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失踪的几个礼拜后吧,在警方那边的调查没什么进展之后。”
那时的我,对于周围人轻易放下这件事,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的表现感到震惊。我第一次演讲是在新闻播出的几天后,在一所高中的体育馆里。听众的椅子是本和我摆的,几十张金属折叠椅被我们一排排摆好,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仿佛全城的人都来了。他们人挤人地靠在垫子上,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说的每一句话。听了我的故事后,我感觉他们愿意竭尽所能、不顾一切地帮我找我的儿子。但一周后的另一场演讲上,人明显少了很多。那些志愿者一开始也很上心,他们负责收集热心群众提供的线索、分发传单,但只过了几个月,他们就失去了兴趣。他们厌倦了我的故事,很快就被新的故事吸引走了,毕竟我的故事已经是过去时,激不起他们内心一丁点的涟漪了。我开始考虑回复收件箱里无数封《真实罪案》的节目邀约。虽然我无法理解这些人对暴力和痛苦的迷恋,但至少他们在乎。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大,”我边说边往照片墙那边走,“只是把桌子上的一些东西搬到墙上,这样我就能看得更清楚。”
然后它就开始一点点扩散,仿佛拥有了生命一样,蹑手蹑脚地向角落蔓延、变异、扩张、生长,犹如失控的肿瘤。
“这些信息给你提供任何线索了吗?”
“大部分是麻烦。”
“麻烦?怎么会?”
眼睛扫过这些文章和照片的时候,我叹了口气。望着那张巨大的城市地图,我想起把那些深红色小图钉一个个插进去,然后退后一步看它时,自己的震惊。
“这些都是性犯罪者,三十英里内所有登记在案的性犯罪者。”我指着那些红色的图钉告诉韦伦。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当我发现他们已经蔓延到我们的街道、社区,我宛如一只被惊动了的、从巢穴里流窜出来的昆虫,我的后背冒出了一层冷汗。他们就像癌细胞一样繁殖、扩散,直到把整张地图都染成触目惊心的血红色。
“这些人应该都被调查过吧?”
“当然,那些所犯罪行比较严重的,”我指着打印出来并钉在旁边的表格对他说,眼睛一页一页地扫着表格里的姓名和地址,“猥亵未成年人、保存儿童色情作品、强奸。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罪犯,可警察只是排查了个大概而已。”
韦伦也站了起来,走近去看那张地图,也许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忽然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这些小红点似乎无处不在,他们可能是我们的邻居、同事,甚至是朋友。
“那你做了些什么呢?”他小声地问。
我没说话,安静地盯着那些红色的小图钉,脑海里浮现出守夜那晚多齐尔警探躲进树林里注视我的样子。
“我建议你不要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
“杂货店以前有个年龄比较大的男人,一直很喜欢梅森,”我面无表情地说,“那时候,他经常在围裙口袋里放些贴纸,在结账时送给孩子们。他的性格很好,我挺喜欢他的,以前我总是在他那里排队结账,和他聊一下……直到我在名单上发现了他的名字。”
韦伦没开口,等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多齐尔警探,但他却不以为然。他说仅仅靠我的一面之词并不能算正当的调查理由,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这让我觉得所有人都不再努力,不再关心梅森的案子了。于是有天晚上我跑去杂货店,亲自找他对质。”
我仍然记得他那时的表情,他冲着我笑,脸上的皱纹都被撑开了,然后他张开双臂,好像在等一个拥抱。而我的内心只有恐惧,一看到他,我便无法自控地咆哮着扑倒他,我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到身边所有东西上,直到其他店员从震惊中缓过神,冲过来把我拉到一边。
“公然猥亵罪。”我说着,眼睛依然盯着那面墙,说到他的罪名,我有些无法直视韦伦,“他当时喝了太多酒,在酒吧里摔倒了,之后还在警察面前撒了尿。就这样。”
我永远不会忘记照片里他蜷缩在地板上的样子,就像一个颤抖的球。回想起过去的种种,我甚至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认为他有嫌疑,也许我认为就是他,因为我注意到了他看梅森的眼神,他口袋里的那些贴纸,于是内心的那一小部分怀疑就把我往最坏的方面引导;又或许我只是在找一个替罪羊,一个释放我内心愤怒的出口。
那些愤怒积压得太久了,轻轻一碰便会炸裂。
“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韦伦说的话听起来像是出于礼貌,像是想不到其他更适合的说辞了。
“他没有提出指控,所以警察也没有为难我。但从那以后,他们不希望我再惹出什么麻烦了。没过多久,本就搬走了。我想这件事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吧。”
房间里突然安静得让人难受,于是我开始啃指甲,想找点事做。突然,我感到一阵撕裂般的刺痛,撕裂处渗出的血瞬间染上我的舌头。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职业?”我终于问了出来,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你怎么能忍受一遍又一遍地听这些故事?每当我去参加那些节目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我问自己,人们为什么会从类似我这样的故事中获得乐趣?”
“嗯,是啊。”韦伦尴尬地把额头上的一缕头发拨开,“我实际上开始做这个是因为,呃……因为我姐姐被谋杀了。”
他的话刺痛了我。我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有些喘不上来气。
我姐姐被谋杀了。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想法,这确实是份病态的工作。”
“她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现在才意识到,飞机上的谈话、电子邮件里的交流、那天的晚餐,以及今天的采访,在我们这么多次见面之后,我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一下韦伦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已经习惯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悲剧的主角,我从没想过问问别人有什么难言的痛苦。“你姐姐?”
韦伦耸了耸肩,回了我一个苦笑。
“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我从二十三岁起就一直调查的案子。”
我看了一眼窗外,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天空在太阳消失前褪成一种不太自然的橘色。这画面让我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三百六十八天里,我第一次没有像往常一样带着恐惧迎接即将到来的夜晚,而这种恐惧总是在我卸下防备、彻底放松的时候出现。这三百多个夜晚,只有我的思绪、回忆和灵魂陪着我,度过孤独难熬的时光。
而此刻,我看到了希望。
我感受到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虽然只有一抹微光,但它确实出现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韦伦和我的共同之处比我预想的要多。我们都是受害者,都用尽全力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寻着答案。我们都被悲剧玷污,被失去的东西定义,做不到别人希望我们做的事,也做不到忘掉过去,无法继续原来的生活。
他和那些警察、邻居以及观众不同,我知道,他和别人不一样。这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生意,也不是消遣或是工作。
这对他来说,是私事。