，纪述惠生宋云等使西域事既竟，杨氏结以数语云：

炫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

观今本《洛阳伽蓝记》杨氏纪惠生使西域一节，辄以宋云言语行事及《道荣传》所述参错成文，其间颇嫌重复，实则杨氏之纪此事，乃合《惠生行纪》《道荣传》及《宋云家纪》三书为一本，即僧徒“合本”之体，支敏度所谓“合令相附”及“使事类相从”者也。杨书此节之文如：

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道荣传》云：城东四里。

即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后所附子注之例。其“《道荣传》云：城东四里”乃是正文“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之子注也。又杨书此节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迦尼色迦]王更广塔基三百余步。《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

其“《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乃是正文“三百余步”之子注也。其余类此者，不胜枚举。兹仅揭一二例，亦如顾氏之意，欲世之通才依此求之，写成定本，以复杨书之旧观耳。夫《史通》所论实指惠生等西行求法一节，而吴唐二氏俱以此节悉为子注，张君无所纠正，其意殆同目此文全段皆是子注也。故自杨氏此书正文与子注混淆之后，顾氏虽据《史通》之语，知其书之有注，而未能厘定其文。吴唐张三家治此书极勤，亦未能发此久蔽之覆，因举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例，证成鄙说，为读是书者进一解，并以求教于通知古今文章体制学术流变之君子。

抑更有可申论者，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亦同一体裁，因经后人删削，其合本子注之体裁，益难辨识。至《水经注》虽知其有子注，而不知其为合本。前人研治者甚多，然终以不晓此义，无所发明，徒资纷扰，殊可悯惜。兹特附及之于篇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